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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自 朝文社 (ailishi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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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再说谁是孩子父亲这样的话了……孩子跟我随母姓，你们都是孩子的父亲，机会平等！”
说这句话的人，是琼瑶剧《水云间》中与多位男性牵扯不清的女二号汪子璇。
由于那个年代还没有一种叫做亲子鉴定的东西，子璇美人一时竟弄不清楚自己孩子的生父是谁，于是她将几位有过肌肤之亲的男性召集一堂，说出了“大家都是孩子爹”这句毁三观的经典台词。
喜当爹的几位男子中，便有剧中男主梅若鸿。
说来这梅若鸿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渣男，明明在农村老家有妻有女，却跑去跟芊芊子璇打情骂俏，压根不管家中妻女的死活。
谁料就在梅若鸿风流快活之时，他的家乡却发生了一场瘟疫，原配妻子带着女儿死里逃生，历经艰险好不容易找到梅若鸿后，才发现梅若鸿早已爱上了别的姑娘。
这段苦情戏，当年不知赚走了多少观众的眼泪。
不过，如今回头看来，那一段段毁三观的剧情，倒也生动地反映了民国“风花雪月”的爱情神话下，隐藏着的民生苦难。
看过《水云间》的观众或许不会忘记，梅若鸿的结发妻女千里迢迢从四川赶到杭州投奔梅若鸿，全是因为家乡遭了瘟疫，所有的亲人都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观众来说，这段剧情实在“假”得没朋友，无数观众忍不住在心里碎碎念：一场瘟疫就让所有亲人都死光，琼瑶阿姨可真能编。然而，观众们认为的“人造历史”，其实恰好是民国时代的真实写照。据学者张泰山统计，民国时代仅法定传染病和指定传染病造成死亡人数上万的瘟疫，就发生了59次，共计造成2500341人死亡，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6‰。这其中，《水云间》故事里梅若鸿的老家四川，更是瘟疫的高发地。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的四川几乎年年闹瘟疫，而且这些瘟疫还时刻花样翻新，变着种类的闹。仅1931年到1940年间，四川就发生了麻疹、伤寒、霍乱、天花、疟疾、痢疾等各式疫情，波及范围动辄几十个县，有时甚至达到上百个县。
比如1947年的痢疾大流行，就一下子席卷了117个县，而1948年发生的疟疾则影响更为广泛，四川全省143个县中，有131个县受到波及，占比超过90%。如此看来，梅若鸿的的结发妻子能坚持到女儿这么大了才去寻亲，还真是不容易啊。不过，梅若鸿妻子的辛劳，一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发生瘟疫有啥可怕，找人来救治就完了呗。别看琼瑶剧里的男女主角似乎总能轻轻松松上医院，其实真正的民国时代，无论医护条件还是医疗人员，全都是稀缺而宝贵的资源。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全国仅有医师7881人，药师380人，与医护人员同样稀缺的还有医疗资源投入。民国时安徽、浙江、河南等各省的卫生行政经费仅占全部行政费用的0.3%，比教育经费少50倍，就连作为中央行政卫生工作实验区的江西，卫生行政费用占比也只有2.2%。同时，民国的卫生资源还呈现出主要向一二线重点城市集中的特点。比如南京市的卫生经费就占到了全部行政经费的7.5%，周边的杭州、上海等地的卫生经费占比也分别达到了7.4%及4.8%。饶是如此，卫生医疗经费占比依旧少得可怜，而这些本就不多的经费中还有30%-50%用于街道清洁及垃圾处理，真正用于医疗设施的费用更是寥寥。
稀缺的医疗资源很快集中于富人之手，经济落后地区的贫苦百姓，患病后常常求治无门，不得不听天由命。比如1935年，江苏东海县爆发黑热病，注射一针药水的医药费要15元，许多贫苦病患只能15人一起凑份子，再抽签决定谁来打针治病，没抽中的人只能就地等死。凑钱打针的无奈背后，不仅是民国医疗资源稀少的直观体现，更暴露了民国另一个苦难真相，那就是农村百姓的极度贫困。在《水云间》中，大渣男梅若鸿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找美女哭穷。剧中的美女们不是听说他这个月没有茶吃，就是听说他没米下锅，搞得美女们时不时的就要给梅若鸿送米送菜，稍有怠慢还会引发梅若鸿的咆哮。然而，梅若鸿看似“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在他的结发妻子和女儿看来却是天堂。不少观众或许还记得，梅若鸿的女儿来到梅若鸿家中后，曾一度开心地大喊：“哇，好多白米哦“、”找到爹真好“。
这大渣男家难得的温馨一幕，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农村的悲惨生活。整个民国时代，中国农村天灾频发。仅1930年，民国发生水旱灾害的地区就有陕、晋、察、甘、湘、豫、川、热、苏等多个省份，受灾县份高达517县，涉及灾民21113078人。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还爆发了大饥荒，百姓无奈之下，争相抢食树皮活命，有些连树皮都吃不上的人，便只好卖儿鬻女，易子而食。到了1933年，水灾再度来袭。黄河中下游现“特大洪水，使陕、晋、豫、冀、鲁各省连决数十口”，而长江流域的赣、浙、湘、鄂也深受水患困扰，造成大面积重灾区。
同样的灾情还发生在1935年，长江流域再度遭受严重水灾，其中仅鄂省一处，受灾民众就高达710万以上，经济损失6亿余元，而黄河流域的的鲁、豫、冀也因水灾损失惨重，其中鲁省灾民350万余人，经济损失超2500万；豫、冀两省分别有灾民10万、2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分别为6000万元、500万元以上。比如泰县在1921年的附加税为0.912元，到了1929年，附加税就变成了7.012元。而在苏南11个村的征税记录中也显示，民国时代苛捐杂税繁多，其中1929年的征税项目就达到了23项，税额折糙米1597.94担。到了1936年，当局的税收变本加厉，征税项目变成了25项，而税额则达到了2131.5担。江南地区的田赋制度，不过是全国高额税收下的冰山一角。据统计，清代从康熙五十二年到光绪二十九年，漕粮税率增加了210%，附加税的税率增加了128%，而民国在1912年到1928年间，仅田赋正税的税率就增加了393%。过于沉重的田赋，让地主们不得不疯狂向佃农转嫁成本。“赋重病民”之下，农村经济不断衰落，广大农民就此陷入了贫穷的无尽黑暗中。
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景象，无情的揭示了那个被包装成风花雪月的民国时代，普通百姓过的究竟是怎样的日子。想来《水云间》里的梅若鸿，打着追求艺术的旗号离开家乡，也是想要逃避这令人窒息的贫穷吧。从这个角度来看，《水云间》里那一幕幕爱情戏，远没有梅若鸿妻女这对苦命的娘俩打动人心，只因这对来自农村的母女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国时代的苦难真相。从这个角度来看，《水云间》里那一幕幕爱情戏，远没有梅若鸿妻女这对苦命的娘俩打动人心，只因这对来自农村的母女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国时代的苦难真相。参考资料：巴志鹏《民国时期的农民负担》、翁有为《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以赋税与灾荒为研究视角》、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柏家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瘟疫研究》、李洪茹《民国公共卫生研究》、谭晓燕《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