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疑解（10）

旧籍载，徐渭于万历四年（1576年）夏，得宣化（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巡抚吴兑邀，入幕府，从南京沿运河北上，经淮安、徐州、山东、河北，至北京，小住。是年徐渭五十六岁，而吴神仙大约四十之上，“自古道仙皆年少”，吴神仙实龄与凡人目测之数会有一定的差距，难以准确判断其真实岁数，只能以最底线而言“大约四十之上”，此处特用“之上”而不用“多岁”加以区别，与徐渭年岁相差不大。明《徐渭传》中描述徐渭身高魁伟，声音洪亮，走立行坐皆有态。他炼辟谷修身，自称道人，疯癫时自以为神；他名气很大，恃才傲物，敢行敢言，曾将前后七君冷嘲热讽，曾为胡宗宪伸冤辩诬，奔走呼号，并作《十白赋》言实事，述真相；他打兵痞戏权贵，时常作文讥世，抨击当政；他自幼入塾，专心修学，以求应试入仕途正果。他是浙江天台山附近的绍兴人，喜爱游历；他不爱世财，一生清贫，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倾向平民，喜欢与平民打交道，并一直生活于平民间，至死也是平民身份。
   徐渭此次北上，途经山东时游览了该地景胜，作《谒孟庙二首》诗，后来又作谒孟庙诗一首及有关泰山诗二首。邀请他的人吴兑，号环洲，是徐渭同乡同学，时任右佥都御史兼宣府巡抚，可谓“周老总兵相约”，周代音“洲”。吴兑邀请徐渭的理由就是让徐渭入幕，与其旧幕僚一起帮助处理日常军务、文书等。以徐渭的资历、才智和他在胡宗宪幕中献计灭倭的作为，在吴兑看来他的旧幕僚与徐渭相比无论是分析问题还是出谋划策，皆为“目疾”之人。徐渭前来不仅能辅佐于他，还能协助旧幕僚们将一些问题看的更明，把握的更准，让他更加满意省心。从以上分析可得：吴神仙代徐渭，周老总兵代吴兑。
    作者为避免读者望“吴”生义，将“吴”作“吴地”解，故而写“本贯浙江仙游人”以加区别；进而写“天台山”、“自幼”，以缩小作者地藉范围。又写“云游上国”、“往岱宗访道”、“道经贵处”，而反映作者在去京途中的山东地带，构思了作品主人公西门庆及其他主要人物的大体概况和形象，为动笔前列出了提纲，规划了描述基本点，与尾诗中“定早（枣）作”相吻合。但当中却漏写了陈敬济，这是作者故造悬念，到后来还是借陈敬济在水月寺抬土时，让叶道以总结和警示的口吻说出了作者的思路，同时此处又揭示了“陈敬济”代音“伸茎挤”，是与西门庆一伙同路货色的鸟人。这里的“水月”寓指“田水月”，以“土”提示“田”。叶，代音“也”；叶道，即也道，同样说之意。另外，依《畸谱》及《徐渭传》等所记，徐渭北上仅万历四年之行是在夏季，其余分别值秋、冬、春季。吴神仙“云游上国”时的季节，作者没有直写，而从侧面描述中则表明为夏季。吴神仙现身前一天，“西门庆扶妇人到房中，脱去上下衣裳，赤着身子，妇人止着红纱抹胸儿。两个并肩叠股而坐，重斟杯酌。”吴神仙现身当日，“妇人赤露玉体，止着红绡抹胸儿，盖着红纱衾，枕着鸳鸯枕，在凉席之上，睡思正浓。”由于北方其它季节气温偏低，以上情形只能出现在夏季。以季节判断，只有万历四年夏徐渭受吴兑邀请北上与之相符，其余皆可排除。再者，从作品第四十七回中有关徐州洪的描述也得以印证。
    徐州洪，运河徐州段中的一道洪险，位于徐州古城东南二里处（今显红岛附近），水流由北向南，绵延百余步，宋元时名曰百步洪。洪南四里许，河床绕骆驼山折弯向东，作者将此弯处称之为“陕湾”。作品中写“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前过地名陕湾，苗员外看见天晚，命舟人泊住船只”。很明显这里的“陕湾”即代音“山弯”。
    徐州洪下游五十里处原来还有一大洪险，名曰“吕梁洪”，比徐州洪更大、更险，“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孔子在此留下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疏凿吕梁洪记》载，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吕梁洪“怪石尽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此洪不复存在。作品中没有显示吕梁洪，说明苗员外货船沿运河北上时，吕梁洪已消失，时间应在嘉靖二十二年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主事王应时在原洪卢家溜处建闸设港，堤外筑城，“延袤五百余丈”，客商纷至，货物广集，繁华喧闹非常。作品在该回中写“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虽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没芦港。”写苗员外尸首“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儿，见一死尸从上流而来，漂入港里”。这里的“芦港”即为卢家溜之“卢港”。由此可证，苗员外货船沿运河北上的时间又得在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此后，徐渭仅于万历四年夏沿该线水路北上。
    从故事情节中的描述可见，苗员外货船顺运河逆流北上，入徐州域内后经“芦港”至徐州洪前“陕湾”，等待过徐州洪。芦港、陕湾、徐州洪的确存在，方位记述的十分合实。但作者偏偏将处于运河上游的清河，以苗员外尸首及童安漂浮方向和徐州洪、“陕湾”、“芦港”地名排列顺序而断，皆表明其位于下游，也就说清河在徐州之南。作者再糊涂也不能不知运河之水南流，错把位处北方与徐州相距八百多里中间还隔着山东的河北清河认为在徐州南方？况且小地名记忆清晰，而大地名却模糊到如此之重？原来，这是作者故意曲写，借以寓指当今社会本就是个错乱世界。同时，无形中又隐含了作者的身份特征“癫狂人”，也就是说只有癫狂病患者才能写出如此的颠倒事，以引导读者联想徐渭曾是癫狂病患者之经历。若研究者以“疯言”为据，顺其判断，定会步入歧途，结果只能是“东西路南北走，出门见个人咬狗。拿起狗头去砸砖，口袋驮驴一溜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