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童年的价值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童年的“价值”不只是为将来的生活做准备。童年本身也是“生活”，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生活，童年如果负担太重，不快乐，就失去了人生美好的序曲，对于将来也会有负面影响的。 我们的基础教育之所以存在那么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缺乏研究，总是在拍脑袋。  此外，要有强硬的措施摒除市场化、产业化对教育的严重影响。政府部门如果想实施有效的课改，就必须对这种损害教学秩序的商业行为有切实的抑制措施，关键是切断商业机构伸向教育领域的管道，那么这就要动一动某些既得利益阶层。 李明新（北京小学校长）： 基础教育是影响人一生的教育，所以不要急于看眼前的成绩。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真正发挥的作用是影响孩子们未来走上社会，许多孩子是大器晚成的。 许多少年儿童因为要不输在起跑线上，埋在书山题海中，埋在各种培训班中，甚至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开始盲目地教授小学知识，使更多的少年儿童从小就开始厌恶学习、厌恶知识、厌恶书本、甚至厌恶上学。学生失去了一生的学习兴趣、追求和探索精神，这，还是基础教育吗？这是反基础教育的做法。 人生是长跑而不是短跑，我们现在要给孩子留下的是“科学的呼吸、持续的耐力，健康的体魄”，这三点是孩子们人生长跑所需要的。对于更多的少年儿童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的发展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我们的基础教育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做我们今天的“基础性的工作”，为少年儿童人格的发展做好奠基工作，这种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否则，我们可能使少年儿童的学习起点变成了人生终点。 基础教育是让每一个人获得全面、健康发展的教育，而不是使每个人都要争得100分的教育。学习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不是“考试分数第一”，而是“完善人格第一”，未来是“服务社会第一”。最应该让每一个人追求的是走上社会工作岗位后，争做职场状元，为人民，为国家，为整个社会做出第一流的贡献。所以，基础教育不是比一所学校有没有状元、是不是平均分高了几分，而是应把功夫用在对学生正确人生观、人才观、价值观的引导与建立上。 季萍（北京教育学院教授）： 学生的快乐从哪儿来？学生的快乐首先从基本的睡眠中来，全社会要为保障学生的睡眠而共同努力；从“足够好的母亲”和“足够好的老师”那儿来，家长和教师要尽可能给学生“全神贯注的爱”；从自己做主中来，教育要让学生们自己做主；从自由选择和个性飞扬中来，教育要帮助每个学生找到自我；从生活中的基本问题的解决中来，教育需要设置对学生进行人性教育的课程。 吴甡（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 教育其实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生命得到健康的成长，成为人性健全的人。 教育无需那么多所谓的“创新”，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改变教育前提是改变教师，无论是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还是学校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低碳发展等等教师能否跟上是重要问题。 教师要想改变做法必先改变观念。需要用新的理念践行素质教育。教师最应该关注的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快乐、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塑造。做到这一点教师们要做到手下留情、嘴上留情、脸上留情、作业留情！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改变德育实效性差的根本办法是既要改变观念更要改变行为，确立起一个新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看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如何，主要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是看他们怎么做尤其是习惯于怎么做。只有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才能使道德行为经常化、巩固化和自动化。 我建议：把行为习惯的养成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环节来抓；从未成年人的认知特点出发，行为习惯培养的要求必须是具体细致的；习惯养成贵在协调一致和持之以恒，学校每个学期应重点培养学生养成一个好习惯，而家庭和社区应积极配合学校的教育计划；道德习惯的培养不能仅仅成为单纯的行为训练过程，而是道德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四个要素循环往复的过程；未成年人都是在模仿成年人的过程中长大的，所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必须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减负，谁的责任？ 郑新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 教育的公共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指向的是儿童全面而长远的发展和社会整体公共利益。 但当“市场经济”决定着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当现代教育的多方面功能窄化为各级学校为劳动力市场服务时，便出现，公共教育全面为市场经济所制约：不仅为市场驱动的“就业—生产”服务，同时也为市场驱动的消费所制约。“高收入职业—高消费”人生模式几乎成为青年一代学生的全部追求，“教育—就业—高工资—车、房与体面消费—现代化生活”的模式，几乎成为教育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追求目标，造成了应试教育有效、德育教育低效或无效，培养目标轻“人”重“材”，重人的工具性而轻人性和人格的局面。由此，教育忽略社会新生成员的全面发展，忽略公共教育机构的“公共性”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人的全面发展也异化为“挣钱—消费”狭隘人生模式。 同时，通过市场，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谋得中、高端职位，已经成为全社会追逐的真实的教育目标，这导致办学者、求学者、教育投入（公共和家庭私人投入）者都为当前经济利益和效率的追求所制约，例如，大学的招生、专业及课程设置、校历安排都与就业挂钩，忽略教育的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忽视公共教育对儿童个人、社会、民族以及国家根本而长远的利益的影响，以儿童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为代价的，以国家、民族基本的和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 胡平平（安徽省政府参事）： 社会（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家长、学校、教师这些成年人的“功利”形成了愈来愈激烈的竞争压力，压力的层层传递全部压到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使得孩子们不堪重负。 