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0日，护法战争期间，国会非常会议召开会议，桂系军阀派军警包围会场，殴打议员，结果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并悍然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选举出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废除了大元帅，并以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倒孙中山的台，与北京政府实行妥协。
孙中山愤而辞掉大元帅职务后，对援闽粤军更寄以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能真正打出一个新局面来。
因此，他在赴沪途中，特于5月26日到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会晤陈炯明及粤军诸将领，力劝其冒险进攻。
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的援闽粤军，7月下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进攻计划，原定由许崇智部分两路：
一路由上杭进连城、永安以取沙县；一路经长汀、清流、归化、将乐以取顺昌，然后会攻延平。
陈炯明部则分三路：
一路攻龙岩、南靖；一路攻平和、南靖，以进窥漳州；一路进攻云霄、漳浦，并会攻漳州。
若两路得手，再以钳形阵势进取福州。但由于此时闽军亦已调集全部兵力奋起反攻，且闽督李厚基怕失地盘，已向北洋政府求援，增加了兵力。
援闽粤军面对如此优势的敌方兵力，众寡悬殊，苦战失利，大埔失守。
陈炯明退至三河坝粤军总部，束手无策，拟由梅县退回惠州，三河坝总部人员也同时准备撤退。
时任粤军作战科主任的蒋介石，据理力争，阻止陈炯明的逃跑行为。
还在陈犹豫之际，蒋便命人以大字书写“渡河者枪毙”几个大字，钤以关防，悬于河之对岸，强制粤军总部人员不准撤退。
幸逢旬日大雨，闽军不敢深入，援闽粤军趁机孤注一掷、奋起反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再次夺回上杭、大埔、永定，敌军节节败退，粤军长驱直进,连克汀、漳道所属各县；左翼方面的许崇智，亲率一部主力策应中路，于8月30日攻下龙岩。次日，攻克漳州，进迫福州。
这就是蒋介石那次于三河坝创造的，被一些史家称之为“力挽狂澜的奇迹”，然而之后，蒋介石竟然丢下正在激战的部队不顾，于 1918年7月31日辞去作战科主任职务，不理众人的真诚挽留，径自乘船至香港，于8月18日回到上海去了。
这令到他的盟兄许崇智深感意外，觉得他太有点使性子了。
许崇智与蒋介石认识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期。而要追溯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又与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分不开，一个是陈其美，一个是张静江。
蒋介石的御用史家曾经为他编造过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大话。
其实他只是于1908年肄业于日本一间不大起眼的振武学堂。
不过，蒋氏当年日本之旅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人陈其美。
那就是他十九岁(1906年)第一次东渡日本的时候，拟学军事不成而滞留东瀛，情绪沮丧，每天清晨必至离居室不远的一处丛林边舞剑，发泄心中的愤懑。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浙江吴兴人、在同盟会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路过与他相遇。
据说，陈其美对这个小老乡的剑术并不怎么放在眼内，倒是对他用浙江乡音吟诵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大起敬意，当即上前嘘长问短，勉慰一番，相约自此每天清晨来此会面。
后来，陈其美又把蒋介石介绍给他的盟兄张静江。
提起张静江，也是当年民国一大怪人。他本是上海著名的张园主人之子，其父去世后，分得一笔巨额遗产，但性情豪爽，乐善好施，只因患有脚疾，不便于行走。
1903 年至 1904 年间，孙宝琦任法国公使，张静江经过一番活动，得以作为使馆商务随员，往返于上海与巴黎之间，经营中国古董贸易，获利甚巨。
他因旅法数年，结识了不少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因而“思想锐进，立论怪特”，往往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自诩。
但由于他以使馆随员身份而持过激论调，使不少真心倾向革命真理者，对他怀有疑忌之心，不敢接近。
