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阅读、写作与思考：教师成长的关键
我在大学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广泛地涉猎各种书籍。这不仅是因为我所读的学校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分心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我读书的机会不会很多，我毕业后到农村中学里任教是这必然的，因为我没有别的门路，也不会有可能进县城当教师，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关系，更没有钱送礼。
我现在还保留着的走到哪，读到哪的阅读习惯就是在读师范的时候养成的。我当时并不限于读自己的专业书，也不像现在的学生要用大学四年中的至少三年的时间去攻英语“四、六级”考试，我当时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自由选择的空间。我的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几乎在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书我都会拿来随手翻翻，先读几页然后才决定是否系统地来读。有时读到有兴味的东西，也会拿笔记本来记下几句。对教育学的关注其实在我入大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我自己瞎看了不少有关教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教材与专著，虽然在没有教师的指导的情况下，走了许多的弯路，但也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除了中文专业方面的书与当教师的书，我还读了不少历史与哲学方面的杂书。包括从《彭德怀自述》到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我都是从头读到尾的。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启蒙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如饥似渴地了解了法国的萨特，德国的弗洛伊德、英国的波普尔与哈耶克之类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书给我打开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我最早看到的波普尔的书是《猜想与反驳》，这是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看懂，不过，里面提到的新知识观却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最得益的还是通读了《鲁迅全集》，虽然当时也并不是完全读得懂，特别是鲁迅的《野草》似懂非懂地读了一遍，但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对于我思想方式的形成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在这里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现成的结论，最主要的是我学会了怀疑。在我没有真正认识一个东西之前，我不会轻易去相信它。这是我从鲁迅的书里读出的一个感觉。这些人的书，凡能够找到的我都是从读到尾的。
我在中学任教时，不仅教学生语文，而且还教学生地理课。到农村了，就没有什么专业这一说，有学历的人在这样的中学里本来就少得可怜。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农村里就是什么都能够教的人。
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是我初中时就开始的。一直保留到我整个大学毕业，并且当了六年的中学教师才宣告结束。这些日记堆在一起有大大小小的本子共六十多本。有时回过头去看看也觉得很有意思，中学时写的日记只是一些具体发生的事或者是一些想象性的东西。但是，在上了大学以后，我开始记一些有思想性与学术性的东西，这些写作习惯对我作为一个语文教师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在大学时还喜欢与同学一起争论，积极参加即兴演讲比赛，这可是最能够检验口才与思维敏捷性与知识面的一个方式了，我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有一个比较好的表达能力。当教师的怎能不会讲呢？会读，并且爱读，教师的知识面才会广，当时还流行着“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要有一桶水”的说法，不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教师要有长流水”的高度。长流水虽然比一桶水要多，但是做起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教师不断地学习充电，自己对知识有兴趣才可能让学生对知识有兴趣。会写，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有十几年写日记的习惯，我高考时的作文几乎得了满分，而且只用了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过一个字，这得力于我多年来的写日记练就的写作本领。我不一定能够写得多好，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我想清楚了，写的过程会非常迅速，在农村中学任教时，我写作之快是有名的，如果学校要急就一个报告，往往就是我的差事。当时校长常用“立马可待”来形容我写东西快，这一点并不夸张。当一个语文教师如果自己张口不成句，提笔不成文，怎么能够让学生热爱读、写、说呢？又怎么让学生过读、写、说的关呢？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时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教师的示范作用胜过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而作为工具性质的语文，练习又是最为重要的，比如作文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而要熟练没有相应的练习量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中学时就要学生写周记甚至日记。为了练习学生的读写的能力并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尝试着让学生在一个时间里读一篇范文，要学生熟记里面的结构、观点及用词，然后再把范文收起来，让学生凭记忆来复写这篇文章。这样做的方法，是我大学时在《富兰克林自传》里读到的。这是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自己用来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做法。我自己也多次尝试，觉得练习的效果非常好。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后我就是这样来训练学生的。我教过的那所农村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拿了全县参赛学生中的第一名，全省的一等奖，参加地区的语文知识与能力竞赛，全区的第一名也在我班上，这在当时引起了全县的轰动。以至于当时全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县一中的全体教师在校长率领下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中学听课取经。当我们的校长介绍说，这些参赛得奖的学生全部在我班上时，县一中的教师眼中都露出了敬慕的目光。那时我还只有不到三年的教龄，也就二十出头的一个毛头小伙子，这是我当中学教师六年最为得意的一幕。
