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全国首批特级教师霍懋征
“娘啊，娘啊，我的亲娘！您答应一声。”
这是霍懋征老师在前几个月忽然接到的一个电话，这使她十分惊讶：“我家里从来没有这个孩子。”
于是她问：“你到底是谁呀？能告诉我吗？”
“您就知道我是您的儿子就行了。您一定得答应！”电话里传出的声音特别激动。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当年教过的一个学生。”说起这件事情时，霍懋征老师的脸上呈现着幸福的笑容。
当老师是幸福的
霍懋征老师总是在说：“当老师是很幸福的。”在她的教师生涯中，与学生关系总是很密切，所以，至今仍然会有不少学生在她生日或是春节等节假日来看望她。
有一次聚会令霍老师很是难忘，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我任教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是他们的班长号召的，学生们都来了。这位班长告诉他们，霍老师要送给每人一份礼物，就是一张相片。当我一进去，学生们全站起来了，排成队，伸着两只大手准备接相片。当时我很感动，等到发完相片，我说：‘同学们，４５年前的今天，你们每人每天伸着两只小手，来让我检查卫生。而今天你们伸着两只大手，来接老师的相片。你们的这两只大手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据说在那次的聚会上，有一位学生当着众多老同学的面，给霍老师磕了３个头。为的是当年他咬了霍老师的手，而霍老师没有追究。
在采访中，霍老师对她的教育教学生涯做了一下总结。她记住最多的就是学生，感触最深的是与学生在一起的日子。可以说，爱学生是她的天性，教育学生是她的乐趣。
“从教６０多年来，教过那么多学生，最后我仔细地总结了一下，自己没有丢掉一个学生，也从没有罚过一个学生，没有给学生发过态度（北京方言，意思是发脾气。编者注），也从来不向家长告状，就用我的‘四心’，即爱心、耐心、细心、信心去教育我的学生。我总结出了一个至理名言：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有人说，北京实验二小是一个有名的学校，到你学校的学生都是好学生。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在“四心”中，霍老师把爱心放到了第一位，“因为没有爱心，后面的‘三心’就无从谈起。”
爱心是怎么来的
霍懋征老师解放前就从事教育事业，但直到解放后，她对教育的热情才释放出来：“解放前的学校没有教研组，教育教学方面的事只能教师们自己琢磨。解放后有了教研组，教师们就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教育学生了。在１９５６年，我被评为全国特级教师，是建国后的第一批。”
但“文革”开始后，“特级教师”的称号给她带来了麻烦：霍懋征老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监禁了１年零９个月。
“这么长时间不许我回家，我接受不了。有一次，他们突然让我回家了，结果到家一看，我１３岁的孩子被红卫兵给扎死了，倒在血泊里。１５岁的小女儿站在一边，吓傻了。家里没有别的人，东西被抄得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一直在问为什么。解放后，我一直在接受党的教育，我爱这个事业，我从来没有寒暑假。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说到这里，她的眼睛红了，眼中隐隐有泪光。同样让她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运动一来，学生们会突然发作起来，到处打砸抢。对于这样的一反常态，这位第一批全国特级教师怎么也想不通：她自己全身心教过的学生，怎么会对自己动手。
“他们让我推着独轮车运石头，如果推不动，倒了，就要挨打。这些事情我个人是无法解决的。但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主要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我们的教育没有起到育人的作用。”
从此，她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数学，改教语文。她认为，语文可以很好地让学生们认识到祖国是美丽的，祖国的语言、文字是优美的。霍老师认为，只有让学生获得了爱，才能让他们去爱别人。
爱的教育并非一帆风顺
让霍老师感到无能为力的，不仅有“文革”期间自己的命运，还有她接手的那些学生。她的学生并不如人们想象中一样听话。
恢复工作后，霍老师被调到二龙路钉子胡同小学担任班主任。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实验二小。并且，分给她的学生是学校里最差的。提起那段经历，她深感无奈。
“有一个学生被称为‘刀枪不入’，分到了我班上。小男孩没有读书的习惯，就知道胡闹。当时，他妈妈要到干校，爸爸要演出，没有人敢管他，我就把他放到了自己家里。我每天就用自行车驮着他上下学。他在家里听我的话，可一到学校就反对我。他这么做就是给其他同学看，表示他绝不屈服于老师，照样造老师的反。”
“我觉得无能为力了。他上课就捣乱，一下课就有老师们去找我，让我管管这个孩子。可是，我管他他就是不听。我不管他他就捣乱。他一跑，我就追。如果他跑丢了，我有很大的责任。他一看我站住了，就蹲下，等我往前一走，他就又跑了。这样他跑我追的持续了很长时间。每天都是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对他也感觉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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