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檢字》

序

 

常熟学人王培林先生的新著《說文檢字》即將問世，前此已有《小篆通检》、《秦篆 漢隸簡化字 檢篆釋疑》，三書可成《說文》小篆學一新系列，但三書不同，《小篆通檢》旨在立足於小篆形體本身，用五位數碼將小篆文字數字化，經數字化而編出通檢。《秦篆 漢隸 簡化字 檢篆釋疑》重在研究小篆構成，恢復小篆一個“能自圓其說”的系統，再編查檢表，表後另文逐一解釋之，形成檢篆字、釋篆疑系統。《說文檢字》正是在作者五位數碼檢篆系統和釋疑系統的基礎上，重在逐一考正《說文》小篆字形，並針對新字形作出相應的形義考釋。三書分別是數碼通檢系統、提問釋疑系統、考形釋義系統。清代《說文》學四大家之後，如何開拓《說文》學新局面，抑或四家封頂，嗣響難尋，難以有什麼新局面了？晚近百年來，《說文》學的新開拓不外以下七個方面，一是沿流溯源，著《說文》引經、引方言、引通人等的考索。二是著《說文》通論，用史學文化觀來對《說文》作專題解讀，最終形成《說文》學文史理論解釋系統。三是以甲骨文等古文字形體為標的，離散《說文》小篆形體與之對照，以歸納《說文》小篆形體結構的類別，解讀其來源和演變過程。四是用甲金文乃至戰國文字考正《說文》小篆形音義和《說文》說解文字，包括對《說文段注》等四大家的考正。五是纂集諸家研究成果並精練之，鑄成匯纂、詁林、約注之類的作品。六是用《說文》諧聲偏旁來研究上古音，又以上古音反哺《說文》，或以源自《說文》諧聲的上古音與源自甲金文字的上古音作對照，以形成統一的更為精准的上古音系統，或從中尋獲兩漢音系與上古音系的中峰分野。培林的做法，可謂第七方面軍，七是立足於中國文字固有的形式系統，創新其形式化手段，從現代文字編碼法入手，對說文小篆一一編碼，形成新的《說文》文本系統，對此新文本系統既作形式化、數位化系統的研究，又對新文本系統的全部成員逐一研究，或引古書舊籍，或引後人新成果，更多的敍說作者的新發現，形成《說文》新文本解釋系統。王培林氏新《說文》學的位置及成果特色可知。

還需說及的是，王培林君三書都抓住《說文》小篆形體，就形體作五位數編碼，據形體編碼檢篆並主形體釋篆之疑，然後構築考形以釋篆形義之系統。可貴之處在於處處抓住形體。王君《說文檢字》考形以釋義，這個義首先是字形義、形態義，而非語義、字（詞）義，與許慎“以形立訓”之“義”是一致的。學界都曾指出過，漢儒許慎受過道家的影響，《說文》“始一終亥”，這正是許慎的學術優勢而非駁雜。儒道釋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內聖外王”，“正己成人，正己成物”，反映出對人生完美理想的追求，道家“天人一體”，“長生久視”，反映出對生命的超越。秦漢儒家言“自然天道”的“天道”生成為“誠者，天之道也”，已將自然天道化作人倫道德法則。道家則以陰陽二氣為宇宙生成之質料因，氣化流行而生形，形生而萬物所以成，在形上、形態、形體層面上言文字，是許慎“以形立訓”的文字學思想的源委，也是許慎受道家思想影響而言文字的無處不在的證據。今王君踵許慎之途而求形體之真，可謂得其要領。書中特別強調“字形抽象研究，就是對漢字的形音義三者，暫時撇開其中的音義，側重對其‘形’進行研究”。書中批評“傳統小學將形音義合併研究”的做法，只“注重一個個漢字的訓詁，未能自覺地將漢字構形看作一個相對獨立的有機系統”。可以說，王著的最大特色和成功秘訣就在於緊扣字形，也就是他本人說的就“字形抽象”作綜合研究。這一方法，固然如上文所說，與許慎“以形立訓”相一致，實際上也是西學的基本思想方法。亞裏斯多德以形而上學為第一哲學，以形式作為“每件事物的本質及其第一本體”，形式是事物的內在結構，形式與本質同義。許慎“以形立訓”是中國古代經驗科學：語言文字學領域內體現出來的最有光彩的語言哲學思想，王氏黽勉不息，皇著再三，可貴何及！

