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之死的价值与意义，数百年来，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王廷相认为方孝孺是在用牺牲他人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流芳百世和天下美名，是自私自利，死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即使当下，知名学者资中筠也曾专门撰文将方孝孺与布鲁诺二人之死作比较，认为布鲁诺是为真理而死，而方孝孺是为愚忠愚孝而死。方孝孺是一位悲壮的殉道者。他所受到的帝王礼遇，他所成长的家乡氛围，他秉持的家学传统，以及自身深厚的儒学修养，再加上面对明成祖朱棣这样一位暴君，在强权政治面前，他别无选择，不得不死。
方孝孺生于1357年，比朱元璋小29岁，比建文帝年长20岁，比燕王年长3岁。他的一生和明初三位皇帝都有交集，这也成就了他大喜大悲的人生境遇。
方孝孺曾两次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朱元璋对他很礼遇，也很欣赏他的才华。
第一次见面是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方孝孺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此时他才25岁。对于这位举止端庄大气、学识渊博深厚的谦谦君子，朱元璋极为欣赏。
因为方孝孺强调施仁政，与朱元璋当时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风格不相投，朱元璋认为方孝孺年轻还需要历练，因此这一次见面并没有授予方孝孺官职，而是将其礼送回家。之后不久，方家与仇人争斗，方孝孺遭人陷害，被押送到京城审判。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没有询问便以皇上之尊开释方孝孺。可以推断，此时方孝孺对朱元璋的救命之恩必定是感恩戴德。
第二次见面是在10年之后，方孝孺再次被举荐到朝廷，受到朱元璋的召见。朱元璋仍认为此时还不是使用方孝孺的最佳时期，于是另谋其职给他。
朱元璋不重用方孝孺，并不等于不想用或者不愿用方孝孺。个中原因，首先是明朝初立，政权还不稳定，还不到仁义治国时候；其次是朱元璋想把方孝孺留给自己的儿子、当时的太子朱标使用。朱元璋有恩、有礼于方孝孺，所以方孝孺必定铭记于心。
在建文帝时期，方孝孺无论事业还是荣耀都走向了人生巅峰。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
一是尊崇为建文帝之师；
二是修纂史书，招揽人才；
三是成为建文帝的贴身谋士；
四是朝廷讨伐燕王的计谋、檄文多出自方孝孺。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发动靖难之役。
对此，方孝孺也甚为惬意。其有诗云：
斧扆临轩几砚闲，春风和气满龙颜。
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方孝孺对朱元璋和建文帝颇怀知遇之恩，是这两位皇帝让自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给自己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让自己达到了人生和事业的高峰。所以在燕王朱棣造反、建文帝死难之时，方孝孺可以舍弃性命，为皇帝殉节，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方孝孺时属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14岁之前都在宁海生活。鲁迅先生曾经评价方孝孺颇有“台州式的硬气”。鲁迅先生的这六个字，很精炼地描绘了宁海人的个性，点明了宁海的精神。
自古浙江就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而宁海位于浙江省东部，北有天门山，西北有龙须山，仅东部地势平坦，全境呈西高东低之势。方孝孺曾在自己的文集中，特别提到宁海民风淳朴，百姓爱好诗书，安居乐业。
北宋时罗适，被誉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他毕生不肯俯仰权贵，敢于革除陋弊，矢志“为国为民”。
南宋时的郑霖，曾任江西南安军教授，后历知赣州、苏州、安庆、平江等地并兼淮浙提点刑狱和发运使等，他秉性刚正纯良，任官治事励精图治，每忘个人安危，疏浚水利，赈济灾民，发展生产，政绩斐然。郑霖后学叶梦鼎官拜特进右丞相兼枢密院使，与贾似道斗争不辍。史称他以“孤忠抗大奸”，支撑危局。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注重民族气节，不因元朝的怀柔政策而易节归顺，举家隐居山村，“青衫不受折腰辱”。他身遭宋亡之祸，著作中常有批判投降派的论断发人深省。
