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看来，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自1899年起陆续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墟甲骨卜辞，证明至迟在殷商中期（约前14世纪），就有了初步定形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甲骨                       卜辞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录，间或也有少量其他记事文字。卜辞作者即殷商时期身兼神、史之职的巫觋。殷人迷信鬼神，凡事必卜。占卜涉及狩猎、农业、祭祀和战争等。卜辞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散文。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卜辞通纂》三七五）

戊戌卜贞，今日旦，王疾目，不丧明？其丧明？（《殷墟文字乙编》六四）

所记清楚、明确，事关雨水、农事、王目之疾，有疑问，有推测，有担忧。形式较为整齐，语句含有感情。这类作品，还有《易经》中的卦、爻辞。其共同特点是内容简单，形式朴拙，文辞省略，不成篇章。

       此外，在传世的数千件商、周有铭彝器中，也可见到早期散文的萌芽。铸器勒铭原为颂扬祖先功德，昭示子孙，永保政权代代相传。“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这些铭文保留了较早的史家记事文字，可说是史家之文的源头。如《小臣邑斝》和《丁巳尊》：

            癸巳，王易（赐）小臣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彡日，在三月。 （《续殷文存》下）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彝方，惟王十祀有五，彡日。（《殷文存》上）

其文辞虽仍简略，却能紧扣制作彝器这一中心，明确记述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内容涉及赏赐、祭祀或征讨，形式也大体一律。铭文特点大多如此。

商代彝器传世者不多，今存者多周铭。西周铸器勒铭为一时风尚，彝器之丰远过于商。内容既富，文字也大增，如《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余字，形式亦颇讲究。有的还杂以韵语，如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伐猃狁于洛之阳，立战功受赏于周庙，作宝盘以记之。主旨与商彝相似而叙事更详，不仅记事，而且记言，除首句外还一韵到底，体现了初期散文韵散相杂的特点。总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和商、周彝器铭文，都是散文萌芽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述的散文集是《尚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文字古奥艰涩，佶屈聱牙，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战国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学，亦无私家著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王官之学散入民间。于是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亦相继出现，散文因此得到了飞跃发展。这时散文的代表著作有孔子依鲁史修订而成的《春秋》，孔门弟子所纂辑的语录《论语》，以及史家之文《国语》和《左传》。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革，实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战国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处士横议，诸子争鸣。各家出其所学，自由论辩，于是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其中以儒、墨、道、法、纵横诸家最为活跃。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放言争辩，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散文作为记事、论辩和著述的有效工具，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活动的需要，发生了质的飞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章氏之言，虽未免夸大，但从散文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国确实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文章的变化空前，而且成就也远远超过前代。继《国语》、《左传》之后，出现了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继《论语》之后，涌现出《墨子》、《老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大批诸子之文，好似群星璀璨，相映生辉。其中最为杰出者，当推《战国策》和孟、庄、荀、韩之文。

   总之，散体文自殷商时期产生以来，随着历史前进的足迹而发展。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散体文由片段的文辞到详赡的记事，由语录体、对话体，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到了战国，散体文由幼稚渐趋成熟，出现了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中央集权，文化专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故“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秦之文章，今存者唯诏令奏议及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集权与专制扼杀了人们的文化创造精神，也阻碍了散文的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汉初之文，继承先秦遗风，尚能畅论直言，无所拘忌。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西汉鸿文”，和以枚乘、邹阳为代表的纵横之文，皆任气逞说，颇有战国文风。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章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尊儒之文。

   成书于武帝之世的司马迁的《史记》，代表着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无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以降，历代散文大家，如韩、柳、欧、苏、归、方、姚等，无不崇奉、效法《史记》；后世“古文运动”，也无不高扬《史记》之旗。其影响之深远，罕有可比。

到两汉之际，成、哀之时，以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为代表的作家，倡导经学复古、文章复古，所写文章不同寻常。

到了东汉，散体文之可称者主要有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散文成就也很可观。《论衡》颇有“离经叛道”的倾向。其文反迷信，反复古，反传统；针砭时弊，指斥世风，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东汉之末仲长统等人的文章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但文化思想却异常活跃，散体文也出现了新的气象。曹操开一代新风。他的文章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破了旧的传统，因而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曹操同时的孔融，以及曹丕、曹植和其他建安诸子的文章，皆“雅好慷慨”，无不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之文，继承了汉末魏初为文“通脱”的特点，持论锋锐而论说随便。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颇多愤世嫉俗之辞，体现了集权专制黑暗时代文章的特点。

