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军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029
近来读《宋史》，颇有感于宋代的士大夫对皇权之制衡。
我们知道，宋建国后，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王纲解纽，武将跋扈，遂推行以文治国的国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儒道之振，优于隋唐。史称宋之政治，为士大夫政治。
宋朝的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之基本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优礼士大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宰相须用读书人”“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这样的记载在史籍中俯拾皆是。最为关键的是，皇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史言，宋太祖有誓约，刻之于碑，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誓碑有无暂且不论，其基本精神却是贯彻执行的。二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太祖皇帝有言，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神宗时，大臣文彦博也言：“与士大夫治天下。”南宋陈渊又言：“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后来，“共治天下”的理念经士大夫进一步发挥，阐释为“共天下”。宋度宗时，更有臣僚言：“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独裁，要与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议裁决才能治理好。暗示着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士大夫政治如何对皇权加以制衡呢？措施有二：一曰理念，二曰制度。
制衡的理念
先看理念。隋唐一统，鉴古思治，但思想界是儒佛道兼重。“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学并非主流意识形态。安史之乱后，唐人“气骨顿衰”，思想界遂有巨变。唐中期至宋，就儒学而言，受佛道二教趋向心性理论建构的风气影响，亦有三大变化：一是治学方法从注疏传习转向义理探求；二是研治重心由外王转向内圣；三是清理儒学史，创立道统。自此，“道”作为儒家的最高追求便悬置在日常政治之上。道统高于政统。如何实现“道”？路径就是国家之君主与士大夫阶层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政。为了实现“道”，为了让国家政治臻于大同，君主必须与士大夫合作共同努力。所以在“道”的面前，君主与士大夫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这即是宋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论基础。宋代士大夫国家政治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更体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程颢曾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当时感到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又如高宗曾明确说道：“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在士大夫眼中，皇帝专权，大臣诺诺，此乃不正常现象。因而，士大夫要与皇帝共享治权。
制衡的制度
再看制度。一曰台谏制度。台谏者，御史台和谏院也。台官和谏臣通呼为台谏官、言事官或言官。宋人常常将台谏与君主、宰执三者并举，揭示台谏在中枢机构中举足轻重之地位。后人也称“宋之立国，元气之台谏”。儒家意识形态要求士大夫须道德自律，以社稷生民利益为重。宋代确有不少敢于谏诤者，以信念为精神支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使台谏系统正气凛然、威慑人心。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如宋太宗不仅多次鼓励臣下直言，并将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职业”，从制度上增强谏官的监察机制。士大夫们认为，皇帝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犯了错，就该批评。宋太祖曾迷惑于一女色，在群臣批评后决意摆脱，竟借该女熟睡之际亲手杀害。韩琦在审阅《三朝圣政录》时发现此事，大为不满：“此岂可为后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删去。毫不客气地指责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滥杀无辜。宋宁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士大夫们感到不妥。监察御史吴猎便上书，“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权，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判决。谏官王贽挺身而出，指责道：“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面对士大夫的直言极谏，仁宗还是很在意的，即言：“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宋人屡有谏人主易、言大臣难的议论，表明了皇帝纳谏、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
二曰封驳制度。此制唐代就有，至宋更为典型。一般来说，国家政枢的运转是皇帝与宰执等重臣群议，定下方针政策后，由秘书部门起草诏书，再交有关部门审核，之后再付诸实行。但是国家大事甚或皇帝私事并不都是由众臣议论而定。尤其是对一些并不合适的旨意，如何加以处理？这在公文制度上的体现，即所谓封驳制。封驳，简而言之，就是退还诏书，拒不执行皇帝意旨。封驳制的实行，显示了士大夫阶层高度的责任心和斗争精神。试举一例。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语，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宋理宗当然不愿意，劝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宰相也来劝说，牟子才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皇帝、宰相竟无计可施，只得罢休。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约束了皇权。
三曰史官制度。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将其编成起居注、时政纪、实录，最终载入正史，传之千秋万代。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在具体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邓润甫即上书道：“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说道：“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宋太祖时, 一位官员称有急事紧急求见。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大怒。该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恼火，举斧砸在他嘴上，打落两颗牙齿。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表示道歉并赐金帛慰问。
四曰经筵制度。皇帝定期不定期地要接受士大夫的儒学教育，此之谓经筵制度。如何培养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务，成败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加强对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权的又一种方法。年幼的宋哲宗去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讲官程颢即时以师尊身份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闻听，“亟掷于地”。直到下课脸色仍未好转。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养出的一个典型。他6岁受教于资善堂，9岁为皇太子，13岁即位。在位时间最长，凡42年；故而听讲读最勤，受教育最多。史称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其实正是出于儒臣的教育培养；所施为“忠厚之政”，死后定谥被誉为“仁宗”。史官范祖禹总结宋仁宗的丰功盛德“所可见者”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并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哲宗深表赞同。可见宋仁宗成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总之，宋享国三百余年，其政治承自汉唐以来之变化，而又大异之。就于皇权制衡而言，有其自身鲜明特点。不禁念及，对于传统政治文化，时人切莫仅以“专制”等简单词语泯灭其复杂性、丰富性。读《宋史》，难免生此慨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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