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郭楠 综合
据陕西省文物局消息：石峁遗址博物馆即将开放，目前前期准备工作大部分到位，计划下半年启动运营。
石峁遗址博物馆效果图
石峁遗址位于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为距今约4000年的超大型石砌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组成，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形制完备、结构清晰、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石峁遗址博物馆规划用地面积80亩，总建筑面积12890平方米，展览展示区面积约5000平方米，包括文物文化展示区、文物库房及办公用房、停车场等附属设施。
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正在有序开展中，目前已建成考古工作站、外城东门遗址现场展示棚、游客服务中心等。
石峁遗址
1958年，石峁遗址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期间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被发现。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陆续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自2011年起，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展开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经过十余年的科学发掘，考古人员逐渐揭露出石峁遗址的文化面貌。
遗址石城以长达10公里的石砌城垣为周界，内城、外城重重拱卫着核心区皇城台，遗址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石刻、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
石峁遗址的各类遗物遗存涉及军事、宗教、天文、艺术等领域，所展现的文明程度，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和判断：发掘的玉器最薄处仅0.03厘米；口簧、骨笛等乐器至今仍然可以吹响；骨针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针孔直径最窄达300微米；大小不规则的乱石看似无序，却垒砌出规直、平整的墙面，门道的墙角呈近似90度的凌厉直角线；清理出迄今数量最多的中国史前壁画，画幅保存最大者约30厘米见方，白灰面作底，以红、黄为主色，细黑线勾边，绘出菱形方格纹、勾连纹等几何图案，系中国古代美术考古及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外城东门门道呈东偏北31度，朝向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位，说明石峁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天文测量方法和历法知识。
玉锛，出土于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地
玉人头像，图源神木新闻
陶器，出土于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地
石雕人头，图源：神木新闻
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结构布局，再通过墙体上城门、瓮城、角台、马面、墩台等防御性建筑遗迹层层设防，奠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从外城东门通往内城东门并连接皇城台的一条大道，连接着宫城区，首开中国都城中轴线理念先河；皇城台门址由外而内依次由广场、瓮城、墩台、主门道等设施构成，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设置广场先河。
2012年石峁遗址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0年，被国外《考古》杂志评选为此前10年的“世界十大重要考古发现”2021年，被选入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19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石峁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2年12月，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发布时间：2018-07-23文章出处：文汇网－文汇报作者：韩宏
在晋陕高原近邻处的黄河西岸，沉寂了4000多年的石头城——石峁，被考古学家探查的脚步声惊醒了。声声探铲叩响了这处史前文化遗产的处女地，一个距今4300年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如今轰动了世界。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高家堡为明代长城沿线一处重要营盘、河套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要冲。
从洞川沟沟底，沿一条扩建中的道路驾车攀爬，经过一段护坡石墙，半山腰上一个高大的砌石台地映入眼帘，考古队的旗帜在工地上随风飘扬。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 “皇城台”——石峁遗址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正发掘的工地。
2011年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文体广电局联合组建的石峁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先后对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等进行了重点发掘。
远处为正在发掘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台顶面积8万平方米，台底面积24万平方米。本报驻陕记者韩宏摄（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一座沉寂了4300年的石头城遗址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告诉记者，其气势恢宏，构筑精良，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 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这些石砌城墙不仅是防御性设施，还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邵晶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其性质被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和宗教中心。
站在皇城台眺望东北方向，一排青灰色的临时保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里是整个石峁城的制高点、已经发掘完毕的外城东门址，海拔约1290米。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眼前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四周包砌了多达 9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这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
近年来，皇城台周边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铸铜等高等级遗存，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
穿过2100平方米的广场，沿着发掘出的门道，登上8万余平方米的台顶，十几个头戴草帽的考古队员正用镢头清理着倒塌下来的古代堆积，旁边的拖拉机正在装土。这里是“池苑”遗迹，清理过后，将砌上护坡石墙。一个可移动的保护大棚遮盖着一处房屋遗址。这处宫殿遗址还没有发掘到基础部分，今年雨季过后再继续发掘。