四、在农村当教师的滋味
尽管我在读师范之前就准备要当一个教师，读了师范后我更是为将来当一个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想象了将来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比如没有热水洗澡，比如可能会没有什么书可读，比如工资可能会低到只够吃饭之类。我师范毕业后一切都如自己预料到的那样，被分配到了离老家四十多公里，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农村中学里任教。我没有任何门路关系可以利用，所以到农村中学里任教几乎就是我必然的命运。这所名叫“德胜关中学”的学校据说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造起来的，当时全民大办教育。德胜关这个地名，据说是因为当年朱德与彭德怀指挥红军在这个大山的关口打了一次大胜仗，所以取名为“德胜关”，这里真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抬头随便望去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山峦重叠，山上是翠绿的毛竹和杉树林组成的绿色海洋，山下是一条河，河水常年清澈见底，即使是下大雨也会在当天变清，用“清水石上流”来形容是最为恰当不过了。也难怪，这座山脉其实就是著名的武夷山脉，翻过山岭就到了福建，这里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离福建最近的城市只有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的路程。学校就这样依山傍水地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学校里的平地是非常难得的，房子也是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半山坡上。如果在大城市里住厌了，偶尔到这个地方来还真觉得这里点仙境的味道。
我去的时候还是一所连幼儿园、小学与初中、高中混合在一起的一所完全学校。但是所有的教职员工全部加起来也只有80多位。但这对一所农村学校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队伍了。这里虽然是农村，但是住房异常紧张，有好几个教师刚结婚，却没有房子住，连个新房也没有。我们这次一起分来的同校毕业的新教师有四个，但是我们连一间住房都没有。校长说是分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四个人，实际上只有九个平方米的小平房，或者说已经是危房了。因为这些房子几乎都是1958年时建的，全部是土木结构，没有一个教师住的房子是砖瓦结构，而且因为年久失修，都会漏雨。但是就是这样的房子我们也没有能够住进去，一个大龄青年教师结婚因为没有房子与校长吵了起来，而且不经学校同意，他已经把学校分给我们四个新来的教师的九平米的房子占据做了新房。我们虽然有点意见，但是刚来也不便与人家吵，而且他也是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了，我们对此是深表同情的，学校对被占的房子毫无办法。我们一分到这所学校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了。后来学校到附近的一个公办的招待所里要了一个八平米的小房间让我们四个人住。这基本上只能够放下几张床，每个人一张床都派不上。我们只能打通铺地睡在一起，我感觉我们不是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猪来关着的。
学校里也没有办法，一个学期只有几千元的办公经费，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的。地方政府也说没有钱来盖房子。可是这么一个只有不到2万人的小镇上，政府却养着一个有日本蓝鸟轿车的车队。所有的单位里也只有我们学校的住房这样紧张。我对农村教育本来并没有充满多少幻想，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在农村的中小学上学，知道老家的农村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读书，我设想我应该有一间虽然很小很破旧但却是我自己的独立空间的房子。这样我还可以有一个可以读点书的地方。可是我连这样一个很小的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这样一来连一个备课的地方也没有了。不仅没有地方可以读书，就是到了农村中学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可读的书，且不说学校里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书，就是自己想买来读，也没有买的地方。而且县城也只有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只卖中小学生的作业本与习题。更何况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2元。这已经是在1988年那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年代，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在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这点工资除了吃饭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结余。我曾经有几次因为买书，而向学校与校长私人借钱吃饭，其实当时也就是借十几元二十元的钱，可是当时这些钱就是拿不出来。学校里没有食堂，教师吃饭要自己解决，离学校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计划经济时留下来的公共食堂，这里的饭菜非常糟糕，而且很贵，我每个月的工资几乎要被吃光还不够。
我去报到以后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当初一年级的一个班的班主任，因为是新来的要有这个方面的锻炼，更何况我是语文教师，我要带的班共有五十多位学生。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班没有自己的教室，只能与另一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班在上午用，另一个班就要在下午用，用这样的办法轮流上课。我晚上睡不好，中午又没有地方休息。上午上课班级的学生是中午一点才放学的，而下午上课的班级则要到下午六点才放学。我第一次遇到的难题是找地方备课，因为办公室也没有一个，教师们是在各自的家里备课的。而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宿舍，只有一张睡觉用的床，而且里面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写教案，也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当教师我没有办法学习苏霍姆林斯基那样从容写观察日记了，也不可能学上海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那样把每堂课备三次。本来我是准备把在师范里从名师那里学来的方法都用上的，那时我对当好一个教师充满了信心。但是，现在的条件只能让我拿着一本教材，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备课，我把要讲的东西全都默记在心里。也许开了这个头，后来学校的办公室有了，我仍然不愿意把讲义写到备课本里去，学校例行检查教师教案，我总是说在我的脑海里了，最多在课本上写上几句关键的。