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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如何评价他的气节和著作，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在于论者所处的时代、地位、立场不同，而论者的学识也有高下，见仁见智，实属正常。现摘录古今一些学者有代表性的若干观点和论述于下，供民众阅读思考和分析研究，还可以扩展阅读范围，有重点地阅览明代以来有关方孝孺的史料和研究著作，包括当今方孝孺研究网站发表或转载的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感兴趣而又有价值的论题撰写学习心得和研讨文章，从而带动方孝孺研究单位或方氏后裔们举办方孝孺思想著作讨论会，交流学习研究的心得体会，甚至开展不同观点的辩论，以期把方孝孺及其著作的学习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使之成为国民道德思想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对方孝孺的一生及其著作的评价，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一概肯定，更不能全盘否定，而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方孝孺所处时代及其作品和行为的实际出发，既充分肯定他“刚正不阿，以身殉国”的精神及其著作的重要价值，也指出他的思想和著作中的不足和局限。
古今学者论方孝孺摘编
《皇明献实》的作者袁袠：“方孝孺之于文皇，汤武之夷齐也。”（[明]袁袠：《皇明献实》卷六《方孝孺》）
《皇明表忠记》作者钱士升肯定孝孺的忠，但又认为：“孝孺十族之言（诛），有此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而万乘之威，亦于几殚矣。”（转引自《国榷》卷一二）以为“诛十族”方本人也有责任。
许相卿亦认为孝孺之死，诛十族，自身脱不了干系：“乃后文庙言及孝孺，辄愤愤顿足不能平。当时渎犯口语，可想见矣。”（转引自《国榷》卷一二）
王廷相认为孝孺之死乃是愚忠。何谓愚忠?“忠之过者” （转引自《国榷》卷一二）。王廷相批评道：“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转引自《国榷》卷一二。）指责孝孺“轻重失宜”，并举例说，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捕，坐牢数年才死，但并不影响后世对文天祥民族气节的肯定、歌颂。
明后期著名思想家李贽，对孝孺的过激言行导致诛十族，也颇不以为然。他以山西清远戍卒罗义为例：罗义曾上书燕王，“乞早息兵归国”。燕王置之不理。他又赴京上书，要求朝廷“息兵讲和”，被逮入大狱。靖难之役后，朱棣提升他为户科给事中，不久擢为湖广右参政。李贽借此议道：“此卫卒见识，胜方正学十倍，人亦何必多读书哉?呜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汤之世界，付与讲究《周礼》、精熟《大学衍义》之大学生，不四年而遂败。可畏哉，书也。”（[明]李贽：《续藏书》卷七，《山西清远戍卒罗义》。罗义事见黄佐《革除遗事》六）把孝孺的以死抗争仅仅归结于书读多了，把靖难之役的失败也归之于知识太多了。
到了清代，肯定方孝孺者大大多起来了，这与满族入主中原的背景大有关联。
黄宗羲说：“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若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於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於天下矣，悲夫！”又说：“先生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谓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义利之辨；谓圣功始于小学，作幼仪二十首；谓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仪九篇；谓王治尚德而缓刑，作深虑论十篇；谓道体而事无在列，杂诫以自警。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明儒学案》卷四十三）黄宗羲把方孝孺列在《明儒学案》“师说”之首，除了推崇方氏的人品学问，更是有感方孝孺所代表的儒家社会政治现想的崩溃和失落以及此后文人士大夫气节的沦丧。
钱大昕亦赞扬方孝孺曰：“读《溪喻》而知先生之学之源，正以不尝自高而所得益深也。世徒见其舍生取义，浩然与日星河岳争光，而不知至大至刚之气，直养无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矫强愤激而为之。斯为圣贤素位之学，与侠士武夫慷慨于一时者，气象大不侔矣。”
到了现代，最具代表性的是胡适，他对方孝孺杀身殉道赞誉有加。他指出“方孝孺是明初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外国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悼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时，也肯定了方孝孺所具有的“台州式的硬气”。他说：“他（柔石）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郭沫若在参观方孝孺墓地时为之题词曰“方孝孺骨鲠千秋”，并且写诗赞之：“棱威一代明成祖，骨鲠千秋方孝孺。纵使舌根能断绝，依然有口在吾徒。”（《咏史》）
在当代，也有一些人对方孝孺的以死抗争的气节不以为然，认为“方孝孺悲惨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他为此而连累、祸害“十族”，是不值得，是自私，甚至说方孝孺为了表现自己的气节，竟然把家族搭进去，不惜牺牲十族800多人的性命，“把众多的无辜的人当“劈柴”烧，来照亮自己！”责问方孝孺：“你为什么要说十族呢？这不是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吗？如此草菅人命，有何可褒？”更有甚者，还把他斥为“冷血”，骂他“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误国误君误身的庸碌之辈”。
当然，有更多的人不同意上述视方孝孺的坚持气节的行为是“残忍”、“冷血”之类的说法。有学者忿然指出：这种议论乃是对方孝孺本质精神的极大亵渎。它的根本势利性在于不顾及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而只在乎自己貌似成熟的事后诸葛，并以简陋的道德诘难来渲染方孝孺对人情的冷酷，似乎诛灭方孝孺十族的不是朱棣皇帝而是方孝孺自己。其实，对当时的社会来说，王道就是真理，其性质就像我们现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国策，是那个时代不容置疑的至上理念，所以方孝孺拼死维护王道，是一种大节，是一种甘在信仰的祭台上献身的精神。要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转换成当前的历史情境。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战争年代里一名共产党员被捕，敌人以杀害他的亲人们的方式逼他招供，但他没有屈服，最终牺牲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而保全了党的机密。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要指责他有失残忍？是不是也要讨论他是贤还是愚？许多学者高度评价方孝孺之“硬气”的意义。