建议政府规范办学行为，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严禁一些地方部门和学校利用家长的攀比、从众心理在义务教育阶段用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和名目繁多的标准、方式选拔学生。改革当前的考试评价制度，中小学日常考试、测验要理性回归到诊断、改进的功能。严格落实等级制，不得将学生成绩排队、公布等要求。定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能体现国家意志，覆盖所有应开设的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工作，对各地学生的学业水平、均衡发展、课业负担状况等进行持续、动态的监测，同时通过公布结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和科学的育人观。 张民生（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学生学业质量是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以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为切入口，引导建立正确的质量观，建立教育质量的保障体系，对于促进基础教育的内涵发展，全面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大作用。 由于各方面的学业质量观不尽相同，提升学业成绩的对策多种多样，并通过多种途径，最终都落实到学生身上，这就直接造成了学生多样的、过重的负担。因此，以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为切入口，也是针对时弊，落实“减负”的治本之策。 谈松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黄晓婷（北京大学副教授）： 政府对教师及学校绩效应采用更为科学、公平的增值性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将学生原有的学术成绩及家庭背景等多个因素考虑在内，提出一个合理增长的模型。它不光关注于学习过程的最后产出，更着重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增长，凸显了“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教育思想。 要改进目前绝大多数考试过于强调机械记忆、重复性操作的情况，首先可以改进测试内容，转换命题思路。例如，近年来我国的高考正在不断尝试新的科目设置方案（如“3+2”，“3+X”等），力求在评价中强调学生全面发展。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优秀国际考试的宝贵经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命题的方法。如我国上海等部分地区参与的国际考试PISA，其测试内容与学校课程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关注运用知识技能应对现实生活挑战的能力。 尹后庆(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都优质”是政府缓解过度择校的实践作为。我们通过“新优质学校”的项目推进，形成积极的价值导向。这些“家门口”的学校在政府的资源配置和保障孩子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更多关注学校和教师为主导的教育过程，通过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学过程的优化、师生关系的和谐，让家长和社会从学生的健康成长中，看到实实在在的教育进步，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利益。 当然，均衡发展新境界是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学校质量的，而是要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不同的学校。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学校都达到同一个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同一个水平就是均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永恒的。我们追求的均衡发展新境界就是更加关注人内心世界的成长与发展，更加关注基础教育对人的终身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胡瑞文（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扩大多样化优质教育供给、提供更多选择机会，是缓解择校现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治本之策。优质、特色教育的培育和运行，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更高的运行成本，单纯依靠政府资源和财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优质教育需求。政府的责任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教育主管部门不能鼓励择校，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钱不能用于支持择校；择校的需求可以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多元化办学、学校多样化发展来加以满足。缓解择校现象的根本出路在于，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扩大多样化的优质教育供给，为择校者提供家庭分担全部或大部分教育成本的教育服务。 芦咏莉（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 减负是教育问题。而解决减负的问题，其实早已超出了教育的范畴。表象看，减负是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级各类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政府要加大力度给予各级各类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要重新审视对教育质量的界定并加强引导；各级各类学校要关注课程结构与育人模式的构建，提供全新的、更为宽广的育人平台和发展环境，要注重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与效益；家庭则要加强学习与思考，要深入理解“成功”与“幸福”的含义，要学习、了解孩子发展的规律，正确理解家长或亲职的角色与任务；而社会，尤其社会舆论要为教育创造一个更加具有沟通特征的支持性环境，加强必要的科普工作和科学引导，同时社区发展、区域文化发展中应逐步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大融合，从而促进双方深入的相互了解与相互支持等等。而追到根本来看，减负的过程其实是对国人国民性的挑战，其核心和根本在于：每个人是否能坚守并践行自己的信念，敢于担当、敢于奉献、敢于坚守，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也是在学习如何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就是为别人、为全社会负责。