1905年，孙中山自纽约至巴黎，某天乘法轮赴某地，张静江恰好也在同一轮上。他闻说孙先生就在眼前，主动上前谒见，并告孙先生，日后如有需要，请随时电告，并互相约定通电暗号，以ABCD为序：
A为一万元，B 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
但孙先生一直不敢深信这个初识之人真能有求必应。
到1906年冬天，孙中山自南洋到东京，因经济困乏，感到束手无策，想起在巴黎船上认识的那个怪人，便按址拍去一个带 C 字的电报。
数天后，果然有三万法郎汇到。以后，凡孙中山有求于他，张静江必然慷慨相助，因此，他自然也成为了同盟会以及中华革命党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个张静江与陈其美，对他们的小盟弟蒋介石可谓关怀备至。
1908年，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 1913年10月29日，张静江又作为监誓人，让蒋介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成为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也是由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才得以打进上海青帮，并在后来与著名的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过从甚密。
但平心而论，直至中华革命党时代，蒋介石还是一个地位相当低微的人物，更说不上惹人注目了。
在与许崇智结识之前，他所作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接受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指派，收买歹徒于1912年1 月14日，暗杀光复会领导人、革命元勋陶成章，比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还早出一年零两个月。
暗杀的原因，不外乎就是陈其美与陶成章等人的“党争”。不过，在陶成章领导下的革命烈士秋瑾，当年死于清廷的鹰犬之手，陶却死于革命阵营内部的互相残杀，一时舆论哗然。
以后，蒋介石也就很忌讳说起这件“业绩”了。
蒋介石还参与过二次革命时的上海肇和舰起义，但起的作用不大。据说他曾精心起草过一份作战计划书，也没有被决策者们所采用。
因此，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他是很不得志的，一言一行，唯陈其美的马首是瞻。
不过，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位居孙中山各幕僚之首，张静江又是孙中山须臾不可离开的特别人物，这对于为蒋介石在仕途上的升迁，创造了相当难得的机遇。
1916年，蒋介石就是通过张静江的关系，与许崇智结为盟兄弟的。
结了这段金兰之谊，蒋介石自然非常兴奋。
许崇智由于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就已经被人誉为“军界前辈”，中华革命党时代，又出任军事部长要职，辅助孙中山运筹武装讨袁于帷幄之中，以至不少人认为，国民党内谁想在军界求得出路，就要先走许崇智这条门路。
加上许崇智出身名门望族，这又颇符合蒋介石攀附对象的条件。
不少研究资料表明，蒋介石除了与陈其美、张静江结盟是出于被动之外，其他的结盟，均是他采取主动的。
他有一句名言: “结盟要旨，是为了主义”。
那么结盟后主义不合呢？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他以“异姓昆弟之交”拉拢的人，大多以“拔了香头子”凶隙终未不得善终，如后来的冯玉祥、李宗仁等……
1940年，蒋介石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披露过自己一桩心事：
“….…至言余当时在社会之地位，则在同一时期之青年，其名誉地位之尊荣显贵，远过于余者，何可胜数？即与余同乡同学同年代之青年，由于其父兄之遗荫，或师友之携挈，其凭藉深厚，能于早岁有以自显者，自更非余之所可比拟。”
正是由于他地位低微，故相当重视通过结盟，寻找一道通向他理想殿堂的阶梯。
而那时候，传说与他同年同月出生的许崇智, 正是他在这番话中所描述的那样令他羡慕不已的青年人。
许崇智除了出身名门望族，深得祖辈遗荫外，还是当时军界显要，英姿勃发，倜傥不羁，在革命党人中堪称俊杰，蒋介石早就向往他了。
当1916年5月，蒋介石的大恩人陈其美突遭袁世凯派人暗杀，他顿感失去依靠。
办理了陈的葬丧事宜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遣跟随许崇智一起去山东。
到山东后，许崇智代理居正而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总司令，驻节山东潍县。
蒋介石往依许崇智，凭着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学到的本事，办事认真努力，很快就获得了许崇智的好感。