西晋散文较有成就者，当数潘岳和陆机。潘岳善为哀诔之文，陆机时有“文章冠世”之誉。东晋最杰出的散文作者是王羲之和陶渊明。王文清新流畅，挥洒自如，有别于当时那些“溺于玄风”之作。陶文高标卓立，风格特异，具有自然和谐之美。

南朝时期，历经宋、齐、梁、陈几代，朝代更易频繁，士人的思想及文风变化很大。其间涌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散文作者，如鲍照、陶弘景、刘峻、吴均等，都有名篇传世。

北朝之文，可称者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章皆重气质，风格刚健清新。此外还有颜之推，是由南入北的作者。他们的文章融合了南北文化的某些传统，既有刚健之气，又有雅丽之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

魏晋六朝时期，文章趋于骈偶，骈体文蓬勃而兴。但散体文仍在变化中发展，成就可观。这一时期可说是散体文异彩纷呈的多变期。

到了隋唐五代，文章又由骈趋散。文风复古，渐成趋势。特别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益腐败。一些有识之士，目击时艰，志在变革。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把为文与救世结合起来，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他们借助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带领了一批作者致力于古文（即散体文），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他们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写作实绩，于是确立了散体文的基本体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写作规范，开启了散体文的新局面、新气象。

 然而至晚唐五代，散体文的发展进入低潮。古文中衰，骈文继起。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继承了先秦两汉和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创作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小品文，闪现着光彩和锋芒。

宋初骈文盛行，文风浮华颓靡。柳开、王禹偁倡导古文，为宋初古文运动之前驱。继而真正开创宋代散文新局面的是欧阳修。他当时名冠天下，实为文坛领袖。在其门下，聚集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著名文士，上下呼应，彼此推动，形成了一支远比中唐壮大的古文创作队伍。其影响之大，使得“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欧阳修传》）。北宋古文运动终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获成功，恢复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后世所称“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韩、柳而外，宋代占六位（欧、曾、王、三苏）。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散文作家，创作了奏议、策论、书信、序跋、笔记、随感、杂文、小品等大量传世名篇，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开拓了中国古代散体文发展的新路。

南宋理学流行，文章不免有“腐语”之弊。但国家偏安一隅，危若累卵，文人系心国事，救亡图存，亦多慷慨激昂之文。

金、元两代之文，上承唐宋文统和宋儒道统，正如元代王恽挽刘祁诗所说：“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从元好问到姚燧、虞集，大都如此。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四海鼎沸，满目疮痍。产生于元明之际的刘基的《郁离子》和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多为寓言、杂说。针砭时弊，颇见锋芒，继承发扬了中唐韩、柳等的“杂说”及晚唐皮、陆、罗讽刺小品的传统。但入明以后，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为文则多润色鸿业之作，歌功颂德，雍容有度，乃明初文风之代表。他的“馆阁之文”，实开此后“台阁体”之先河。

至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之文，大兴复古之风。“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标榜“文必秦汉”；“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亦主张为文“视古修辞”，摹秦仿汉。同时又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宣扬为文宗法唐宋，世称唐宋派;其实亦主张复古，且往往以八股文的眼光看待唐宋古文。其中成就突出者是归有光，他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情真意挚，委婉动人，真正发扬了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

至嘉靖、万历之际，先有“异端”李贽，倡“童心”之说，反“伊洛”道统；后有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为文标举“性灵”，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氏兄弟以宏道为代表，世称“公安派”。他们的文章，可谓新体小品，无论内容、形式，均新颖可观，为散体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公安派”之后，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此派不仅反对拟古，主张为文“独抒性灵”，而且提倡幽深孤峭，偏向“单情别绪”。散体文经“公安”、“竟陵”二派的革新，加上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人的创作，涌现出大量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潇洒自适、情采俱胜的短篇佳制，后世称之为“晚明小品”。这在散体文的发展史上，可谓标新立异，别开生面。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为文主张经世致用，且能放言无忌。但到了康、乾之世，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迭兴文字狱，以残酷镇压的手段，迫害文人，钳制思想。散体文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这时产生了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以古文正宗自命，提倡通经明道，继承孔孟、程朱道统。方苞提出“义法”论，刘大櫆标举“神气”说，姚鼐则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文论，成为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直至晚清末世，世变促文变，梁启超创建“新文体”，才给桐城派古文以沉重打击。到“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运动”兴起，古代散体文的发展便走到了它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