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异乡人替一群异邦人想像了蒙古草原的风土人情，于是，火了。《狼图腾》走的大抵是这个路子。但火了的事或人，容易被人肉——在当下已是宿命。不消说，穿帮镜头就被啪啦啪啦贴图了。多图，慎入。而最愤怒的反驳来自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郭发微博声明：狼贪婪自私、冷酷残忍，宣扬狼性是反人类的法西斯思想。狼是蒙古人生存的天敌，根本就不是蒙古族的图腾。
这一幕恐怕不是那位异乡人、来自北京知青姜戎小朋友所能预料的。因为在姜戎笔下，狼性，自由奔放、强悍进取，上述意象，正是作为农耕民族羊性的对立物，并予以热情讴歌的。殊不知，作者贬农耕褒游牧的立场策略（我相信这是作者精心选择的），恰恰冒犯了世界通行文明法则，政治上大大地不正确。我心向明月，奈何照沟渠。羊对狼的赞美，被狼细一琢磨，尼玛，原来是个高级黑啊。剧情反转的关键就在于此。
其实不难理解，也许你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笃信不疑，不过再大嘴的政治鼓动家也不会傻到站在纸箱上宣扬丛林法则。
问题是姜戎小朋友在给蒙古族乃至所有游牧民族贴标签时未及深思：天地不仁，无论羊还是狼，都是弃之不顾的刍狗。在生物意义上，它们是平等的。在历史的天秤上，羊性和狼性，都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舞台版，有强弱但无优劣。你当抱着万分的同情和理解，如若信口雌黄，说什么“农耕文明羊性太盛，柔弱不堪。要避免衰退，就得由游牧文明定期来给你输输血”，那么你便既羞辱了羊，更得罪狼。
黛玉固然气血不足，绵软得让人生恨，所以某个月黑风高夜，被焦大上了身搞大了肚子。此乃悲剧，起码不宜声张，你却将它编纂成一首文明史诗，可以想见，不但黛玉妹纸会用头撞墙，焦大也会恼得给你喂马粪的。
诚然，历史总是被涂脂抹粉，但打扮得有个限度，不能给男人隆胸，算作一条。解读时跨过了这条线，哪怕是强势文明也不会买你账。
蒙元灭宋，满清入关、崖门之役、土木之变，作为已然发生的事，该以慈悲之心思之念之。可你非但对神州萧条，生灵涂炭视而不见，且罔顾事实，把“打谷草”环保成“我是来成全你的”。哪怕我是一个草原人，如果我信守基本的文明共识，我也肯定会对你的居心生疑。
尊俯强者，是人性中可以原谅的幽暗之处。在铁蹄和屠刀的征服之下，奴性话语会变成日常叙述。鲁迅早先就讥讽过那些张嘴闭嘴“我们的汗”的朋友。而在钦察汗国统治时期，俄罗斯农夫会在鞑靼士卒糟蹋他婆姨时生出些苦涩的幽默，他说“鞑靼人的蛋蛋沾到地上的泥巴”。
然而，在飞船已经把人送上月球的时代，还在把“野性的呼唤”鸡毛当令箭。那么这暴露的，或是见识肤浅，或是动机叵测。
如前文所述，贬农耕褒游牧的立场，是作者精心选择的。作为一个汉族作家，站在游牧民族视角，以双倍口径对农耕文明进行抨击，貌似大逆不道，但这在当今的意见市场却是一种最安全的营销策略。国民性批判嘛，怎么用力，都不会显得过猛。更何况，这还能体现汉民族宽容大度，本来就羊性，爱怎么消遣，悉听尊便。张承志无论怎么埋汰汉族不洁，也没见哪位汉族作家站出来自证清白。
所以，《狼图腾》的立场选择是铆准了一个包赚不赔的大方向，小说的销量和电影的票房，可资为证。从这个角度说，姜戎的确是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一个真诚的文明史写作者，干了一票只有文化投机商才能干出的大买卖，羊吃饱了草，狼吃够了羊。
不过抱歉，投机者致命的遗憾在于其获利的短期性和局部性，他可以暂时把羊和狼都摆平，他也永远摆平羊，但，他不能永远把羊和狼都摆平。你说狼吃羊是个事实，你说狼吃羊有合理性，羊认了，狼也认了，可是当生物圈不断进化万物都走上“现代文明狼”（此乃作者生造的概念）的道路时，狼会反问作者：你凭啥把我当年吃羊的事写成先进事迹？
你不是托尔斯泰，能将你看到听到的故事议论一番，提炼升华为历史哲学。妄议羊和狼，让人听见了，会告诉赵忠祥的。人生天地间，以任何一种动物来譬喻都是不恰当，在修辞上当万分谨慎。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以人的名义达成共识时，你若还在用家畜或者野兽来贴标签，纯属没事找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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