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生息银两制度最早出现在何时，并没有确切记载。但台湾学者，如潘敏德、罗炳锦都认为生息银两制度出现在雍正元年，而大陆学者，如张建辉、韦庆远则认为是这种制度康熙初年便已经存在。笔者查阅资料，为大家按康雍乾的顺序来介绍一下生息银两制度。
1、康熙时的“生息银两”
康熙时的“生息银两”，主要是指政府用来生利的银两，并不占主体地位。康熙时的“生息银两”主要是借大笔“生息银两”给兼充商人的官吏或者民间商人，每一笔银两的利息率、款额、还款期限等都由康熙本根据实际情况、或亲疏远近来决定，可以说这是政府的一种特殊照顾。
生息银两主要用于三个领域：
第一，铜钱铸造业。拨给银两给铜钱铸造业的商人或者工匠，这样可以保持铜钱上市量的充裕，稳定币值、稳定物价。
第二，盐业。这是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支持与控制。
第三，内务府官员。 拨给内务府官员生息银两，可以供他们兼营商业，这是康熙帝对这些官员的额外恩惠。
除此之外，康熙时的“生息银两”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八旗官员的生计问题。
这种政策初起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因为康熙时期的“生息银两”过于纵弛和宽滥，导致康熙后期，已经出现严重漏洞，以至于康熙五十六年，有盐商再请借银两时，被康熙断然拒绝。
2、雍正时的“生息银两”
雍正时的“生息银两”走向制度化，整个体系也更加完善。在康熙时“生息银两”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雍正会将生息银两所获得的收入赏赐给官兵，以至当时的总督、将军一致认为这是“于今特见之旷典”。
除此之外，雍正时主要将“生息银两”用来解决八旗官司兵的困难，而不只局限于康熙时的八旗官员。《清世祖实录》中有关雍正元年四月的一段记载，“命发内库银九十万两交于诸王大臣，分派八旗及包衣三旗，令属下官员营运生息，以备各旗护军校、骁骑营、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步兵等、有喜丧之事，俾得永远沾恩。”
可见雍正时期的生息银两政策主要对象是下级武官司和马步兵丁，其后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驻防八旗及各省督府提督标下兵丁。而到雍正后期，还开始用于其他公益或者公务支出。
3、乾隆时的“生息银两”
乾隆当政后，认为“生息银两乃国家加惠兵丁之特恩，非正项钱粮可比”，因此对此项制度并没有雍正那般重视，以至在乾隆三年时明确规定“嗣后各省督府提镇，每年咨达兵部，兵部逐一查核，一省汇为一折”，此后乾隆十一年开始，就开始逐步撤销生息银两，但因为此时生息银两已经牵涉到上百万官、兵、吏、役人等福利的切身利益，因此撤销过程相当缓慢。
其后到乾隆三十五年，清政府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将银两借给濒临破产的盐商、铜商，以及政府的某项专款、或者民间缙绅、祠堂、会馆等。
此后一直到道光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政府拨出的生息银两大幅度减少，其用途也只要用于军费开支、皇室开销、赈灾等。到了光绪、宣统年间，生息银两彻底没落。
1、对清政府财政的影响
随着从八旗官员、到八旗兵丁、再到政府各项开支，生息银的使用范围的扩大，使得生息银成为朝廷和地方增收和重要手段，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后期一是废除了对官兵的恩赐银两，二是给商人带来的利息负担越来越重，导致商欠息银的情况大量发生。政府财政收入也随之大量减少。
2、对财政思想的影响
清代财政一般都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也就是财政收入要大于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必须在财政收入的范围内安排调用。
早期的生息银两制度确实遵循这一原则，但到乾隆中期，所收息银已经不敷支出，所以原定的赏银也相应减少，这些都体现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
但不可否认，生息银两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过量出制入的情况。如嘉庆年间，邳宿运河挑河筑坝需要五万余两，从两淮引盐徵存癸酉年三厘加价项下动拨银两六十万，发交淮商鲍有恒等承领，每月一分生息，息银中五万两可作为岁挑邳宿河道需银。
可见，有时政府会根据财政支出需要，将适量的银两发商生息，以其息银支付相应的项目需求。这种行为其中就蕴含了预算思想，但可惜的是随着晚清国力的衰退，财政越来越紧张，这种针对特定项目发商生息的政策也逐渐销声匿迹。
3、对金融的影响
清代实行的银钱制度，并不是完全的银钱并行，银与钱互为表里，以银权钱，以钱辅银，两者的使用范围不同：一般情况下，官员俸禄、兵饷、商人之间的大笔交易用的是白银，而民间金额较小的通常使用铜钱。可以说，银与钱各有流通市场。
当市场上的钱币流通不足时，银价也会出现波动，这就不利于社会财政金融的稳定，甚至会影响政治安定。而且，如果银钱比价出现波动的话，它们作为货币的价值就会严重偏离其实际价值，这种情况下，民间就会出现私铸私销的投击行为，所以稳定银钱比价对清政府来说至关重要，而生息银两就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方式。
总之，生息银两制度对清代财政金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是贯穿清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财政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文武 《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及其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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