因此，经过许崇智推荐，他于7月31日被上海中华革命党总部任命为东北军参谋长。
但因袁世凯突然暴毙，他才当了十三天参谋长，东北军事就告结束了，还没深尝个中滋味，更未能一展抱负。
不过就在这短暂的共事日子里，蒋介石似乎已摸透了许崇智致命的弱点，这对他日后的决策大有好处。
当许崇智与蒋介石先后回到上海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后，经过张静江一番说和，张、许、蒋三人焚香换帖，结为拜把兄弟。
不久，蒋介石又联同陈其美当年另一个重要的追随者吴忠信，再与许崇智义结金兰。
传说因许比蒋大出五天，许居第二，蒋居第三，蒋介石口口声声称呼许崇智作“二哥”，一时十分亲热。
在他们俩整个的关系上，从一开始，许崇智就由于豪爽的军人性格使然，胸怀坦荡却又疏于防范；而蒋介石则处处工于心计，是一个极有秉赋、极有抱负、极有心机，但又多愁善感、孜孜营求、心胸极其狭窄的政治动物。
自从他通过陈其美的关系得以谒见孙中山之后，时时不忘向孙中山展示他的政治抱负与军事才能。
如1914年6月，他应陈其美之邀东渡日本，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获悉此消息的第二天，就向孙中山送去一份陈述欧战趋势、并揭竿倒袁的计划书，颇得孙中山的好感。
而据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记载：
蒋介石在整个流亡日本期间，都显示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锐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即曾国藩）、胡文忠（胡林翼）三人的著作，爱不释手；而对于日本陆军学校所授课程，以及巴尔克战术等书籍，无不逐一精研，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政治学即以王阳明与曾文正的学说为根据，初步形成了他蒋氏的军事、政治思想。
至于修身之法，据毛思诚记载，蒋氏是专在“悔”字上着力，昨非而今犹未是，凡所省察必记之于日记，圣人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心欲其定，气欲其定”诸训语，皆于此时期身体力行。
毛思诚的这种记载，孰是孰非，已有史家予以评说。但仅就蒋氏修身一说，倒也不见得怎么与事实相符。
因为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过程，蒋氏有许多翻云覆雨、度量狭小的表现，每当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蒋介石到援闽粤军任作战科主任，是援闽粤军进军汕头以后的事情。
其实，孙中山早在1917年就任大元帅后，在委任许崇智为军政府参军长的同时，就委任他与吴忠信为上尉参谋。但蒋却滞留上海，迟迟不肯前往广东就职。
1918年初，援闽粤军就要出发了，许崇智、邓仲元等人见粤军中真正忠于孙中山的军事干部实在太少，就向陈炯明建议，去电上海方面邀请蒋介石、吴忠信两人来总部就职。
孙中山也苦口婆心地打了电报去劝说蒋氏，他才于1918年3月2日启程，5日晚抵达广州，连夜谒见过孙中山后，于11日去汕头, 15日就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要知道，蒋介石与吴忠信都是许崇智的拜把子兄弟，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为了总理的主义而来，而并非为陈炯明而来，但实际上，盟兄许崇智在粤军中担任着要职，也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原因。
不过，由于蒋介石是隶属于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必须跟随大本营，也就是直接与陈炯明共事，早已对许崇智有芥蒂的陈炯明，对他的盟弟蒋介石可就不那么客气了。
同时，粤军将领中不少都是粤人，更是陈炯明的亲信部属，具有浓厚的地域帮派观念，对于在粤军中没有一点儿根基的外乡人，蒋介石十分冷淡，对于他制订出来的作战计划，从来不放在眼内。
对他深入部队勘察阵地、检查军务等，也从不以礼相待，有时还出言不逊，指桑骂槐，甚至以公开诋毁孙中山来侮辱他，使他显得十分难堪。
孙中山辞掉大元帅职离穗赴沪，于5月26日往汕头三河坝总部视察粤军军务时，蒋介石“趋迓于江平，见其形容憔悴，不觉凄感流泪”。
也许，这都是发自蒋介石的真心。但在陈炯明等人看来，就有点儿做作与刺眼了，自然嘲讽丛生。
蒋介石在粤军中越来越感到不自在，涵养功夫也越来越显得不到家了。
7月31日，他突然留书出走，8月2日邓仲元等人到汕头留他，留不住；8月8日孙中山打电报阻止他，也阻止不住，8月18日，他已经回到了上海。
十几年之后，蒋氏说他每想起当年这次辞职，还觉“心有余痛”呢。
据蒋氏说，原来，他当时曾拟定进攻闽南作战计划，第一期作战，以主力由左翼蕉岭、松口压迫敌军，至右翼海岸线，并威胁其后方的根据地。
动员之前，议决移粤军总部于三河坝。
当时许崇智率领的左翼军克复上杭、永定，势如破竹。
而右翼军却失守黄冈，并已放弃汕头。