教务处面对我的不合作还告到了校长那里，只是校长是一个开明人，在与我交谈过几次后，对于我是否写教案就睁着眼闭着眼了，他知道我不是不认真备课，而是备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其实后来我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写教学观察与反思日记，这一点学校的教师们都不知道。我喜欢对课文发表完全是自己个人的看法。并且告诉学生书上说的不一定对，教师说的更可能错。我在当教师之前就学了不少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理论，有许多观念我都想尝试一下。我喜欢鼓励学生提出不同于书上也不同于教师的观点，我也喜欢与学生一起去野营，自己带个炊具与食物，在冬天下雪的时候，课后与学生一起打打雪仗，就这样与学生完全打成了一片，学生自然很喜欢。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学生不怕我了，上我的课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其他教师，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上我班上的课就适应不了，说我对学生太好了，太纵容了。有些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争执起来，教师批评他们时，他们就说，这是许老师说的，可以与老师争论问题，老教师对我开始有意见了，而我则仍然我行我素。我希望我的学生内心深处没有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性。我的确是想从鲁迅所批评的国民劣根性入手把学生教育成一个会独立思考，没有奴性人格的人。大学时从鲁迅的著作里我学会了太多的责任担当。
但是一个学期后，学生按我的教学方法学下来考试成绩并不如意。我的教学开始显示了不同于传统考试制度的地方，由于我平时讲课喜欢独自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学生也深受影响，结果答题时把听课的一些不同看法都写进了答案。比如在教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课时，我发挥说这个词里透露着一种帝王思想，后来考试考到词的结尾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问什么意思时，学生们都答：“看今天的皇帝”，结果统考成绩可想而知，我教的学生没有能够考过老教师用陈旧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教务处又开始要我写教案了，原来在校长的关照下的一些做法也开始失去了依据。一些家长也因为学生的成绩下降而找到了我，一些家长甚至要求转换班级甚至转学，校长开始有些动摇了。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新教育思想没有能够在学校里合法生存下来，就这样夭折了。我开始被教务处要求去听老教师的课，学校里也指派了指导我教学的老教师，一年后，我也开始按老教师的指点的方法上课，也开始给学生布置大量的练习题，像其他教师那样搞题海战术，我教的班级，语文成绩果然上来了，在全县统考中排名到了第三名。这样的成绩当时是学校里出现过的最好成绩。语文课就应该是工具课，而工具是不能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大量训练的，这一点老教师还真没有错。现在想来我当初的许多设想与做法与今天的新课程改革提倡的理念多少是有些不谋而合的。其实今天政府用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难以改变的事情，而我当初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想挑战多少年来的传统权威，今天想来是何等的不自量力啊。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学生的愿望并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理论要求来学习的。他们到学校来受教育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与我这个农村出生的孩子一样早日摆脱农村的困境。如果僵化死板的知识与考试可以换来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就可以有一份城里的工作，从而摆脱农村户口的困扰。那么奴性、负担过重、无趣的知识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能够把考试也像我们的新理论一样，可以让学生有多个答案，可以考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来，甚至创造性一那该多好啊。这是我的学生在考试失败后产生过的一个念头。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天真了一些，现在才知道，这样的考试，只要是用了一张纸来统考，在中国的改革与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到这个社会诚信程度的情况下，就永远不要指望这会有实现的可能。
刚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就是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落伍。我当时还没有听过一些教育专家所说过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这样的话，我只是想都是农村的穷孩子，非常不容易，要认真去教好他们。仿佛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我手中似的。由于自己的身世同感吧，我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母亲找到我，说她的女儿偷了家里许多钱，要我配合家长把这个孩子偷东西的坏毛病改掉。我开始在班上观察这个女学生，这个学生的成绩一般，她妈对他的希望不是很大，只希望她不要将来成为一个品行不良的人。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卢燕的妈妈来找我，要我改变她女儿偷窃坏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小孩子有时出于好奇心，拿一点别人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是自己家里的。我小时候也偷过爸爸的香烟抽，那时才8岁，但我今天也没有学会抽烟，其实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一定要把卢燕教成一个不仅不会偷东西，而且学习也好的孩子。课后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在没有其他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把她妈妈找我的事与她说了，她开始就是不承认，后来我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偷家里的东西，甚至把我小时候偷爸爸的香烟的事也与她说了，她听着笑了，说自己确实是拿了她爸刚发的工资。我得知她家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家里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爸妈都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她还有一个弟弟。于是，我又找到她妈妈了解情况，原来她从来不给孩子零花钱，我就告诉她，男女其实是一样的，孩子应该有一些零花钱，但是必须过问孩子的钱用在何处。后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这是我当班主任第一次成功教育的案例。
