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及不得志的政治家，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总结前人经验，结合社会现状，提出了“礼”和“仁”的思想，并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后经汉朝的独尊儒术政策，以“礼”和“仁”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正统思想，直至新文化运动。
孔子之“仁”
作为正统思想，孔子的“礼”和“仁”自然会受到不同时代人的解读注译，时间长了，“礼”和“仁”就众说纷纭，难以捉摸，它们的内涵及关系也变得繁芜复杂。对于“仁”，姜志勇认为，“除了伦理的含义外，仁还具有深层次的‘政治含义’，而这种‘政治含义’才是仁的思想核心”、“仁的观点不只是为了规范人民的道德行为，更是为治平天下提供理论基础”⑴；冯友兰认为“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⑵；李泽厚则说“‘仁’是以实践理性为特征的思维模式”⑶；对于“礼”，有人说“‘礼’是一种政治秩序”⑷；荀子则指出“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⑸；对于二者的关系更是复杂，“儒家重视‘礼’，意图通过‘礼’的推行，辅佐‘仁’的实现”⑹、“儒家以“仁”为本，以“礼”为用”⑺、“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⑻。这些观点，要么认为“礼”是政治的，要么认为“仁”是政治的；要么认为“仁”高于“礼”，“礼”辅佐“仁”，要么是“礼”居于核心地位。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礼和仁是平等两套社会法则，其中礼是伦理的，是用来理顺人与人关系的社会道德法则，仁是政治的，是牢固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法则。
一、礼
孔子是一个非常重视“礼”的人，正所谓“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学而篇》）。他崇尚周礼，维护周礼，子张曾问孔子十代以后的礼制是否可以预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知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更有甚者，孔子因梦不到周而感伤。在生活上，孔子也确实对于礼一丝不苟，在《论语·乡党篇》中就有仔细的描写，冯友兰对此写到，“孔子对于周礼，知之深而爱之切……《乡党》所记，起居饮食，俨然贵族。非孔子之好阔，盖不如实则非‘礼’也”⑼。孔子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先是要求自己做，然后传给弟子，再影响国君乃至社会。
细观《论语》，孔子所宣传的“礼”，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义、忠、孝、信、恭、敬，即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并且涉及到日常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比如，国君穿的衣与平民的要有区别，贵族坐的车因上下之礼要有区别，吃的多少好坏要有区别，就连家里种的树也要有规定。而这些主要是规定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明确什么值得褒，什么必须弃，到头来全化为了君臣关系，夫妇关系，父子关系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对“礼”的规定，上至国君，下到平民，都有涵盖，从而为每一个人进行社会划分，进行社会定位，为社会理顺关系以便于社会的正常运行，为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所以礼最终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规范化，明晰社会文明应有之伦理标准。只是“礼”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就有了等级的划分，以表示上下左右，尊卑贵贱。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佩服孔子，因为那时他已经知道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努力得民心以赢得天下。他提出所谓的“礼”，灌输到人心，久而久之在人们中间产生“敬畏”之意，使人们坚定地认为那些“礼”是人赖以存在的“天理”，违之必遭天谴。于是，因为“畏”，人们不得不行之，当全社会都在行使，就不会有人提出质疑，就算有也早被社会强大的舆论封杀于萌芽之中，谁让他们不遵守大家都遵守的“礼”呢？这样整个社会渐渐的就形成一种默契，在人们心中就有了“礼”的意识，一种公认的社会道德标准随之产生。“公德”存乎于心而无须在言，只需意会，这就意味着人的心灵受到了束缚，人的心里有了禁区，在这之后就是伦理。