记者看到，皇城台第二、三级石墙墙体，分布着许多孔洞，洞内插着一根根圆形木头，有的已成朽木。据邵晶介绍，“因为石墙太高了，这些木头起的是'拉筋’、维护稳固作用。它们贯穿了整个墙体，有可能就是北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纴木’，它是中国古代城建技术的重要创举。”经鉴定，它们都是柏木，不是本地的。
近几年，考古队在对皇城台门址一带发掘时，揭露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其中面积2100平方米的广场，被确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据了解，皇城台门址前设置瓮城和广场，开创了中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
在东墙北坡的 “弃置堆积”内，出土了约200件筒瓦、板瓦残片，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这些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量最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重要发现，对探讨中国早期建筑材料及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30立方米的土方内，发现数千枚骨针，各类骨器超过300件，表明皇城台顶部存在着骨器手工作坊。这些骨料经过了不同工序的加工，展示了史前石峁人制作骨针的整个过程。邵晶介绍，石峁人采集到骨料后，先把它们砸碎，然后从中挑选出长条的骨片进行切割、打磨，做成细小的骨条，再进行打磨和钻孔，最终加工成骨针。
皇城台门道地面出土的玉钺。
“石破天惊”的大发现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后 （即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领队孙周勇研究员说，石峁城址大体量的建筑全是用石头堆积而成，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上绝无仅有。它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及发展高度的传统认识，对进一步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来源：川观新闻」
遗址名片：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石峁古城的发现从一开始便“石破天惊”震惊学术界。它证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古人都创造着特色鲜明的辉煌文化，文明恰如“满天星斗”。它的价值正如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杰西卡·罗森所言，“石峁和其他许多遗址一起，表明中国的文明有许多根基，并不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边钰 吴梦琳
由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2020年12月，2011-2020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由美国考古学会《考古》杂志揭晓，来自中国的陕西石峁遗址成功入选。这是一座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之间、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城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超大型城址、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祭祀现象、大量精美玉器等发现，揭开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灿烂辉煌。
石峁遗址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古人都创造着特色鲜明的文化，文明恰如“满天星斗”。石峁古城从发掘之成果开始公布之日起，便在考古界形成“石破天惊”的巨大震撼。它的价值正如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杰西卡·罗森所言，“石峁和其他许多遗址一起，表明中国的文明有许多根基，并不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黄土高原上
建起一座超大型史前城址
如果从西安出发到石峁遗址，需要先乘机到榆林，再坐两小时汽车才能到达。
这处遗址位于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7月，我们开启了对它的寻访。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呈现出和成都平原全然不同的苍凉地貌。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一路攀爬，秃尾河北岸山峁上，一座盘延在山梁之上的古城，开始闯入眼帘。
石峁遗址发掘现场图
即使探访前做过大量功课，石峁遗址呈现出来的巨大规模，仍然让人十分震撼。这是一座由石头“砌”出来的城。石峁人把黄土高原上独立的小山包用石头垒筑包裹，气势恢宏，巍峨壮丽，宛如一座超大型的平顶金字塔。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石峁遗址400余万平方米，面积超过了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和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它以“皇城台”为核心，构建起了内城和外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外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目前还能见到一段段的残存；内城则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墙城依山而建，坚固雄厚，多达9级的护城石墙，最高达到了70多米。最核心的“皇城台”，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台顶面积8万平方米，形成一个约190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
漫步石峁遗址，不能不感叹这座最大史前城址的构筑精良。
“皇城台”台顶，如今是一座面积巨大的“广场”。然而经过调查勘探显示，这里其实有成组分布的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不小于1万平方米，北侧还有池苑遗址。
周边石墙上，可以看到偶有石雕装饰。2018年，考古人员在清理这片护墙时，一共发现了70多件石雕，大部分出土于倒塌的墙体石块内，但仍有部分镶嵌于墙面之上。现场可以看到，这些石雕既有菱形的眼状装饰，也有神人面、动物等形象，呈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
石雕
皇城台第二、三级的护城墙体上，还可看到许多孔洞，内插圆木。这种结构，类似于今日在混凝土结构中加入钢筋，起到维护建筑稳固的作用，也即北宋《营造法式》中记载的“纴木”。史学界一般认为纴木最早出现在汉代，而石峁人在4000多年前已会使用“纴木”，堪称古代建筑技术的创举。
石雕
外城东门址，是近年考古揭露的一处重要遗迹。它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和石峁城外东南方向一处位于山峁顶部、可能为哨所的樊庄子地点遥遥相望，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设计精巧的城门，不仅规划了双瓮城结构，城墙每隔一定距离还设计了突出的矩形墩台——马面，以防敌人从侧面攻击来袭。“这种双瓮城结构和马面，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瓮城和马面实例，也是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亲自参与发掘的邵晶情不自禁赞叹着古人智慧，“即使在4000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肃穆……”
固若金汤兼具威仪
这是北方地区早期国家的都城