但是学生并不是都这样容易就教育好的，我也有一些就是没有教好的学生，但是如果说是我这个教师没有尽责，怕是不公平的。班上有一个学生，据说在小学时候就非常难教，到处惹事生非，欺负同学，教过他的教师没有一个不为他头疼的。他却偏偏在我这个班上，他在学习上是没有说的，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差，教师们对他的关注基本上不是在学习上的，而是在他惹事生非上的。有一个在小学教过他的班主任教师甚至对我说，如果他在你班上没有犯罪就是成功的教育。我开始就是不相信，孩子这么小，怎么就可以这样断言呢？但是接触过几次后，我感觉说这个话的教师不是不负责任的乱说的。这个小孩不同一般的地方在于他成熟得比一般孩子要早得多，长得非常结实，样子有些像美国的拳王泰森，而他的拳头厉害得也确实像泰森，他在我班上才读初一，却已经经常有比他高几个年级的学生围绕在他周围活动。在自己班上惹事不多，但是却经常结伴去打高中的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打群架。派出所经常来学校调查他。我因此决定去他家里家访。他爸妈都是非常老实善良的人，在一个工厂里当普通工人，有三个儿子，在我班上的这个是最小的。其他两个儿子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在这个小镇里是有了名的，但是唯独这个小儿子特别难管。不要说读书寻求出路，现在就指望这个孩子不要出事，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就可以了。我从他父母的眼泪里读出了一个可怜的父母心。因此我更坚定了要把这个孩子教育过来的决心与信念。
但是我用什么办法呢？我开始找他谈心，刚开始，他也显得很认真的样子，我给他谈他两个哥哥成功考取重点大学的榜样，没想到他脸上却露出了不屑一顾的面色，他说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你不要给我谈这个了，至于其他的我会改的。但是没有过几个星期，学校里一个高中的班主任又告到我这里说，你们班上的某某打了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还是初一的学生却敢到高中打男同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事，也是全校里唯一出现过的事。我非常气愤，找到这个学生，要他向被打的高中学生道歉，但他拒绝了，他说是那个学生打了我的一个兄弟，我才去打他的。如果以后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打的。政教处对于这个学生早就放弃了，因为说不定惹恼了他连教师、校长他都敢打的，政教主任这样对我说。意思是劝我也不要太管他的事，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开始用一些怀柔策略，软硬兼施的办法让他走上正轨。如让他当班长，使他在管理别人的时候，学会管理好自己。但是没有想到他当班长后，班里的情况更糟糕，学生怕他比怕教师、校长还厉害。他身为班长，带头逃课。其他同学则说班长带的头，如果不听班长的，事后会有拳头报复。我于是又找他谈心，没有想到这回他主动提出不当班长了，他对我说就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当班长？他还对我说：“老师，你就不要对我白费心血了，你所要说的那些道理我都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老师，你又要做我的思想工作啊？我没有空啊。”说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以后我又采用了一些用全班同学来孤立他、远离他的办法，让他感到失去集体的孤独，但是，这样一来，他反而在校外有了更多的社会闲散人员的朋友。我没有办法，一次在学校集体组织看电影时，我当作全班同学的面，把电影票发给所有的同学，唯独留下最后一张不给这个学生。我说如果他不改掉打架的坏习惯，我以后也不会给他电影票或者其他活动的资格。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下课后他第一次主动找到了我，说以前都是他不对，以后一定改。于是，我把电影票给了他。事后，他对同学说，许老师非常好欺骗，我只是略施小计，他说得那么坚定的电影票就轻易给了我。我愤怒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常年的反反复复，我疲倦了。我甚至建议学校开除这个经常打架滋事的学生。但是校长说，开除学生是不允许的，因为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我遇到过最难教的学生，如果按一些教育专家说法，这肯定是我方法不对或者没有按照教育规律来教育学生的结果。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让一些教育专家来教教这样的学生。可惜的是就是国内最有名的教育专家也只是对其他中小学教师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去实践过一次。
一直到初中毕业，我教过的这个学生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我从此怀疑一些教育理论是否真正的管用。我当好教师的信心也大打折扣。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怎样捣蛋，他还是顺利地毕业了，没有在我手上走进监狱。但是，毕业一年后，就因为与流氓火拼而杀掉了我们镇上最为霸道的黑社会流氓头子。那次我记得我刚到地区参加研究生考试回来，就看见在镇里的广场上停着一具尸体，人们说是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杀死的。先是这个流氓头子叫了一批人打他，并且把他的两个脚筋挑断了。三个月后，他还没有等伤口完全好就在社会上纠集了二十多个人，把这个流氓头子的住房包围了，然后是用火枪把这个流氓头子打死的。我回来的时候，听说了就是这个学生干的，打死人后就逃走了。三年后，他被抓住执行了死刑。直到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起这个学生的样子，我曾经一再地质问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我有没有尽到对这个学生的教育责任？如果我当时耐心大些，如果我爱心再多一些，如果我在最后的初三不放弃对这个学生的管教．．．．．．，可能他不会走上这样的一条绝路。可是，当时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就是校长，这样博学善良的人，不是也被打了吗？而且眼睛都差点打瞎了。我们这样的农村教师，这个社会就给了这么样的待遇，在这样恶劣的教育环境里，我还能够做什么呢？
五、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对于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我对这个是深有同感的。我们学校的校长叫李广扬，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中年人，我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是一个下放知青，老家在上海。因为家里是资本家出身，所以全家的兄弟都被派出到外面“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他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17岁那年，初中刚刚毕业就在“文革”中被派到江西与福建交界的武夷山区的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劳动改造。他去了以后就住在一个有六个女儿而没有男劳动力的一户人家家里。后来他娶了这家从来没有上过学、也没有进过学校门的二女儿为妻。最为巧的是，这个二女儿的名字就是叫“小芳”，到1992年从广州传出的由李春波唱的《小芳》一歌时，我还带着歌词去见校长笑着说：“看来他们也知道你的故事”，校长看完歌词后说：“不对，这个歌是非常虚伪的，说声谢谢你的爱，就把人家姑娘一脚踢了，而我的小芳却一直在我身边”，的确他们结婚后，太太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他自学照相技术然后手把手地教给他的妻子。