 《說文檢字》可分兩大塊，一是形式化意念下的新編碼系統，讀者莫謂此為一單純查檢法系統，它恰恰是既可供查檢，又可供探求的一個研究系統。全書收小篆字10483字(《說文》原列正文9353字，重文1163字之古文篆文，計10516字，王著僅限小篆)，其中包括《說文》字頭、《說文》小篆重文（異體字）、徐鉉新附字，還有《說文段注》增補的小篆29字（以“+”標注，示別于《說文》原典）。小篆從嬴秦同文至許慎，又從許慎至後世，同一小篆字有不同的寫法，變化甚多。再說許慎《說文》的篆文中有古文，並非全是小篆，可見所據更早，由來甚遠，王國維《史籀篇證序》稱：“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這裏說的是大篆，也有小篆，情況錯綜複雜，李斯的秦篆亦非從天而降，恐不過是大篆文、籀文的省改。許書小篆，也並非一依秦篆，更何況許書中的篆文中夾有古文，許書古文本為孔子壁中書，但許書古文與籀文大篆頗不相近，正如王國維所說，史籀大篆與古文之“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祗用當世通行文字”，而許書古文與籀篆相異者，抑或亦如史籀用“當世通行文字”，有正向小篆接近者，可見《說文》小篆與古文難分難解。要說許書小篆之于古文，段玉裁《<說文敘>注》曾說：“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可見許書小篆與古文大篆和籀文的關係是多麼複雜，對此，作者是有清醒認識的，書中說，許書小篆有許多字“取形於古文或籀文”（0006“上”字下按語），作者要厘清《說文》小篆，要讓《說文》小篆回到歷史的在場，任務是多麼艱巨。再說，學界雖有小篆字典之類可供查檢，完善和校正自不待言，《漢語大字典》正楷字後每列古文字含小篆，全部以《說文》小篆為據，王著恰恰就是要來重校《說文》小篆的。今王著列一萬餘小篆字，字形清晰，在形體上形成“篆楷對照”，由楷查篆，不啻是方便查檢，而是在廓清種種歷史迷霧之後，對小篆形體規範系統的一種蠡測，小篆字的較為標準化的寫法，極有漢字形體學價值。著者對小篆形體的寫定是十分慎重的，可謂“字字考形下工夫，筆筆寫定含艱辛”。《說文》原有的形體固然全都保存著，以彰顯其文化價值，甚確。凡所據《說文》中華書局本形體被認為有出入者，書中“篆字編檢索”欄“已作更正”。請問：“更正”的依據是什麼？或有前人涉及相關小篆字形的理據，還有作者多年從事小篆形體研究的經驗感知，包括作者多年來對小篆字的書藝摹寫，對某篆字字形把握的積累，局部形體的類推，都可能成為“更正”的原委，更重要的，改正的依據來自《說文》本身，來自作者對許書形體的全面考察和綜合比較研究，可謂發掘內證，並以內證為主。例如作者自己專門拈出之例：6953 (涪)和9650 (陪)右旁聲符咅，篆書首筆橫豎不一。何者為正書？查考3169咅的篆體構成，便知“咅，从 ，从否”，篆作 ，即前者正確，後者誤訛。再如：7952摍，从手宿聲，中華本篆作 。疑此篆有出入，查其構形來源，據4581宿下說解，宿从古文夙；夙即??之俗字，古文作 ，故宿篆作 。中華本篆誤，其中“百”依照隸體誤作 。作者已把《說文》形體當作一個獨立的形態系統來把握了，故既有許慎“以形立訓”之賡續，又有“以許形改誤形”之新見，陳昌治校訂大徐本內的小篆誤形主要是後人羼入的。小篆形體的研究和寫定，“定則定矣”，在王氏那裏，或已成為出入自如的學術境界，成為得心應手的樂事 。《說文檢字》檢索欄篆字上方的五位數碼是小篆編碼，除了若干字碼改動外，一承《檢篆釋疑》中的編碼法，下方楷字的四位數是《說文》字頭的序號。別說前者繁瑣易錯，非學術修養工夫和人生修養工夫二者兼具者不能為！即使是後者依次排個序，以便在新文本系統中存舊次而方便查檢，由五位數碼轉四位數碼到達文本，非深思熟慮之士亦無此思致，想不到此點，當然也無成其事！

《說文檢字》的第二大塊是正文，是《說文》再研究。全書將中華書局影印清人陳昌治校大徐本《說文解字》作工作本（作者稱之為藍本），王氏新文本猶原本覆刻本，此事意義甚大，它表明一依原本，保持原貌，決不亂改許書。作者深知，原本不少已經“失真”的字形卻承載著二千年來漢字演變的豐富的歷史信息，不宜改動之。為做到這一點，作者可謂費盡心思，做足工夫，作者不是直接從電腦字庫輸入現有字形，而是依照原形，甚至依據說解重構原形，製成漢字圖形貼入文檔，以顯示原貌。