因为，人人都能做到为自己负责，各司其职，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系统化进步。所以，减负是全民的职责所在，而减负是否成功担负的是民族发展的重任。 爱上校园 陶西平（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目前基础教育改革，以及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基础教育的价值认识的误区有关。在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基础教育的这种独立价值，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先导。 基础教育课程结构和内容的改革依然是当前和未来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头戏。摆在课程改革方面的中心问题包括：第一，在不增加课程负担的前提下，如何保证课程内容的全面性和相关性；第二，在不损失课程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长远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使课程对当前新的社会问题，如人口、环境、健康，作出积极反应；第三，在保证内容连贯性和重点突出的前提下，如何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多样化的兴趣需要；第四，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的现实环境里，如何定义核心课程，如何保证所定义的那些基本能力能够切实有效地运用于日后的生活。 王欢（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校长）： 健康快乐是孩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基因，而教育就是要奠定孩子一生发展的身心基础，增进孩子成长过程的美好感受。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教育，其目的是“长其善，救其失”，其内容是“给品德以力量”，其途径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去触摸孩子的心灵”，其方法是“70%的等待加30%的唤醒”，其效果是“儿童整个的身体和整个的心灵来到学校，而以更圆满发展的心灵和更健全的身体离开学校”。 学校活动资源化是孩子身心智趣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致力于孩子身心智趣发展，最直接、最鲜明、最有效的载体就是学校活动。孩子天生都是小小活动家。好动、能动、主动，动手、动脑、动情，本身就是孩子身心智趣发展的重要标度。而且，只有在各种富有吸引力、感染力且精彩有益的活动中，孩子才能够充分地发挥秉赋、舒展个性、绽放生命。可以说，学校活动的宽度和厚度决定了孩子健康快乐的广度和深度。 余慧娟（《人民教育》记者）： 尽管有诸多理由将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归于高考、高校招生制度等外部原因，但我始终认为，基础教育自身仍然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在所有影响教育结果的因素中，课堂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因为学生在校时间中，70%是在课堂上度过的。而课堂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近十年里，教育界涌现过许许多多课改的“典型”。这些“最典型”的学校，都不是官方树的，而是草根式的从各个农村薄弱校里生长出来的。这种现象，不是空穴来风。反映了基础教育上工作的教师、校长们对改变教育现状，尤其是改革课堂现状的强烈愿望。而改革的方向，正是给课堂注入心灵的力量，让“上课”成为一段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之旅，让学习成为一种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教育”活动，而不是“只有知识，没有人”的知识搬运活动。 蔡望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我们的中小学里，为什么不能少做一些练习题而多接受一点这种能够敲击你的心灵的教育呢？！ 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如果你真正想要学好某一方面的知识，那么，你就应该适当地去涉猎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有位教育家说过：“智力不是一种而是一组相对独立的能力”。这种“涉猎”有时甚至会对孩子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比现在的学生少做了一些作业，但我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不仅是学识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和心灵上的。而且，几十年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些东西远比多做几道练习题有价值。 遵循教育规律，有很重要的一条——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学生如果因为学习表现不好而受到歧视以致丧失人生信念，那么，这是教育的失败，学校的一种罪过和耻辱。我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宜对学生分等级、定优劣。这样的分类，不仅打击和伤害了孩子，而且有时也失之于不够客观、不够准确和不科学——学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遵循教育规律，还要注意不要一味热衷于在加大难度和深度上下功夫。各级各类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高难度”、“高水平”的考试和竞赛，其教育导向实堪质疑。我们要培养的不是通晓考试而忽略其他方面发展的人才。 秦德增（陕西省教科所副所长）： 在我国32.6万多名中小学校长中，有多少校长能够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将先进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付诸教育实践，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究其原因，就在于校长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为校长减轻压力。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夯实政府公共教育服务职责，为学校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和良好社会环境。 必须尽快研究制定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健全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目前，在医疗卫生、食品等领域，政府都提供了权威的质量评价标准，但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质量国家标准至今还没有全面系统建立。 必须转变对校长的评价方式，建立科学的校长评价标准。要坚决改变以升学率为主要标准评价校长的做法，建立科学的校长评价标准，重点衡量校长对于学校的“发展率”，是否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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