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明：好政策为何却遭遇掣肘

好政策为何却遭遇掣肘

□ 于德明

课业负担过重，一直被称为基础教育的顽疾。近日，关于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又起波澜——南京掀起了减负运动的新一轮热潮：“除了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不许公布分数，不许按成绩分班外，当地教育部门还突击检查学校，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卷子、课外辅导教材、作业本”等。但这样的举措虽好却不卖座——不少家长认为这是矫枉过正，并担忧孩子成绩会因减负而下滑，在未来中高考竞争中失利（详见《南京家长已疯》的文章）。于是，“用不了多久孩子就会成为活泼灵动、轻松愉悦、心智健康的学渣”“南京减负令让南京家长已疯”等言论传遍社交媒体。

其实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多达50多道。如果将地方出台的“减负令”算进来，过去60余年，我国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3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出台减负文件，但问题却依旧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校内在减负，校外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却发展迅猛。学生减负，越减越重。

为何好政策却遭遇掣肘呢？愚人以为个中缘由还出在以成绩为主的评价机制上。如今的基础教育评价还是盛行唯成绩论。不管是教育部门评价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社会、群众评价学校的办学效果，始终都以学生考绩为主。成绩好，一切都好，成绩不好，一切都不好。在这样的情形里，作为学校也只能紧抓成绩的弦不放松，各项工作的安排始终围绕教学成绩来开展。

现实已经如此，那么评价机制如果不改变，而只靠一纸减负令就想将减负进行到底，无疑于痴人说梦。因为且不说家长和社会的反响问题，仅仅是学校就很难落实这一任务。毕竟指挥棒高悬头顶，任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而要想出成绩，最省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延长学习时间，进行刷题战术。因此，学校里和减负相悖的做法就不可能被禁止：

其一、考试次数不减反增。教育部减负令曾规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外语每学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每门课每学期测试不超过2次。”但现实中却并非如此。很多学校不仅不执行新政，相反地还逆新政而行——既延续了中考、末考，又增加了月考、周抽考，呈现出和“减负”格格不入的 “大考小考，考考不断，周测月测，测测相连”的反常趋势。但凡考试，学校都会有相应的考绩评比制度。在考绩是学校评价教师工作情况、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的重头戏面前，教师们自然会唯成绩是求。这势必就会造成孩子们的作业量不减反增的情形。

其二、课程设置被篡改。按照国家的课程规定，小学三至六年级周课时应该为30节，具体分配如下：品德与社会2节，科学2节，语文7节，数学5节，英语2节，体育与健康3节，艺术课（音乐和美术）3节，综合实践活动（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2节，地方与学校开发或选用的课程3节。但在唯成绩论的评价机制影响下，这样的课程设置往往被改得面目全非：语数英必考科目课时数成倍增加，而体卫艺、品德自然课则被不断压缩，更有甚者干脆把科学课和社会品德课也取消了，直接安排为语文课或数学课；周课时数远远超标，至少35节，多的则能达到40节，或45节的；为了应付督导检查，还施行明暗两套课表，明的一套按照国家规定课时安排，主要给检查者看，暗的一套则为抓考绩而设置，师生照着操作实施。

其三、阳光体育打折扣。因为要追求成绩，所以提升学生的课业考绩才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凡与此无关，或关系不甚大的都需要统统闪开，让出道路。如此以来，阳光体育活动就成了摆设。检查来了，就好好抓一阵子，检查走了，一切都恢复原样。毕竟学生的身体健康、视力下降等问题都不参与评价，只需要编编材料，玩玩数字就可以应付过去，自然不需要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开展。

同时，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只是宣布了减负令，并没有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机制。其实，这样的减负行动在学校层面就很难落实。因为一方面要求减负，另一方面还要以成绩论英雄，这种做法无异于不动树根，只摇树梢，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没有哪个学校会拿前途开玩笑的！

减负，是好事，是师生望眼欲穿的好事！但在指挥棒不改的前提下，只采取强势的手段干预，必然不会产生“叫好声一片”的轰动效应。践行减负政策，最大的障碍就是以考绩为主的单一评价机制。只要彻底改变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那么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自然会不减自少。凡事只有正本清源，才能产生绝好的效果。减负，说到底还得从评价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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