“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那么“礼”的伦理性也应该是求“和”的，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且是要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可是有人就提出了疑问：从社会角度看，“礼”使个人的角色意义高于孤立存在意义，又把角色秩序稳定化，制度化，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裹足不前，毫无生机⑽。但是，如果从孔子的本意出发，我想，这是对“礼”的扭曲，对“礼”的伦理性的误解。首先，孔子提出“礼”，本来就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了社会文明的提高，为了人更具有社会性动物的特征，“礼”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善意”来的。回过头来，“礼”只是一种规范，它旨在引导人们的举止言行向好的方向发展，并使其符合作为“人”应有的品质。礼不是来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手脚，更不是来产生阻力的。历史上，自从三代，中国的先民就有了礼的意识，特别是到了周代，礼近乎完美，备受推崇，那么礼束缚了谁没有呢?没有，商纣违了上下之礼，被杀；周幽王不合君民之礼，被杀，以后历代历朝，都不乏这样的“卫礼”之战。这里尤要指出，就算是在程朱理学发达的宋朝，那“灭人欲，存天理”的“礼”也没能扼杀中国人的思想及创造力，中国社会依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可是事实上，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越来越慢，到清朝末期就彻底落后了，这又是为何呢？我想不该把错归咎于“礼”，而在人，在于社会的领导者。是他们出于自己的私心（权利的，财富的，地位的），出于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需要，把全社会一切可用的资源用作自己的武器，这就包括了“礼”。他们将“礼”赋予了可怕的政治意图，从而“礼”的实质变了，起初的积极作用就黯淡了，沦为了社会的绊脚石。
孔子的思想是伟大，他所坚持的“礼”亦是如此，“礼”的社会伦理性，使礼的积极性暗藏于社会之后，默默地为社会服务着。“礼”从本质上说是对社会有用的，是人不可缺少的。
二、仁
仁，是孔子毕生追求的，是他积极倡导的。不管是他从政为吏，还是他周游列国，抑或是教书育人，“仁”从来都是他一贯坚持的要领，“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用“仁”教育弟子，用“仁”规劝国君，更是用“仁”来塑造自己心中的大同社会。孔子提出的“仁”，一可强国，二可富民，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主张。
《论语》中关于仁，多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仁，如何做才是仁，看起来像是一种近乎宣扬道德的说教，所以有人说“‘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⑾,那么“仁”究竟是不是一种人们认为的美好道德呢？它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东西呢？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先祖是西周宋国贵族，至其曾祖孔防叔始迁于鲁，其父叔梁纥曾为鲁国陬邑之邑宰，很小的时候，孔子的父亲去逝，孔家就中落了。但是不管怎样，孔子是出身贵族的，有着贵族的幻想和追求，无非是后来成了破落的贵族。贵族的背景必定促使孔子为贵族考虑问题，想办法解决贵族的问题，就必定会使他来为自己所在的阶层服务。只是孔子是破落的，处在贵族的下层，即将接近平民的底线，因此他又必须结合实际为自身的处境考虑考虑，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生活状况。这时就需要一种政治主张，既能满足贵族的需要，又能照顾像孔子这样的人的利益，而这种主张定是要出自像孔子这类人之手的。
我们知道孔子是积极入世的，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青年时，他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到五十一岁时，被任命为中都宰，五十六岁，升任代理宰相，监管外交事务，执政仅三个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鲁国大治。后来孔子因不满鲁哀公，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由此可见，孔子是有政治抱负的，冯友兰曾说：“纵观孔子一生，他的政治抱负就是各处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恢复文物周公之道，孔子核心思想‘仁’便是出于这种诉求提出的。”⑿而孔子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有能使自己在政治舞台有发言权的主张，即治国策略，这就促成了“仁”的出现。
