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是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背景
神宗改革，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变法。新政虽切中时弊，但实行上颇有问题，遭到朝中保守党大臣极力反对，是为旧党。
旧党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有时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司马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1]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过程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两党，得势反对党又分成三派：
元祐党人-得势-反对变法
朔党（朔学）-司马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
洛党（洛学）-二程、朱光庭、贾易
蜀党（蜀学）-苏轼、苏辙、吕陶、上官均
元丰党人-失势-支持变法
洛党朱光庭、贾易等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以为是对先王不敬。这时吕陶、上官均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史称蜀洛党争（蜀洛朔党争）。至此党争仅沦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进京出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1]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但章惇此举只是带有个人情绪的报复（司马光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公务上，他也不以官爵私其亲人。
影响
余英时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2]，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3]
到了徽宗时期，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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