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爱因斯坦的人文情怀

多年前，在一个“科学与人文对话”座谈会上，有一位科学家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难，所以我们的社会更需要一大批“搞科学的爱因斯坦，而不是什么都懂的爱因斯坦。”他强调：“如果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爱因斯坦，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专业的爱因斯坦，我们的社会不就更美好了吗？”这说法虽然很有代表性，却隐含着对爱因斯坦的一种误读。

作为世纪风云人物，爱因斯坦的最大贡献固然在科学方面，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搞科学的”。事实上，爱因斯坦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更关心科技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和变化。比如早在１９３１年，他就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学生们说：“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的生活匆忙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他告诫在座的各位：要“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他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使科技造福于人类，而不是让它成为祸害。

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论述，可见他绝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家。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系列谴责纳粹暴行的言论，一位朋友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但他却不愿意明哲保身。他问道：“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正因为如此，他宣称即使让他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也不会默不作声。这种态度与那些稍微得到一点好处就装聋作哑甚至俯首贴耳的专家学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还有一种说法，叫“没有专门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爱因斯坦却不能苟同。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这显然是他在许多问题上不断发表意见的理由。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批评了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并指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伴随着对个人的奴役”。由此可见，把爱因斯坦仅仅看作是一个“搞科学的”，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以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倍受世人尊敬，不仅是因为他们能以一技之长服务于社会，更因为他们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求真求实的精神。人常说治学与做人应该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帕斯卡尔所谓“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视为至理名言。这就是说，由于那些拒绝独立思考的专门家很容易成为任人驱使的奴隶，所以人的价值不能单纯以他所掌握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来衡量。当有人为了回避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躲进专业圈子时，我总觉得这是乡愿心理在作怪。

产生这种状况的背景比较复杂，但教育上的失误却不容回避。多年来，我们总是把专业教育放在首位，并有意无意地贬低人文教育，结果对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为此爱因斯坦曾大声疾呼：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还说：“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由此可见，如果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专业的爱因斯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