注意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所宣传的“仁”并没有面向整个社会，仅仅局限于他的弟子及那些当权的人。他没有向平民百姓解说“仁”，没有向民众显示什么是仁的表现，没有告诉大家“我们的国君必须‘仁’，否则我们就推翻他”，他甚至对统治者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不难看出，孔子就是在为统治者服务的，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稳固少数人的统治。那么，这种企图站在普通民众之上的思想还能是“美德”吗？它就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统治者定制的政治工具。统治者掌握“仁”之要领，施之与社会，一者，那些渴望改善生活的下层人就可以得到实惠，即便与贵族的生活还是有着天壤之别，也不会再有什么怨言，相反，还会为贵族们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二者，“仁”政策的确可以让国家富强，统治者就有了更大的力量来维持现有的政治秩序，保持自己的地位。在这个相互作用中，国民是获利了，但只是统治者获利的’附属品”,是统治者不得不留给社会的那部分利益。
所以，“仁”从刚开始就是政治的，以至于后来有了“亚圣”孟子的“仁政”，有了“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大胆论断。“仁”不是“美德”，只能是在那种时代还算可贵的“美政”。它是儒家的治国方针，完全是政治的。可以说，“仁”是通过对统治者的“内”、“外”要求来成就“内圣外王”，进而平治天下的。
孔子讲学图
三、“仁”、“礼”互补
在《论语》中对一个人的评价甚是蹊跷，那就是管仲。《论语·八佾篇》有：“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宪问篇》有：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同样是管仲，孔子给了两个很不一样的评价：不知礼，如其仁。这是为何呢？难到仁者“不知礼”也可以？还是“礼”和“仁”有着特殊的关系呢？
针对以上，李泽厚指出，“肯定大于否定，不仅可见“仁”高于“礼”，而且造福于民的功业大德高于某些行为细节和个人小德。”⒀顾炎武在《集释》中写道：“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之罪，而取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他们给“礼”和“仁”进行了大小、高低的区分以解除人们心中的疑惑：“礼”和“仁”到底孰轻孰重？这样的解释虽然行得通，但是，是不是不合孔子之意呢？孔子会这样想吗？
‘礼”在孔子心中的地位绝不亚于“仁”，孔子的“礼”也绝不是能因为一个人对社会有着大功就可以放弃的，就可以随便逾越的，《论语·乡党篇》中孔子的种种言行及其对弟子贵族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礼”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不会是随随便便的。我想，之所以产生“不知礼”的“如其仁”，主要是因为孔子的“礼”和“仁”是并列的互补体，具有极大的互补性。首先孔子明确指出管仲“不知礼”，也就是说，孔子还是“维礼”的，没有废弃“礼”的基本准则。但是管仲的“九合之功”确实是孔子所乐见的，是符合孔子“仁”的一些标准的，是可以为孔子所用的，这不就冲突了吗？怎么能用一个不符合自己“礼”的人来充当自己“仁”的代表呢？这时，孔子就要动用“仁”、“礼”的相互作用了。管仲“不知礼”，是吧，那就批评他，摒弃这些，作为反面材料。那些“仁”的就学习，好的就要汲取嘛！这个时候，孔子就是把“礼”和“仁”分开了，并列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而不是看轻“礼”，相反，看轻任何一方都是对孔子自己的否定。所以对管仲的评价，是孔子的一大胜利，它既维护了“礼”的威严，又成功的利用了管仲的“仁”的表现，实乃“以天下为中心”。
作为平等级别的两套社会法则，“礼”和“仁”共同作用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统治者），并且它们自身也相互补充。当“礼”的运行有了问题，“仁”就可以修补，从而“正名”；当“仁”实施无效，就能用“礼”加以节制，从而稳定局面；当两者都无法起作用了，这个社会就崩溃了，就需要重塑了，就有了改朝换代。可见，“仁”和“礼”的相互作用，就是从心灵上对国民进行控制，以消除威胁统治的想法，并为统治者找借口以掩饰其罪行。
四、 启示
经过千百年来的锤炼，孔子的礼仁变得更丰富，更繁杂，在这丰富繁杂之中一定含有孔子的本初想法，也一定含了后人添加的个人见解，而这些见解中有的是对“本初想法”的继承发展，有的则是扭曲误解。现在我们要借鉴孔夫子的思想精髓，就不得不对现有的所谓儒家思想进行整合再造，整合以寻找其本初，再造以适当今之社会要求。我们需要跨越孔子的时代局限，建设社会主义的“礼”，实施社会主义的“仁”，真真切切地“博施于民而济众”。
参考文献：
⑴: 姜志勇 《孔子“仁”思想的政治含义初探》 中国儒学网
⑵、⑼、⑿：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2006 第41页 第35页
⑶：李泽厚 《新版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第18页
⑷、⑻、⑾：《走近名著·中国文学卷·论语》
⑸：荀子 《荀子·礼论》
⑹：阎韬 马志强 《论语·注译》 凤凰出版社 2006 第32 页
⑺：王丽 马龙潜 《“中和论”与“人格论”——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客体结构特征》 中国文学研究 08--1
⑽：陈愚 《“礼”与个体主体的泯灭》 中国儒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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