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
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存世作品有《水木清华图》《荷花水鸟图》等。
朱耷的艺术作品比常人带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复杂的精神内涵，其内心深处的难言之痛与愤懑抑郁，均借助笔墨而抒发出来，以极具个性的奇简冷逸的风格，强烈地抒发了遗民之情。他以山水画寄恨，“因心造境”，意境苍凉凄楚，笔墨沉郁含蓄，使人有“墨点无多泪点多”之感。其作品中拟人化的鱼鸟、险怪空灵的构图、简约含蓄而充满孤独幽愤感情的笔墨，在内容与形式上已臻高度统一。他的画构图简约，水墨淋漓，运笔豪放中有温雅，不拘成法，自成一家，臻文人画最高典范，也因此对后世艺术家影响极大。
朱耷六十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
八大山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花鸟画、山水画和书法艺术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以致石涛称之为“书法画法前人前”。八大山人的成就及其取得的原因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称为萌芽期、突破期和成熟期。
萌芽期。正是他在国破家亡遁入佛门的后期，虽说作画是为了“漫将心印补西天”，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但八大山人少年时代在家庭熏染下打下的基础，逃禅生活对艺术思维的启示，使他的花鸟画天赋在学古而化中初露端倪。
突破期。八大山人还俗后，由佛徒变成画家对花鸟入微的观察，为其独特艺术意象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遗民意识在癫狂背后与日俱增，促成了前古所无的不乏拟人化色彩的夸张变形的艺术意象。其艺术个性得到更充分的显露，表现在花鸟画作品中约有三个特点：一是在物象的描写上，既精妙入微地刻画了昆虫的生动情态，又适应了强烈表达感情的需要而大胆使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树如“T”形，鸟为方眼，造型奇古，出人意表。二是在笔墨表现上，尽管仍有取法前人的蛛丝马迹，但更加奔放有力，简洁淋漓，已有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效能。三是布局上大胆剪裁与分割空间相结合，画内与画外相联系，天骨开张，气势博大。只是和成熟期的作品相比，不少作品简率有之，含蓄不足，甚至有的作品在情绪的驱使下，用笔显得急促和躁动。
成熟期。处于八大山人的晚年。这时，从小我中挣脱出来的八大山人，去掉了一切心灵苦闷，全身心地投入了与大化同一的艺术世界之中，在领略大自然的永恒活力与不息机趣中，实现了物我合一，超越了具体时空，获得了精神自由，其花鸟画也呈现出凝重、洗练、朗润、含蓄、雄浑、朴茂、静谧、空明的风格特点。
上述成就，使八大山人成为中国写意花鸟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八大山人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讲求书法式抽象因素的吸收，不脱离绘画造型形象的具象功能，善以篆书式的含蓄有力的笔法入画，又能使简赅而内蕴的笔墨与形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相当高强的“应物象形”的造诣，又善于以夸张变形的幻化加强个性与感情的表达。正是这种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在书法与绘画之间、在形似与变形之间的取舍，使八大山人的写意花鸟画创造了笔精墨妙却又形象独特的风范。他的笔墨与造型双赢的艺术，是高度浓缩的、是精气内敛的、是直观可视的；既在直观可视的形象中凝聚感情、思想与个性，又在画外的广阔时空中寄托了安身立命的希冀。
通观八大山人花鸟画艺术萌芽、突破、成熟以至取得卓越成就的过程，可以看到，他如果没有遇到家国之变、没有悲剧身世、不产生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他的思想感情艺术趣味也就很难有别于晚明的一般文人士大夫。不会继承发展个性派的传统，就不会形成他那异常强烈的艺术个性，不会产生必须诉诸夸张变形的艺术形象以疏解内心积郁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遗民的境遇与遗民的感情是导致八大山人突破清初正统派规范的必要条件，这从突破期的八大山人花鸟画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八大山人花鸟画的成熟，又与他在贴近大自然中汲取生机，在接近下层民众和民间瓷绘中感受活力，在摆脱遗民意识的局限中认识艺术创造的自由精神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八大山人艺术成就的取得更是超越遗民情结的结果，成熟期的花鸟画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艺术获得三百余年来重视艺术规律者的瞩目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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