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现代欧洲社会最普遍和最有影响的慈善机构和宗教机构,医院(Hospitals)是在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广泛存在的。医院的存在使基督教的“博爱—救赎”观念得以充分体现;捐助者与接受捐助者之间的社会价值在这里相互交换,因此,医院被视为“中世纪西欧慈善事业的典范。”
与现代医院相比,中世纪西欧社会出现的“医院”并不完全具有救死扶伤的医学诊治功能。它只是一个具有多种内涵的慈善机构——“凡怀着慈善关爱的目标为穷人、朝圣患病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衣食无着的人、身体患病者、穷苦的孤儿、弃婴、麻风病人、身患绝症的人以及其他值得怜悯的人等提供帮助的任何场所机构,都可以称之为医院。”
在中世纪语境下,“医院”可以说是一个包容万象的词汇——包括诸如施舍院、麻风病院、旅馆、收容所以及给患病者提供医学护理等许多机构的内涵。就其职能而言,30家医院中大约只有5家具备初步的医疗护理条件。
12世纪,“医院(Hospital)”一词正式出现。作为负有强大神学“救赎”功效的宗教慈善机构,它开始为西欧社会各界所重视。到14世纪,医院在欧洲已星罗棋布,在人口不足400万的英国,医院就有600多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拥有的医院甚至更多。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数量、规模不等的医院存在。捐建医院的社会力量除了教会、修道院等宗教团体外,还有包括国王、贵族以及行会在内的世俗团体。
在12~13世纪的英格兰,显赫贵族每年投入医院的资金规模约在5~60镑,像约克郡的圣列昂纳多医院和伦敦的萨维都是例外情况。他们积极捐建医院，是因为“教会的教义总是宣扬善行助人从炼狱进入天堂”。
尽管世俗力量出资甚多,但医院的管理仍掌握在教会和某些修道团体手中,其中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规仍是许多医院的指导法规。在当时数量众多的医院中,麻风病院几乎是许多地区的主体。“在瘟疫流行年代的高峰期,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建了200多家麻风病院,而法国约有2000家。”
进入14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医院的数量与职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规模较小的医院因地产收入与捐赠减少而被迫解散，或者并入其他大医院。15世纪,英格兰王国有100多所(约占总数的20%)医院破产关闭,剩下的一些也为其他宗教收容所或者大学学院所兼并。
与此同时,专门面向病人服务的医院因城镇国家的扶持而数量增多。在布鲁塞尔、亚皮尔斯和根特,市政当局把出资兴建医院作为救济病人、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在法兰克福和梅因,世俗民众紧密地依靠市议会在创建那些为病人、穷人和老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医院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中世纪西欧,医院是慈善事业的典范,大多控制在教会机关或修道院手中。以英格兰为例,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医院一般依附于修道院,其职责主要为宗教团体中患病的成员提供服务。
11~13世纪,它们开始与修道院相脱离,成为病人集中的重要机构;然而,它们对病人的管理所遵循的规章制度大多来自于修道院,常常是奥古斯丁修会章程。中世纪西欧医院大多规模不大,1位院长、几个修女(或教士)、大约12名左右的居住者以及少量勤杂人员,基本上就是医院的构成模式。
院长一般由内部成员推荐,但要经过所在地区主教的认可(主教不定期选派人员对所在地区的医院进行巡视监督)。由于院长地位重要,那些信仰不够虔诚、精神脆弱的人很难被选中担任。
根据服务对象和所属机构,中世纪医院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修道院医院,以向院内生病的修道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为主,有时也暂时接待外来朝圣者和周围的穷人、流浪者、乞丐等,对他们施予院外救济。
第二种是麻风病院,是西欧社会专门为收治麻风病人而设置的带有医学隔离性质的机构。当时西欧的医学对这种病并无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在基督教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参加各种宗教祈祷活动来进行“防治”。
为了防止麻风病的传染,病人基本上被拘禁于医院之中,由那些满怀爱心的修女(或修士)为他们提供日常的生活服务。高大的围墙使麻风病人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分别居住在单个房间里,在苛刻的规章制度下例行每天的宗教活动。
第三种类型的医院，则是以接纳穷人、乞丐、妇女、老人等特定群体为己任的医院。这些机构大多由富有的世俗信徒捐建,希望通过帮助《圣经》中提到的寡妇、孤儿、乞丐、朝圣者、流浪者等“上帝的穷人”达到为自己及其家族的灵魂进行祈祷的目的。居住在这些医院里的穷人多按性别集体居住,他们在院长的带领下,佩戴着专门的徽章,为捐建者的灵魂进行祈祷活动。