并且回到上海买来照相器材，在当地开起了第一家照相馆。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把他妻子的文化提高到小学毕业水平，能够借助字典写一封五百字左右的信。也因为他在当地结婚了，所以在知青回城的时候，他就没有了机会，于是就这样留了下来。一直到我考上研究生那年，他也才受公开招聘调回了上海一所中学工作，他的太太也随着他到了上海。他是从上海带来了《资本论》、《自然辩证法》、《资治通鉴》、《史记》等当时能够允许读的读物来到这个小山村的。后来他在这个小山村里创办了第一间小学，这是一个夜间有野猪、豺狼出没的地方。白天劳动改造，晚上用煤油灯看这些书。也是后来因为这些书，让一个从武汉大学下放来的右派分子发现了，在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一个人在读这些高深的书!于是他由一个民办教师来到了这个镇里的中学当起了公办教师。他是因为自己的农村妻子而放弃参加高考的，如果他参加高考考上是一点问题也不会有的，因为到中学后，他几乎教过了中学的所有文科课程，自己就同时教着高中的语文、英文、历史、政治这些课程。我问过他如果自己考上大学，到了城里也一样可以把现在的妻子带到城里啊。他说当时正青春年少，我又不是圣人，我如果上了大学，到了城里肯定是会变心的。知道了校长的身世后，我从此改变了对这个资本家出身的校长的看法，内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敬意。
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因为房子的事，我们上班第一天就与校长吵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校长自己一家三口在学校里的一间只有十来平米的土屋里一住就是十几年，这破屋刮风就透风，下雨就漏雨。当校长知道我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时，他特意把我带到他家里去。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用来吃饭、备课、看书的课桌外，就是一个自己动手做的破旧的书橱，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杂书。后来，我考上研究生离开这所中学时，校长李广扬还特意把这个他亲自做的书橱送给我做纪念，我也把它运回了老家，至今还保留着。我从此知道了，在农村从事教育事业意味着什么，即使做到校长其命运也不过如此。
我在中学任教时读过许多的书，大部分是从校长家里借来的。从校长家里的书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历史上还有过一个叫潘光旦的学者翻译过一本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也是在校长家里的大量藏书里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许多旧书，他大哥是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南京师大的历史学教授，受他影响，他也喜欢读些历史书。他家里有许多旧书，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资治通鉴》、《太平广记》之类。我虽然是中文系毕业生，但是这些书也没有能够在刚刚经历过的“文革”后的大学里的图书馆里保留下来。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拿给校长看，里面引用了庄子的一句话，却说成是老子说的。校长立即指出这个引用有错误。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是个常识，再说庄子与老子虽然是同一个流派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毕竟是不同年代的人，从他们不同的叙述的语言风格来看就知道这应该是庄子而不可能是老子。我去查阅原文，果然是庄子说的。我对校长知识的广博非常佩服，从此我成了校长家里的常客。
校长因为是资本家出身，到八十年代初以后，政府对当年没收的资本家的财产有了一个补偿，这样校长在上海的家才开始殷实起来，因为解放后政府没收了他家的一栋洋房，所以作为补偿除了在上海的市委宿舍里分到了二套三房一厅的房子外，还得到为数不少的现金，据说当年吴邦国还做过他上海老家的邻居呢。这样不仅我们这些小年青人经常在开不起饭的时候去他家借钱，而且就是学校一时没有办公经费的时候他也代垫着。这个校长在这个小山村里为江西的农村教育事业奉献了二十五年的青春年华，却没有想到离开的时候的境况却是那样悲惨凄凉。每每到上海出差，我总要找一找这个当年的老校长，谈起当年，内心里无限感慨。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快退休的人了，还在上海的一家重点中学里任教务主任，担当着重担。我在中学时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学校的青年教师那样沉沦下去而选择了一条以知识伍，以书籍为友的路，是与遇到这样一个校长分不开的。这以后我来到繁华异常的广州工作，也接触过无数的校长，像这样爱好读书，这样喜欢与青年教师及学生打成一片的、有着这样特殊经历的校长再也没有遇到过。在我的许多同学中几乎都在走着一条相同的路：大学毕业时感觉“大有作为”，过了一年感觉“难有作为”，再过一年感觉“没有作为”，再过几年于是都开始“胡作非为”了，他们的理想都成了麻将桌上的砖头，但是他们的官运却因此大兴。因此总结的经验说：“不会打麻将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我知道他们的所谓出息就是当官，这点是不假的。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还留在那个农村教育事业上，真是难以想象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怀疑我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从容以教师生活为生存方式，以知识与思想为伍。李广扬校长从来不打麻将，更不参与赌博，偶尔下点围棋，他是当地围棋最高水平的代表者，也是当地围棋的启蒙者，他说下棋的目的是开启智慧，而不仅仅是消磨时间。他每到过年过节只到教师家里拜年访问，从来不去领导家里。这在当时非常糟糕的社会风气里是非常难得的。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领导。我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干部那样去领导家里拜访拜访，他对我说做校长的不能把自己当成是做官的，解放前蔡元培做到北大校长都不把自己当成官，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算得了什么官？如果因为不去领导家里送礼拜年就当不成校长，那么这样的校长不当也罢，我还可以是很好的教师。
在农村那么苦，但是我仍然要坚持阅读，我每天都要用一到二个钟点来阅读，并且用一个小时左右来写感想。我知道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越是要以知识为伍，以知识为伍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时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与学生一起成长!我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教师观，说教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我要做太阳的光辉，燃烧自己却并不牺牲自己，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老师的价值不仅在于学生的成长，也在于自己的成长。我阅读不仅是要把学到的知识在课堂上教给学生，而且是要在平时留给学生一个热爱学习，愿意阅读的形象。用自己热爱学习的态度来打动学生，影响学生。因此，除了自己阅读外，我还与学生一起读一点书，我用班费给学生订了几本学生可以阅读的杂志。