乡贤给方孝孺树立了一个榜样，产生较大的影响，他们的事迹、品格个性和乡亲们的尊重议论，都给方孝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台州这一硬气民风，无论是方孝孺之前还是之后都得以延续。清代乾隆年间台州诗人戚学标曾写过《台州八忠祠歌》赞扬在“靖难事变”中死去的十几位台州人氏，号称“八忠十烈”，感叹“忠义不易得，得之况一乡。伟哉革除年，八公先后慨以慷，梓里千载生辉光”，并为家乡的忠义风气感到骄傲：“洪武养士十三载，可无义士扶伦纲。君不见，赤城郡中忠烈气，蒸作彤云万丈茫！”“赤城郡中忠烈气”就是台州硬气最好的写照。
正是台州江南地域的硬气、骨气和士气，对方孝孺的成长影响深远，方孝孺“台州式的硬气”，不仅仅是自身性格使然，更重要的是家乡贤达的影响和家乡风气的浸染。
所以在面对生死选择，在关乎仁义的时候，台州人身上的硬气，乡贤的刚正就在方孝孺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不难理解。
方孝孺家四代从儒，家风很好，他自小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而儒学最为标榜的，就是风骨、节操和德行。所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其中“德行”分量最重。
方孝孺的高祖方重桂，乡贡进士，有学行，学者尊之曰介轩先生。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烱，曾任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教谕。曾祖母叶氏，亦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宋右丞相叶梦鼎之从曾孙女。其父方克勤，历任县学训导、济宁知府，乃洪武年间著名循吏。方克勤不仅致力于理学的钻研，并且对天文地理、礼乐刑政、儒学经典，以及历朝历代典章名物、墨客骚人的作品，无不了然于胸。
方克勤很注意培养方孝孺。在方孝孺3岁时，方克勤就用儒家经典为他启蒙。方孝孺5岁时，即能背诗、写诗，9岁时便已通读五经，10余岁时已能“读书十行俱下，日积寸许”。13岁那年，方孝孺就被附近的人请去担任塾师，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方孝孺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父亲方克勤的精心培养。方孝孺深厚的儒学功底，亦离不开父亲潜移默化的教育。特别是为人做事的刚正不阿，其父影响最为强烈。父亲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成为他人生的指路标。
另外，他的硬气也影响到亲友。他被捕入狱后，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尤其是两个女儿，她们殉节时，年龄都很小，但懂得与邪恶抗争，以死明志。
这样的家族风气，决定了方孝孺在朱棣谋反篡位之际，不会向恶势力投降变节，不会因个人的苟活而牺牲家学儒风，这也就注定了其悲剧命运。
方孝孺是个儒家理学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他师从理学大儒宋濂，在宋濂的教导下，方孝孺成为明初理学的传承人物，他以儒学的正宗自命，处处遵循理学的主旨，堪称元末明初学风的代表，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对于传统儒学精神的执着，是方孝孺正学思想的体现。
方孝孺是为遵守儒家礼制而死，他是为文人士大夫的气节而死。胡适说：“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
方孝孺的激愤导致残暴的朱棣诛十族，从而成就了方孝孺的忠节，也让朱棣自己从此背负一世的骂名，永世不得翻身。
实际上，方孝孺的死，既与朱元璋、朱允炆两位皇帝的赏识有关，也与他生长地域——台州式的硬气有关，还与方氏家族代代相袭的家风传承有关，更与他坚守的传统儒学精神有关。
方孝孺必须死，他是一位悲壮的殉道者。他的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方孝孺，不死，苟活，只是成就一个小我；死，悲壮，成就的则是大我。而这种大我，这种“以一身抗万乘之威，虽九死而不悔”的气概，才可以得到世人的景仰和尊重。他的这种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精神，刚正不阿、抵抗强暴、以身殉道的精神，天地正气，浩然长存，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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