 既以原本為工作本，那就會有許多新氣象出現。如隸定，當然按要求要盡可能納入現代漢字的規範系統，但許多隸定字就無法納入。只能說作者隸定《說文》小篆的目標只能是現代書體的楷化。書中0006“上”字的隸定、0007“帝”字的隸定，含對古文“帝”字的隸定，0008“旁”字的隸定，一口氣隸定出含古文的五個“旁”字，0012“禮”的隸定，都是明證。

作為新文本系統，既以訂定小篆為己任，首要任務就是對《說文》字體的重訂，當然和該書編碼系統查檢部分的內容相呼應。書中凡有【培按】二字處即可找到重訂字形例：0013“禧”篆許書作 ，禮吉也。从示喜聲。許其切。王君重訂作： ，並作形體解釋：“聲符喜从壴，壴从屮从豆，見3062壴、3059喜。原文‘喜’的上部構形混同於‘圥’的上部，參見0238圥。”

作為新文本系統，作者圍繞小篆形體訂定，除了編制以篆檢字表，當然也是《說文》小篆總表之外，最主要的，恐怕都將心血付與按語之內。以0006“上”字下的按語為例，大徐本有“此古文丄”一語直指字頭而言，篆文字頭就應該是古文“ ”形，【培按】確。按云：“在小篆系統中，有許多字取形於古文或籀文。如： ，“古文大也”(見 6564大)。”這一按語，與前述王國維《史籀篇證序》的說法、段玉裁直說“許書小篆多“取形於古文或籀文”完全一致。作者由個案研核而知，亦甚可貴。段氏亦曾在“大”字頭下注稱此處為古文、籀文、小篆字頭文“互釋”，“明祗一字”，僅形體“稍異”。古文作“ ”，小篆作“丄”，段氏曾認為這是“李斯小篆”，並說各本篆作 ，是“後人所改”，王氏則考出“篆文 ，見之於嶧山刻石宋拓本，亦李斯所作或後人所改”。字頭定作“ ”，那麼“ ”和“ ”兩字怎麼辦？按語進一步指出：“ 和 宜作爲重文處理，若作部首，其形體結構與部下諸字格格不入，不能統領諸字。”例如同一部首內下文“帝”下說解“从丄朿聲”，篆文卻寫作从 而非从丄，可知“丄”統領不了“帝”，王氏說：“故此篆當依段說寫作 ，與此相應，行文中的丄也當作“ ”，並將篆文 作爲重文”。末了，王著還把原本的“文四，重六”改成“重七”，因為多出了個篆文 可作爲重文，“六”字是後人誤改所致。由此可見，書中主要成果的集結處有不少研究心得，分辨細緻，在行文中間出考正工夫，不輕下己見，將字形研究與文本研究緊密結合，成果不乏引人注目之處。又如“衣”字，許書篆作  ：“人之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形。”王君稱：段玉裁依據許書“象覆二人之形”，以爲此篆本作 ，後人爲求工整寫作 。故如同言部从 之篆皆改从 ，段本將从 之篆皆改爲从 。今謂王君此處恪守段氏，甚確。事實上，清代說文四大家除段以外都攻許書有誤，認為“覆二人”不可理喻，而是“覆二手臂”云云。王君或未見三家之說，但冥合糾三家之謬，始終以“覆二人”之形為正篆。

書中也有可商之處。例如“矢”字，許書：“ 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王著以“鏑栝”字當作桰。凡“鏑栝”、“矢栝”、“檃栝”字“皆當作桰”，“桰與栝形音義皆異”。確切地說，篆文 (桰)與 (栝)形音義皆異，但 (桰)隸變作栝，“栝”字是多音字。而段注以“从入”為“欲入其中”，以“∣”為鏑（箭頭），實際上整個“从入”的部分加上“∣”都是箭頭，段注有誤而王未指出，只說“鏑栝”字有誤，實際“鏑”字後當逗（加頓號），“栝羽”是飾有羽毛的按在弦上的箭尾處，箭翎可使箭射發後保持行進中的平衡。許書“从入”字並非“進入”字，只是箭頭形狀，如“个”字不从“入”，不从“人”，只是竹葉片形，今“矢”字毫無“入”字的印跡就是明證。總的說，王著對清代《說文》學的成果吸收得還不多，有待加強。

 因江蘇鳳凰出版社編輯同仁和培林本人約請，命作一序，不克獲辭，今成文忝列，以求教于學界。

                       

              

 

李  開

2013年3月于澳門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