我尽量不在语文课上布置给学生太多的作业，但是要求学生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可以写成读书笔记的样式，但是字数必须在500字以上。我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因为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词汇量少，感受不深，语文作为工具使用不够熟练，因而写得不多，练习的量太不够了。现在新课程改革对语文学科的定位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在实践中，实际上并不重视工具性，而是改成感悟、创造、想象之类不可教的东西。这样的语文教学观其实是把语文教学引入了一个歧途。感悟、创造、想象之类的东西虽然好，但是有哪个语文教师能够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呢？感悟、创造都是学生自己的事，教师是无能为力的。教师在感悟、创造面前能够做的只是给学生一个自由的空间。一个教师能够给学生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可能会去把精力花在没有作为，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地方。还是一个法国的著名外科医生杜布艾(DR。DUBOIS)对自己的医学能力把握的分寸好：“外科医师包敷伤口，上帝使伤口愈合”，能够这样认识医术的局限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不仅蘊含着一个高明的医生的一份对生命奥秘的敬畏之情，而且对自己的医学能力并不是那么盲目乐观。我想教育其实也一样，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还不如医生对生命的挽救能力强。
新课程改革后，有许多专家向教师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相比而言就比医学要自负得多。我后来在中学教学六年，虽然费尽了当时我几乎所有的聪明才智与精力，力图想教好我所教过的所有学生，但是事实并不如我一厢情愿的那样理想。我的学生中还是有一些没有教好的，至少相对社会与家长的愿望来说我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是现在我能不能把原来那些没有教好的学生教好呢？我对此仍然没有信心。尽管我当时自费订阅包括《教育研究》、《江西教育科研》、《语文教学参考》、《地理教学》等教育类的刊物，连续好几年我都订阅，还花了我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辞海》。我不认为我读了几本教育理论著作就可以解决教育部长都无能为力的事情。但是直到我离开这所农村中学时每月工资都没有超过150元，我实在是舍得花钱买书，这已经是1994年的事了。一些学生也经常到我这里借书看，但是适宜学生阅读的书确实不多。我当时除了看书、锻炼身体外，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在花在与学生在一起。我真正的感觉到了农村的确是需要我这样的教师。
但是，人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贫穷与困苦成了农村教师的代名词，当时我们这所只有三十多个教师的农村中学就有十几个光棍男教师，找对象难成了学校的一个大难题。也难怪我们学校里，每个单身教师都住在破烂的集体宿舍里，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别说不可能会有姑娘会看中，就是有姑娘会看中，连个亲热的私人空间都没有一个。而我当年高考失利的同学后来考上中专分在县城里工作，早就分了三房二厅的房子，有的还第几次的分了房子，并且都陆陆续续结婚生子，而我及我的同事却迟迟不能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每每到县城里找到同学玩我都有点自卑，因为我很显然没有能够过上作为一个有人的尊严的正常人的生活。我热爱教育事业，但这个社会却并不热爱我。我在农村其实是一个另类，我的兴趣离农村的现实太远了，我必须离开农村到城里去才会有出路。我在这个只离我家四十公里的学校里工作六年却只回过六次家，实在是因为我不敢回家，因为在家乡里，有出息的人是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里工作的人，而我六年的时间都在农村，并且在农村工作六年的时间里我也没能给过我父母一分钱，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向校长借钱开饭的，而我却是我家里唯一考出来的宝贝儿子，我曾是家里的唯一的骄傲，但是工作后我没有对家里有过任何贡献，我的父母仍然在田里日夜耕作，种那么多田，我也只是偶尔在暑假的时候为家里帮帮忙。我是能够吃得下任何苦的人，但是条件是作为一个男子汉必须要有点出息。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年青的男教师还要利用周末到山里砍柴做饭，仅仅为了省下几块钱，其实我感觉自己并没有脱离自己农民的家庭背景。直到我离开这所学校的时候也仍然是一间只有八个平米的泥土房子，伴随着我风风雨雨的教学、读书六年整。现在的教师应该说至少不会需要考虑我当年的那些生存的问题。如果当年不出现一些意外的事情，就是如此清苦，我也不会走出这座大山，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扎根农村的教育。
有一次我从上海的《文汇报》上看到了上海著名特级教师于漪培养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教师，却因为某公司愿意每月出二千元的工资就把她招聘走了，而学校只能够付这个教师每月四百元工资，面对这个无奈的现实，于漪老师痛哭流泪的消息时，我的眼泪禁不住也出来了。因为我当时的工资才九十元，我拿着这份报纸给校长看，并对校长说如果我一个月能够拿到四百元工资，我愿意一辈子甚至下辈子也在这里当教师。校长笑了，说我现在也才一百三十元工资呢，我可是在这里教了二十多年了，这就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现状。我喜欢与学生在一起读书，一起去山里野营，喜欢那些与学生一起打球下棋的日子，虽然生活苦点，但是我也有我的精神支柱，我并不是特别在乎钱，但是我必须不为生计发愁才行。
我知道我一定会有成就的，在特别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是多么希望有点成就啊。我那时心中的榜样是陶行知先生与苏霍姆林斯基。我甚至学苏霍姆林斯基写教学观察日记，我把班里的学生记录在日记本里。当后来我离开这所学校去山东读研究生时，我班上的学生来为我送行，帮助我整理房间，仅这样的笔记本就整理了一大箱。但是，我毕竟还是在六年后离开了这里。虽然我仍然选择了教师职业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农村的教育事业上来了。直到2000年，我在广州的高校里工作了三年后，被上级派往广东佛冈县支教才总算是找回了一点这样的教育感觉。但是，仍然不同的是我在佛冈县蹲点的是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教的是中小学教师甚至小学校长，更主要的是我知道我只是临时在这里，这种感觉与扎根的感觉是大不相同的，这也使我想起大城市里的一些专家教授自觉下到农村中学里去听课(其实这样的教授现在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以为自己就是当年的陶行知先生再世，其实这与在农村真正当教师还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其实与仙女下凡差不多，与扎根在农村是大不相同的。