从修建地点来看,中世纪医院大多建立在城门、旅行者和朝圣者必经之路附近,既能为救助过往穷人提供便利,也可得到沿途经过富人的资助。这些医院规模不等,但大多为石头建造,一般有较大的厅堂,供人们举行集体活动或作为病房使用,一些重病者住在专门的小病房。
医院内部的服务人员除负有护理责任外,还有宗教责任,对病人的肉体和心灵予以同样的关心。为满足居住者日常宗教生活的需要,大多数医院都设有小教堂。小教堂通常位于长厅式病房的尽头,使病人们都能看到圣坛,听到弥撒。
随着病人增加,病房逐渐拥挤,十字形病房开始流行。这种病房的圣坛位于“十”字的中心,“十”字的每个“肢”是一个病房,这样便可以使四个病房的病人同时做弥撒。十字形病房既有利于宗教活动,也有利于通风和看护,护士可以看护比以前多三倍的病人。
与近现代医院相比,中世纪医院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的宗教性。无论医院的建院宗旨、组成人员、规章制度,还是捐建者的行为动机,都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
尤其是医院的日常活动,几乎都是严格遵照宗教程序来进行的。管理者与居住者每天都要参加例行的宗教祈祷仪式,他们希望通过此举加深对上帝博爱教诲的领会,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为来世累积善功。
为展现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中世纪医院在取名时多以上帝、圣母和圣徒的名字命名,服务对象也几乎都是《圣经》中所提及的穷人。究其根源,这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在这个宗教信仰高于一切的时代,“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斥着有关信仰的各种观念,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或一个举动都常常与基督和'拯救'有瓜葛。所有的思考都倾向于以宗教来解释私人私事,宗教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医院的宗教色彩，不过是宗教神学在社会活动中的直接折射而已。
与近现代以医疗保健为主要职能的医院相比,中世纪医院的慈善功能非常突出,它所提供的人道救助几乎涉及了医学护理、济贫、接待、休养、养老等诸多领域。它所接待的群体,除病人外,还包括穷人、寡妇、孤儿、朝圣者、乞丐、流浪者及残疾人等群体,服务对象多样化。
如1123年建立的伦敦圣巴托罗缪医院和圣托马斯医院，主要接收穷人与病人;建于1197年的圣玛丽医院，则为那些穷苦的退休神职人员和精神病人服务;圣主医院是为那些失去父亲的穷孤儿而建，而圣吉姆斯医院则是为伦敦的麻风病人专门修建。
中世纪医院大多提供的是免费服务,里面的管理者与服务对象要互相充满博爱之心,和谐相处,以利于双方灵魂的救赎。当然,并非所有的医院都是慈善事业的典范。比如一些医院出于自身实际利益的考虑，也会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
13世纪的一份协议里曾提到:有人将一块8英亩的土地给予剑桥的圣约翰医院,条件是自己有资格吃住在这个医院里,也可以穿着世俗服装出去进行自己的商业活动。这些事实使中世纪医院“慈善典范”的声誉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备受诟病。
中世纪医院虽然标榜博爱无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但由于各种现实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着宗旨与现实的巨大割裂。
以15世纪的英格兰为例,当时拥有各种医院约600所,但其收住人员的总数从来没有超过10 000人,不到英国总人口1%的一半,而英格兰的贫困人口远远不少于这个数字。究其原因,并非由于英格兰社会贫困,而是基督教在进行慈善活动时只讲动机不讲效果的观念所致。
慈善行为的效果,不在于施舍物品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做这件事时的真正动机。如果满怀爱心,即使施舍很少,也具有重大价值。“基督教道德和其神学一样,侧重于内心的信和爱。
这种强调内心的信和爱,轻视外在的形式和效果的道德观，构成了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唯动机论。在这种观念的支配和影响下,掌握着西欧三分之一以上的社会财富的教会,济贫的实际成果非常有限。
因此,中世纪西欧“纵有这些慈善事业,但是乞讨的情形却仍日益盛行”。医院及救济院试图供给全部申请者食宿,院门外不久就挤满了瘸腿瞎眼者、老弱者、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们“辗转于救济院间,悄悄搜寻一些面包和肉块”。可以说,医院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同时,中世纪医院也在组织机构与文化观念上为现代医院奠定了基础。
医疗医学史学家菲尔丁·加里森曾经指出:“中世纪医学史上的主要功绩无疑是建立医院、护理病人,其基础正是基督教的教导。”因此,建立医院、创办精神医疗机制、使医疗护理职业化,以及建立红十字会,所有这一切人道主义业绩的背后,都存在着基督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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