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与儒教（转）

 

 

以下文章是署名“王达三”的网友评论我的“感叹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一文的，觉得有益，特转贴过来。

 

    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与儒教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就是说，在孔子前后中国文明各有2500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学派在中国只有2500年的历史。中国人称赞孔子时常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意思是说，在孔子之前的中国，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儒家的典章制度和理念理想等已经比较完备定型，而孔子不但继承了这些典章制度和理念理想，而且给予其合理的解释与系统的说明，从而在义理和学问上奠定了后来儒学的基础。因此，尽管中国人尊2500年前的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儒家文化却是与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相始终的。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信奉儒学的人，侧重情怀关怀）、儒学（儒家的学问，侧重理念理想）、儒教（儒家的事业，侧重社会实践）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共同承担与发挥着培养教育个人、引导规范社会、组织调控政治、牵引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责任与功能。古代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家、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疑问。因为儒家、儒学、儒教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人们很难去选择另外的一种信仰和文化作为替代性方案。或者说，在中国历史的若干阶段中，人们也不是没有试图偏离甚至是背离过儒家文化，但最终又都回归于儒家文化。

　　但当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之后，西方人和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了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们认为，儒教没有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没有“圣经”、“神諭”、“天启”、“神启”，没有“创世纪”、“世界末日”、“赎罪”、“拯救”，也没有教皇、教士、教阶、教堂，等等，因而儒教根本就不是宗教。这些人尽管振振有辞，但结论却十分滑稽可笑。正如，西方人使用刀叉作为餐具，但不能说中国人使用的筷子就不是餐具一样。完全拿西方文化的模式，特别是基督教的模式来评判儒教，这种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应该说，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模式，儒教有儒教的模式；儒教是不同于基督教模式的宗教模式，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儒家人士看来，儒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而且在本质上还具有超越西方宗教的优越性。

　　儒教的第一大特色在于儒教是“人文教”。中国文化一开端，就包含有相当多的理性成分在内，特别是在孔子删述整理六经和创建儒家学派之后，中国文化就一直为浓厚的人文氛围所笼罩。儒教不信仰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而是认为人是世界和历史的主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神的手中。因此儒教的根本主张是尊重人、爱护人、培养人，或者说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儒教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儒教是“人文教”，并不等于儒教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是说儒教不把超越的对象定位为神，而是定位为自然（外在超越）和道德（内在超越，下面讨论）。儒教认为人是“天地”即自然宇宙（含人类社会）所生的，而自然宇宙又有着自己固定的秩序和法则；这一秩序和法则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人只能遵从和适应这一秩序和法则，而不能破坏和违背它们，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儒教把自然宇宙称为是“天”，把自然宇宙的秩序和法则称为是“天命”，认为人应该畏惧“天”，服从“天命”。

　　儒教的第二大特色在于儒教是“道德教”。儒教之所以张扬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是因为儒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宝贵，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不是因为人有理性、有智慧，而是因为人有道德。古代的中国人称赞孔子时又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意思是，孔子确立了道德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使道德犹如一盏明灯，光照着人世间，使人类脱离了野蛮和蒙昧。道德的第一要义是自己首先要有道德，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培养自己健全的人格。道德的第二要义是爱他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教的道德，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且也是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被称为是“一体之仁，一心之转”。一个人如果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善待人世间的一切，就能不仅仅是畏惧“天”，而且会上达上知“天命”，从而实现自己的道德上的“内在超越”，成为一个“仁者”、“君子”乃至“圣人”。

　　儒教的第三大特色在于儒教是“教化教”。儒教最大的理想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仁者”、“君子”乃至“圣人”，而且认为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崇尚道德的动机和成为“仁者”、“君子”乃至“圣人”的可能。但大多数人的内心常为欲望所遮蔽，因而需要开导和教育。儒教把这种工作称为是“化成天下”，即“教化天下”。“天下”是一个在空间或社会横向结构上的合理和谐的秩序的观念。“化成天下”的理想是世界和人类“共进大同”。“大同”是对未来人类美好世界秩序的设计。孔子被称为是“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即中国古代的君主、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和遵从儒家的理念。通过君主、官员和知识分子，儒教把自己的理念向社会输送传播，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层面建立了一系列的教化教育组织系统和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儒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整个社会合为一体。个人的生老病死与国家的兴衰存亡，都离不开儒教。

　　儒教在本质上超越西方宗教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因为儒教并不信仰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所以她不会和其他宗教存在神的争端，不会把不信仰儒教的宗教视为异端，因而具有很大的宽容性和温和性。因此，即使在儒教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信仰和民俗，也是多元化的。儒教的这种宽容性和温和性，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而保证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积聚性。第二，儒教与政治是高度合一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恺撒的事情归恺撒管”的政教分离的分歧与争论。儒教成功地、高度地统合着中国古代社会，同样保证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积聚性。

　　基本结论：儒教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通过上述对中国发展历史特色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儒教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儒教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它是中国古人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结晶与升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理想信念，是保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规范与礼仪制度，是牵引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目的。中国人常为自己的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而感到自豪，同样也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有着伟大的儒教而感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