现在新课程改革出现那么多培训，对教师成长有那么多理论，而当时我并没有参加过一次任何形式的培训。学校也没有什么校本培训，校本课程的说法，但是我作为教师的成长的确是非常迅速的，我得益于对自己教学的反思，但是这并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怎样来反思，如果我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教育与教育的理想存在的话，我会知道我什么做得不够好，我也会主动到有丰富经验的同事那里，甚至著名教育家的著作里寻找良方。其实我觉得一个教师的成长最为关键的是要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习，要喜爱学生并愿意与学生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你就会努力去学习，你就会发现学生也发现自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培养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优秀教师中至少有一半是靠了天赋的。那种一有空闲时间就去了麻将桌上的教师或者总想做点生意发财的教师是永远也成不了优秀教师的。这样的教师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培训也是没有什么用的。魏书生学历很低，只有初中学历，更没有受到过什么校本教师专业课程的培训，但是他勤学不断，善于钻研，于是他成功了。这比一个拿到博士学位或者当上教授后就中止学习的人还要高明许多。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至少对教师的成长来说是这样的。校长是教师的教师，他的兴趣爱好，领导风格对教师都是无形的作用和影响。那种一年里教师也见不到几次校长面的学校，教师的成长请专家无论培训多少次都是没有用的。苏霍姆林斯基一辈子就既当校长也当教师，还当班主任。校长首先是教师，而不是什么领导。一个好教师不一定是一个好校长，但是一个好校长一定是一个好教师。但是现实中常常是有一些不能当好教师的人被提拔去当了校长，也许这些人心思并不真正在教育事业，而是把学校当成一个谋求功名利禄的场所。更为严重的是现在校长也被纳入了官本位体系，再也难于见到陶行知先生当年那样的有书生气的校长了。相反官气十足、霸气十足的校长却不少见。一些专家、教授公开在校长培训上对校长说：“现在有书生气的人当不了校长，经常喜欢看书的人也当不好校长，校长就是不要读书太多。因为读书太多，就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公关，书中的东西也会防碍自己在社会中的有效实践”。这可能是现在校长观的一个绝好的解释。如果此话是真的，则只能说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不幸。什么是有书生气的人？不就是那种还保留了社会良知的人吗？什么是经常喜欢看书的人？不就是那种对知识与智慧、思想还保留了浓厚兴趣的人吗？一个最需要良知，最需要知识、思想与智慧的职业却被流氓、野蛮、愚昧行为霸占。这样的社会还配谈什么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六、我哭着离开这所学校
我从一开始就准备扎根农村的教育事业，并且作了终身从教的准备，但是我终于还是离开了农村的那所叫“德胜关中学”的地方，离开了武夷山脉里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我是通过考研究生离开的。那时我们学校已经经常发不出工资了。如果仅仅是发不出工资，也不会是我离开的全部原因，更不会是校长离开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如果校长李广扬还在这所学校里当校长，如果每月百十元的工资还能够发得出来可以维持最起码的生计，如果学校里的正常教学工作还能够维持下去，我与校长可能都不会走，至少不会就这样走了，也许还会在这里干上一辈子。“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人终究是要死的，为追求一点值得追求的事业而献身也是值得的。”校长李广扬经常对我们这样容易见异思迁的青年教师如是说。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受穷受苦而来的。教师毕竟不是耶稣基督，教师原本没有什么原罪感，教师也要过上一个正常人的有尊严的生活。只有过上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正常生活才可能把学生引向一个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我不想从学生的眼光里读出同情与可怜。因为我曾多次告诉过学生，人要靠自己的自强自立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才可以活出人的尊严来。那年我同时教高三与初三两个毕业班，每周十七节课，而且是不同的科，语文与地理。我对学生的鼓励就是：“我今年也要准备考研究生，同学们，我希望在大学里我们再次相见”，于是，我离开了这所学校，与我的学生一起离开了。我从初一到高三，把学生教了一轮，我做到了自己与学生一起成长。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但是既然已经下了就要坚持到底。
有一件事直接引发了我要考研。那年，学校里不但发不出工资，而且校园里经常有外面的流氓地痞来骚扰，我们学校几乎每个男教师都被外面的流氓打过，直到校长的眼睛差点都被打瞎，而我当时很少在外面活动，一有时间就在小屋里看书写日记才几次勉强逃过这一劫难，但是有一次一个学生在上晚自习时被外面的流氓打得耳膜穿孔，我出去制止，几个流氓就冲进了我的小房间，如果不是全校的教师都出来，我这次也肯定是在劫难逃。有一段时间，我们晚上都不敢开晚自习课，怕学生在半路上出事，女生宿舍每天晚上要教师来值班，因为晚上外面的流氓经常到学校主要是为了骚扰女生宿舍。有时教师值班也不能劝阻外面的流氓的滋事，值班的教师也与学生被一起挨打，我们报警也没有什么用，据说我们这所学校算是好的，同在一个镇里的另外一所中学已经被流氓重伤了好几位教师，学校不得不自己组织自卫队，把高三的男同学都组织起来，每人发一根木棍，上课时随时放在身边，由一个体育教师领队。我们学校由于一直比较小心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就是这样小心也还是出事了。有一次高三晚自习，校长正在给高三学生上英语课，外面的流氓来教室滋事，校长出来劝阻，我们有教师报了警，报警之后，来了两个警察，警察抓住流氓一只手，而流氓却用另一只手抄起一把学生用的櫈子朝校长的脸上打去。就是这样当着警察的面把校长的眼睛差点打瞎的，校长被打后，我们把校长送到医院，而流氓也一直追到医院，派出所却通知流氓赶紧逃走，这事一直没有得到处理。在这个地方为山区教育事业奉献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五年青春年华的校长李广扬，这个一直正直善良，并且有着渊博学识和多才多艺的校长，得到的却是这个社会这样的报偿。第二天，全校照常上课，上课时，我站在讲台上对学生说了几句话，就泣不成声了，我面对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说了一段话，我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也非常乐意在这里任教，但是政府无能，不能保一方平安，连学校上课的秩序都不能保证。昨晚校长被外面的流氓打了，可是派出所却眼看着凶手跑掉了。这个世道还有没有公理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我也希望你们在我离开之前努力考出去。学生们低着头，默默无声，有的女学生也开始流泪了。这节课我没有能够上下去，我对学生说你们自己看书吧，我现在没有办法上课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一年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却成了全国优秀派出所所长，而且还代表江西省公安系统到北京开会。
校长没有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天，第二天就直接回上海医治眼睛去了，临走时对我说：“现在看来这个地方也并不适合你待下去。你还年轻，有着很好的前途，你是靠知识脱离农民的家庭的，你现在仍然要靠知识来改变你的命运，你一定要去考研究生，你去打报告我马上就批准。”我听完这话，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那时刚好是1993年的11月份，正是准备报考研究生的时间，我就是这样在意外中急匆匆去报名考研的。由于我平时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我只是稍作了一些准备就去考试，没有想到我能够以最好的成绩考上，命运也就从此改变。我大学时的班主任老师在得知我又考上了研究生时对其他同学说了一句话：“许锡良又换了一次命。”