蒋介石急忙去电制止邓仲元，劝其速回汕头，敌军果不敢入汕，粤军根据地得以保存，便抽左翼援应右翼，不料左翼面临逆军反攻，永定失守。
故蒋氏在第二期作战计划中，主张在大埔未失之前，尤应集结兵力于右翼，以取一种集中攻势的效果。
谁料到7月19日，大埔失守，第一支队向三河坝退却，敌军也步步逼近三河坝粤军总部。
蒋介石大声斥责负有责任的司令官李炳荣，而陈炯明则惶然地动员总司令部人员准备退却。
如前文所说，蒋氏此时站出来“力挽狂澜”，强硬制止粤军总部人员不准退却。
陈炯明在无可奈何的时刻，只好信任蒋介石，放手让其策划进退计划。
蒋氏于是立即修正作战方案，调右翼洪、徐主力于中央，反攻大埔，蒋氏为此三日三夜不曾睡眠，亲往火线督导，幸而一战得胜。
但正因为如此，蒋氏招致了粤军将领叶举、翁式亮等人的妒忌，一时流言四起，令他卒至不能忍受而负气出走。
8月中旬，闽南这边仍在浴血奋战，蒋氏已在赴沪的轮船上吟诗了。
蒋介石此次出走，到9月5日才结束，9月13日回到汕头，9月18日到达漳州粤军总司令部，9月26日被升任为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成为许崇智直接的部下, 10月26日，抵仙游会许崇智。
其时，许崇智正试图偷袭福州不果，退驻此地。原来，早在蒋介石回来之前，援闽粤军后一阶段的战役就已经开始多时了。
他们自从占领漳州后，又兵分两路，攻占了永定、建宁、长泰、同安、安溪、将乐、顺昌等地区，而闽军则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厦门，使福建局势陷入异常严重的状态，督军李厚基乘舰从厦门逃回福州后，连忙向北京政府电辞“援粤总司令”职，终日提心吊胆。
正当陈炯明与许崇智他们准备策划后一阶段的战役时，时局却又起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 1918年9月4日,北京安福系国会选举了徐世昌为总统。
在冯国璋、张作霖争出高价收买议员竞选副总统之际，徐世昌却有意“虚此席以待南方领袖”,并特别属意于军政府总裁岑春煊，想借以换取西南当局对北京新政权的承认。
但由于意见不一，副总统几次选举均告流产。
不过，徐世昌这个老官僚却因此获得了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好感。
为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全国政策，至9月26日，湖南前线南、北将领联名通电主和；10月25日，徐世昌以总统的名义下达了和平令; 11月23日，南方军政府下令前敌各守原防，静待后命。在这种大背景下，陈炯明代表援闽粤军于12月6日与闽督李厚基达成停战协议。
但就在这前后，许崇智部却陷于敌军的包围。所以, 2日这天，蒋介石仍在他设于长泰的司令部决议由安溪间道进攻永泰，即兜抄旁邑出其不意使敌回戈自救，以解许崇智的围。
可是就在这次进攻永泰的战役中，蒋氏吃了败仗，“只身冲出重围”。
12月17日，他再抵仙游，会见许崇智。许崇智对他慰勉一番，并应允借一部分军饷给他，使他大感安慰。
不过，蒋介石第二次回到援闽粤军效劳，其实也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1919年3月5日，他又离开了部队，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说是“请假归沪”。
其时他的母亲王太夫人“扶病蒞沪”，蒋氏“迎至寓中，晨昏侍奉，母子谈家庭痛史，每相与欷泣。”
当王太夫人离沪时，告诫蒋氏说：如她生存在日，他“每年当省亲一次”。蒋氏呜咽不能成声，掩涕黯然而出，默许了母亲。他对母亲这份少有的孝顺，自然无可厚非。
不过，漳州此时也并非真正和平时期。援闽粤军的将领们，除了陈炯明野心勃勃地致力于他的“漳州新政”外，许崇智虽然还不时沉湎于女色，但也是每天为粤军的防务以及发展焦思操劳的。
就在蒋介石出走后不久，4月20日，他曾给孙先生去过一信，报告闽南停火划界与军务详细情形，以及自己深深的忧虑。
蒋介石在上海与老母团聚一番之后，于1919年5月2日返长泰。关于二次出走，他曾经于这年的 7月 9 日写信给邓仲元，道出他对从旧军队改造过来的援闽粤军中所存在的与革命精神相悖的诸多弊病，是看到的，并且感触甚多。
但信中所弥漫的忧郁情绪，大都是出于对自身得失的考虑，而极少从大局出发。
因此，他的确如在信中开头所说的那样，对于他这两次出走，不但当时为“有识者所讥嘲”，直至现在，仍被史家们所诟病。
问题是，蒋氏虽然当时这样认识到了，但仍不断地从革命队伍中“出走”。
有人作过统计，自他第二次出走之后，到1920 年粤军胜利回粤，这个阶段，他还曾数度出走。
一次是1920 年4月 11日，他回到了漳州，在总司令部议事，但到了4月16日，他又以“挤于群小，神经刺痛”为由出走，先到了鼓浪屿，后回上海，再游普陀山，“蹑佛顶山，探古佛洞”，直到7月 16日才回漳州总部。
可在 8 月 7日，他又回到上海，再度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而此时，援闽粤军已经誓师出发回粵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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