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

1903年，由马启西脱离北庄门宦后创建于甘肃临潭。初名金星堂，1909年正式定名西道堂。因其以刘智等人汉文著译为传教依据，又称汉学派。教义上以刘智的学说为依据，坚持正统信仰，履行五功，简化宗教仪式，重视文化教育；教权结构实行教主集权制。教主的言行对教徒有约束力，任职终身，但不世袭。死后建拱北，受朝拜，忌日为重大宗教节日。内部有集体户400户，在道堂内过集体生活，集体经营商、农、牧、副各业，全部财产归道堂所有。设总经理统管，其下有各业经理和专门负责人，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另有散居户万余人，分布于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地。后因受地方军阀势力打击，其经济组织濒于解体，该派也呈衰落之势。 20世纪初，由马启西(1857～1914)创建于甘肃省临潭县旧城镇。其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马启西创传时期(1902～1917)。他是清末秀才，1891年在临潭旧城西凤山开设私塾，取名金星堂，除讲授“四书”、“五经”外，还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的汉文著作《正教真诠》、《清真指南》、《天方典礼》等伊斯兰教论著为依据，宣传教义，简化宗教仪式，克服教中的陈规陋习，并提倡男女儿童上学读书，受到当地广大回族群众的拥护。随着信众的增多，他在西凤山下设立了道堂，取名西道堂，一面传教，一面组织生产。凡参加者，将其财产一并归人道堂，实行集体经济管理制，从事农、牧、商等各业的开发经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较大收益和发展，马启西的宗教地位和影响亦随之增高，遂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打击、械斗、诉讼经常发生。1914年地方军阀马安良诬陷马启西勾结白朗扰陇，将其兄弟父子等23人杀害，并查封了道堂，抄查没收了全部财产，使西道堂陷入危机与旷日持久的诉讼之中。直至1919年马安良暴病身亡，诉讼才不了了之。(2)马明仁时期(1918～1946)。马明仁(1896～1946)，字普慈。临潭人。回族。有才能，有文化，善于理财。1917年第二任教主丁全功被马安良杀害，他被选为第三任教主，他尽力招回、安置流落各地的教徒，制定振兴之策，完善各项制度，团结教众，继续经营农、商、牧、副各业。经20多年的艰苦努力，道堂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不仅在北京、张家口、兰州、包头、阿坝、康定、拉萨等地设立了商栈，而且行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同时，还建立了农场12处，耕地达7千余亩，牧场5处，各种牲畜约5千余头(只)，林场13处，各种作坊10余处。积累资金达百万余银元，奠定了道堂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设立男女小学各1处，选拔学习好的道堂子女到外地上中学、大学，为西道堂培养人才。这是西道堂的全盛时期。(3)敏学成时期(1947～1958)。敏学成(1882～1957)，字志道。祖居临潭卓洛。回族。有一定文化，为人诚恳忠厚。1946年马明仁逝世后继任第四任教主，由于体弱多病，实权多集中于中层负责人手中，出现积聚私财现象，道堂集体经济大为削弱。加之马步芳军阀势力的胁迫，使西道堂经济发展受到种种限制，逐渐走向衰落。

　　西道堂信奉逊尼派教义及哈乃斐学派教法，信仰和礼仪的特点为：(1)基本信仰是“认主独一”、“顺主顺圣”、“遵经依训”，履行“天命五功”，并以刘智等人的汉文译著为宣教依据。在宗教功修上，主张教乘和道乘兼有，“修身以礼，明心以道，尽性复命，全体归真”。在宗教礼仪方面，兼收并蓄了格迪目和哲赫林耶两派的一些特点，如“主麻”礼16拜，与格迪目相同，对“圣纪”和教主忌日十分重视，除念《古兰经》外，还念《卯路德》、《麦达伊哈》、《穆罕迈斯》等赞主赞圣之经，又与哲赫林耶相似。但它们不为历代教主修建拱北，这与其他门宦大相径庭，同时，除创始人马启西从事坐静修持外，后辈教主对道乘的修持比较淡薄。(2)教统结构具有门宦制的特点，实行教主统管制。教主既是宗教领袖，又是道堂内世俗生活的总管。(3)组织形式，分集体户和个体户两种。个体户，散居西北各地，经济独立，生活自主，遇有困难，道堂给予帮助，集体户聚居于临潭旧城西道堂内，集体经营农、林、牧、副、商各业。财产及收入全部归道堂所有，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堂内设有总经理，各行各业设有分经理和负责人。(4)道堂内实行集体生活，教众的衣、食、住和婚、丧费用全部由道堂统一支付。(5)提倡学文化，出资创办启西女校，旧城二校，并举办中学，鼓励道堂内和当地各族男女学龄儿童上学，学习文化。同时，还选拔道堂内成绩优良的青年上中学和大学，故其成员大多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乙它既是一个宗教派别，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模式的经济社团。西道堂的信众约有千余户，主要散居于甘肃临潭县旧城镇、和政县台子街和青海省民和县马营等地。

　　西道堂成功的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开发桃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主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的最终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后人论及此享时曾感慨地写道：“（西道堂）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张承志《科学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因此，对西道堂的研究，无论从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还是人类社会生活演变史的过程来看，其意义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