我总算可以轻松地一走了之了，但是我的心情却始终轻松不起来，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对学生上课，那时我还兼着一个初一年级的语文课，也不知道学生是从哪儿得知我要走的消息，学生特别认真，教室也特别安静，真有点法国的都德的《最后一课》的那种感觉，下课了，学生们都围绕着我，问这问那，突然一个平时非常调皮的男学生抱住我哭着说：“许老师，你不要走，我们会听话的，都是我们不好，我们这里会有工资的，我们这里也会变好的!”我的眼睛也开始湿润了，面对学生的哀求我无言以对，学生的确是需要我这样的教师的，我也从内心里是多么喜欢这些孩子啊。每到过年过节，学生们总是送我一束从山里采来的野花，或者自己动手制作一个名信片，上面用自己稚嫩的字迹写上自己的祝福语和名字，我知道这些学生是可爱的，也是无辜的，从社会需要来说，农村更需要我这样的教师，但是，我们这样的教师却只有去城市才能够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理想与目标，从来只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而已。结果可以想见，我还是在学生的哀求声中走了。有的学生家长听说我要走了，也开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地学校去读书。我拿到通知书那天，也是校长李广扬拿到调到上海的调令的那一天，于是，我们一起离开这所学校，离开这个地方。
那天，我清楚地还记得，我就要走了，初一年级班上的几个女学生到我宿舍里来帮我整理杂物。我的宿舍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整理的东西，但她们从平时的一些日用品，到我的饭碗，从书本到日记本，她们都非常整齐地替我放好，整整一个下午，她们默默地、小心翼翼地为我整理着、收拾着，看不出她们其实只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有个女学生甚至对我说些，以后到了新的地方，不要只为了看书，也要注意身体之类非常温馨的话，这是我作为男性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此时他们似乎是家长，而我却是一个孩子。说这个话的那个女学生后来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外语系，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大型外资公司当翻译，到现在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当我说到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在电话里说：“这当然，因为这是许老师啊。”我离开她们时，她们那时只不过十一二岁，转眼都十多年过去了，她们也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找了一份工作开始自立了，可是我对他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印象，可见我在他们心中的记忆有多深。后来一个女同学还对我说她班上有一个男同学高考失利，心情非常不好，她于是把那个男同学带到我原来住过的那间土屋，指着这个房间鼓励她的男同学说：“我们这里原来有一个许老师，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学习考上研究生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我越是听到这些话，越是心里过意不去，我背叛我了的初衷，我只不过在十分无奈之中，选择了逃跑，当了一个逃兵而已，我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赞扬的。
那天，她们耐心细致地收拾着的这些日记本，一直到完全收拾完了不还肯离开。我们在一起说了许多劝勉的话，比如在大学里相见之类的话。这些日记本里记载着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故事，我甚至想有条件的时候把它整理成一个教育故事集，但这事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去做。生活在城市里越久，对农村的教育也就越来越淡忘了，留存心中的只是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记忆。因为在农村困扰着我的那些事，随着我来到城市里，就再也没有了，但我知道，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还有许多仍然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着，我在城市里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不要忘记中国广大农村那恶劣的教育环境，不要去说那些没有社会良知的话，写那些站着不知腰疼的理论文章，更不要去挣那些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农村教育的养命钱。
校长在上海医治好眼睛后就留在上海，当代课教师，半年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招聘教师，他完全凭自己的雄厚实力去应聘，在一百多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功，一年后还当上了这所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一同离开这个地方去上海任教的还有好几位教师，有一个在上海师大的一所附中当了教务主任，另一个已经通过竞争上岗当上了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其余的教师也分别来到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任教，也分别成为所在学校的中层干部或者教学骨干，这些教师都是在校长李广扬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没有谁会比我们这些从农村中学里出来的教师更了解农村教育意味着什么。每每谈到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如何如何时，在我眼前就浮现了在德胜关中学任教的日日夜夜，一幕幕历历在目。从此以后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多了一层教育之外的因素。如果这个社会是腐败的，流氓的与颓废的，那么想要保持学校的一份清静与纯洁，是不可能的。据说校长被打是被人指使的，原因是他身上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的怪脾气，有人还说毕竟是资本家的后代，到什么地方都要充大方，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其实他只是喜欢借钱给年青的教师，有时也为学校垫付垫付教育经费而已。他的行为与当地官场风气完全格格不入。
有人说知识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将来做什么，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命运在左右着。离开农村的教师职业，我还是选择了教师职业。不同的是，我从最为贫困的江西山区来到了中国最为繁华之一的大城市广州，由最为闭塞的地区到了最为开放的地区，由中学教师而成了大学教师，甚至是教师的教师，校长的教师。其实无论在哪里当什么样的教师，只要选择了当教师就如选择了做牛，与做了牛就要学会耕田一样，选择了教师职业就是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