有一学者在《比苏格拉底更悲壮的死亡》中指出：“我们在方孝孺身上看到了追求正义、济世救民的正直性格和知识分子的美德，也看到了他为了正义和自己的信念，不畏强权，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我想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从古以来从来不少这样的仁人志士，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不吃美国面粉的朱自清，蓄须不给日本人唱戏的梅兰芳，还有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先烈们。我不赞同有些人说方孝孺是愚忠，我想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总要有原则和精神的，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可以大写的人，这样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不过，方孝孺在君臣关系的认识上这一点上不如他之后的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有识见。虽然他们也并未否定君臣纲常，但他们在肯定君臣纲常之时，引进了新的参照系，通过把君臣纲常与万民忧乐、与民族兴亡相比较，指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进而指责独私一人一姓的君臣大义：“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的观点与黄宗羲一致。顾炎武一是要区别亡国与亡天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正始》，第471页）亡国只是改朝换代，只关系到一家一姓的事；亡天下则是民族的生死存亡，民族文化的存亡，是全国人民之事。二是要区别对之。这就是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原话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出处同上）潜台词是忠于一朝一姓的君臣大义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最高正义了，不值得为之去献身。
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方孝孺辅佐建文改制，推行他一贯主张的仁义治国，实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安定，让百姓安居乐业；而“纯则过之”的传统理学思想，使他必然成为封建“法统”的卫道战士，对“三纲易位四维不修”的对立态度必然使他不满藩王以军事武力问鼎神器的“犯上作乱”，而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念于不悔，最终演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舍生取义的壮举，成为千古不朽的英雄人物。这种崇尚气节的品质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虽屡经磨难而不败的根本之所在。
一些学者强调指出：对于方孝孺的气节，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及其本人的经历和思想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的判断。无论如何，方孝孺那种不为封建强权所屈，刚正不阿的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戴林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得好：“一个地方的魅力在于特色，一个地方的特色在于文化，一个地方的文化在于生命，而一个地方的生命在于精神。'宁海精神’是宁海独具的精神风格，体现了宁海的人文风貌和文化底蕴，是宁海地方的灵魂和宁海人民的精神支柱。'宁海精神’看起来是抽象的，其实，它无不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宁海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内涵丰富的'宁海精神’中，'台州式的硬气’是历代宁海人最鲜明的一种精神特性。将这一精神演绎到了极致的，是一代名臣方孝孺。方孝孺忠诚耿直、刚正不阿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宁海人，发展到今天，它已成为在所有宁海人血脉之中流淌着的一种可贵血性，并通过宁海人的为人、为事、为文、为艺等表现出来，为世人所尊崇。”
有关方孝孺的咏史诗二首
谒侯城里有感
明·谢铎
我忆侯城人，不见侯城里。
悲风忽何来，令人泪如雨。
侯城西薄山，侯城东逼海。
西山不可饿，东海不可死。
千秋万岁心，凄恻竟谁语。
惟应剑光血，夜夜冲斗起。
[注释]
本诗为悼念方孝孺而作，对他的一片忠心，至死不渝的气节深表敬佩。侯城里:地名，在浙江宁海县卧龙山下，即方孝孺故里。
谢铎（1435—1510）：字鸣治，号方石，浙江太平（今温岭市）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进侍讲，所擢南京国子祭酒。经术深湛，文章有体要，与李东阳交游，诗属茶陵派。着有《谢译集》并编有《赤城论谏录》、《赤城新志》等。
薄:逼近，靠近。
西山二句:意指方孝孺虽对旧王朝坚贞不移，但绝不学伯夷叔齐隐居避祸，饿死西山，或自沉大海。
千秋句:指方孝孺对建文帝一片耿耿之心。
惟应二句:意指方孝孺虽死，但他一腔正气，直冲斗牛，永远不灭。斗，星名，即北斗。
方 正 学 祠
清·钱大昕
噀尽常山舌血红，读书种子果推公。
一门都入全归录，五尺羞称靖难功。
煮海久知刘濞志，劳军难得亚夫忠。
长陵金碗今零落，尸祝何如老秃翁。
[注释]
钱大昕（1728—1804）清代学者，诗文家。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后入直上书房，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治经方法治史。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被誉为“一代儒宗”。所著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
噀:喷水，此指喷血。
常山舌：唐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安禄山叛乱，城陷被执，骂不绝口。禄山割断其舌，问：“复能骂否”杲卿不屈而死(事见《新唐书 忠义传》)。此以颜杲卿事喻方孝孺宁死不屈。
煮海二句：以刘濞喻朱棣，以周亚夫喻指方孝孺。刘濞: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刘邦兄仲之子。初封沛侯，以骑将从高祖破英布军，封吴王。在封国内减轻赋役，大量铸钱，煮盐，招匿其它邦国亡命和“任侠奸人”，扩张势力，图谋称帝。景帝据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国封地时，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叛乱，为汉将周亚夫所败。逃到东越，被杀。亚夫:即周亚夫，沛县人，周勃子。文帝时为河内守，封条侯，景帝时为车骑将军，以军令严整闻名。吴楚七国之乱时，迁太尉，统汉军击败吴楚兵，平定叛乱。后以其子私买御物下狱，不食而死表其忠心。
长陵:陵名。汉高祖刘邦墓地，故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尸祝:立尸而祝祷之，表示崇敬。尸:古代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引申为崇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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