这样一处规模宏大的城址，一经发现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专家认为，石峁遗址极可能是一处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国家的都城。
石峁城墙上的石雕神面
和三星堆一样，石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有玉器流出，受到古董商人关注。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先生赴陕北考古调查，在当地废品收购站工作人员指引下，赴高家堡镇征集到了100多件玉器，他开始敏锐地认识到，这里一定存在着一种高等级文化。当戴应新顺藤摸瓜到了石峁，果然发现这里存在着一处规模宏大、经历长久岁月、内涵极为丰富的远古遗址。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对石峁遗址进行系统调查，并于次年开始正式发掘，进一步揭开了石峁古城的神秘面纱。
口弦琴
“我们首先调查出来它的面积为中国史前城址中最大，而且年代最早可达距今4300年左右。”邵晶说，“最关键的是，现在已基本可以确认它是当时一个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
陶鹰
在邵晶看来，只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才能在生产力低下的4000年多前，调动强大的人力物力修筑这样一座超大规模城址。石峁外城长达10公里，宽度不小于25米。若以残存最高处5米计算，总石料用量超过12万立方米。“如此大体量的建筑，所动用的人力非一个聚落人群可以承担，石峁的主人显然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人力控制和资源整合能力。”
整座城址，既追求防御上的固若金汤，同时也兼具了象征神权或王权的威仪和震慑力。“比如坚固雄厚的外东门城墙，既是提供防卫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的精神屏障。”
石峁的“王都之气”，不仅仅止于建筑。
“皇城台”被内外城墙环卫于最核心位置。近年来，考古人员在这里调查发现了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高等级遗存。他们还在东墙北坡处清理出多件筒瓦、板瓦残片，说明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为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提供了重要证据。
石峁还发现了玉刀、玉铲等精美玉器，尤其作为早期国家权利象征的牙璋，风格独特。据不完全统计，从石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玉器至少3000多件。
在“皇城台”，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数十枚海贝以及象牙制品、水晶制品等遗物。这些器物在当时应该属于贸易而来的“奢侈品”，并非一般族群或部落能够使用。
随着考古工作推进，“皇城台”的发掘越来越充满惊喜。
世界上最早的口弦琴出现了。
邵晶介绍，在石峁发现口弦琴以前，蒙古汉代匈奴贵族墓出土的口弦琴被认为世界最早。石峁发现口弦琴，将这一历史一举提前了两千多年。
口弦琴，在中国先秦文献记载中称为簧。《诗经·小雅·鹿鸣》写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这里的簧就是口弦琴。在考古发掘中，它出现的地方往往是等级较高的遗址，比如可能为“尧”都城的山西陶寺遗址。在石峁，簧出现在核心区“皇城台”。不仅有完整器，还有制作簧的骨料与坯料。这里还发现了骨笛、骨哨等其它乐器，给了考古人员无限的遐想空间，“或许这些乐器是当时组合式演奏的组成部分，说明礼乐制度在当时或已开始形成。”
在此后的调查中，考古人员还在石峁遗址所在的秃尾河流域发现了十多处石城聚落以及无设防的小型聚落。它们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在石峁周围，拱卫着石峁，彰显着石峁城址的无限尊崇。
是黄帝部族都邑？
它见证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和多元一体
4300年前，是谁在黄土高原上发展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石峁又是否如某些学者所言，可能是黄帝部族的都邑？
“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准确答案。”邵晶直言。他认为石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确定是谁的都邑，而是石峁这个考古学文化和4000年前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截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和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也对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石峁和三星堆一样，都处于我们传统认为的中华文明核心区中原地区的边缘，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早期国家。中华文明正是多元带来的交流碰撞，为此后的一体输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最终才能大步向前。”
在考古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探索下，未见于史料记载的石峁遗址，面貌渐渐清晰。
根据DNA鉴定，石峁是久居于此的土著人创造的文化，同时吸收了其它文化的部分因素发展而来。大概在仰韶文化中晚期，石峁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聚落，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形成了早期国家的形态——
作为一座都城，石峁具有鲜明的等级特点。“皇城台”住着高等级人群或者王，周边是贵族或精英阶层。这些房子从大小就体现着等级划分。“皇城台”上的房子用石头砌筑或夯土做成，单体面积接近100平方米，房屋内部还用石头铺地；附近的房子便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而石峁城内外大面积分布的是土窑洞，一座不超过10平方米，估计就是平民的居所。
根据动植物浮选，石峁先民主要吃猪肉、羊肉和小米，食物结构和现在的陕北人颇为相似。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驯化家养的牛马和驴，这是石峁的畜力。在当年修筑体量巨大的城墙和房屋，靠人显然效率低下，而牲口便是运送石料的重要劳力。
在“皇城台”弃置的垃圾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纺织品残片。经过鉴定，大致有麻布、毛布和丝绸等种类。“皇城台”内部还发现了上万枚骨针等遗物。其数量远超石峁古城所需，可能是石峁对外“出口”的重要物品。在外城东门址及附近，发现了300多幅壁画，构图精美，色彩斑斓，在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已和后代壁画相似……
邵晶饶有兴致地勾勒石峁人的日常，“高等级的人群住着豪宅，日常有宴乐，不同季节可以有丝绸等不同的衣服；普通百姓种地、养牲口以及从事各种手工业。总而言之，这座早期国家的都城，无论在建筑、音乐还是农业、美术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文明程度。”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抛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观点：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在沈长云看来，文献多记载黄帝部落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此外，黄帝后裔白狄族人居住在这一带，是更直接的证据。一时，学术界争议四起，石峁再受关注。
对真正从事一线考古的邵晶而言，他并不迫切想要得到答案。“假设可以有，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证明它。这其实也是考古的魅力，它将促使我们不断探索未知，去无限接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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