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刁书仁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东北区域史、中朝关系史研究。著有《东北旗地研究》《近三百年东北土地开发史》《明清中朝日关系史研究》等。
16、17世纪之际，东亚地区的历史环境给满洲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洲统治集团成功地把握了这次机遇，并依据时局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与明朝、蒙古、朝鲜的关系。上述诸关系中，满蒙关系，尤其是入关前满蒙关系至关重要。努尔哈赤因势利导地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科尔沁；争取、招抚喀尔喀；孤立、打击察哈尔的策略，最终使满洲成功崛起。
关键词：16、17世纪 全辽地区 满蒙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16、17世纪之际，东亚地区处于急剧变革时期。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趋于崩坏，位居“属夷”地位的国家及民族先后出现新兴的势力与政权。这些新兴的势力与政权通过各自的实践，冲破了明朝“华夷秩序”的藩篱，建构各自独立的政权体制。如居于华夷关系中“夷”系的“满洲”，迅速崛起，进而取代“华”系的“明朝”，事实上位居东亚“共主”地位。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深远，对东亚的历史也产生重大的影响。面对这种通行于东亚地区的华—夷关系易位（“华夷变态”），不能不引发人们作如下思考：居于“属夷”地位的满洲，明朝视其为“建州夷”，朝鲜视其为“犬羊之辈”，蒙古视其为“水滨三万诸申”。就连乌拉、叶赫部也视其为“无名常胡”而“羞与为伍”。那么，是什么力量促成满洲，仅仅用63年时间迅速崛起，由东北“属夷”，一跃而为东亚共主的呢？对此，很有必要进行深度探究。满洲能迅速成功崛起，除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历史环境为其提供机遇外，还应从满洲把这种历史机缘转为现实的过程中，能依据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与明、朝鲜、蒙古诸种关系中，寻求其成功崛起的轨迹。在上述诸种关系中，满蒙关系，尤其入关前满蒙关系至关重要，它奠定了有清一代满蒙关系的基石。
关于入关前满蒙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些成果问世。笔者以为，入关前满蒙关系，尤其是努尔哈赤时期的满蒙关系仍存在深入研究 的空间，如先行的研究中，多偏重这一时期的满蒙联姻关系的研究，很少关注努尔哈赤争取蒙古各部采取的不同策略，更没能将这种满蒙关系置于16、17世纪之际，东亚地区华夷关系变化以及所引起的东北民族迁徙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在文献使用上，欠缺考订辨析，多以清朝几经改篡的几种实录为据，不注重使用满文档案及明朝与朝鲜文献。有鉴于此，笔者在爬梳满文档案及明朝与朝鲜文献基础上，试从16、17世纪之际，东亚地区华夷关系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东北民族迁徙的视域，以努尔哈赤对蒙古的策略为中心，探讨这一时期的满蒙关系。
二、满洲崛起时东亚全辽地区的环境
16、17世纪之际，东亚地区处于大变容时期，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是日本。16世纪中叶，日本白银的海外输出，给其带来巨大的利益，为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时的丰臣秀吉已开始不满足对国内的统治，始向明朝宣战，欲建构其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天正十五年（万历十五年1587），他给妻子的信中云：“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文禄元年（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发动“壬辰倭乱”，欲借朝鲜“假道攻明”，实现日式朝贡体系的梦想。同年四月，日军从釜山登陆，仅20天就攻占了朝鲜王京。五月十八日，丰臣秀吉给养子秀次的一份备忘录中，迫不及待地勾画出日式朝贡体系的蓝图。在蓝图中，不仅朝鲜，就连明朝都将成为日本的属地，天皇迁都北京，公卿、将领授予封地，他本人坐镇宁波，收取天下各国朝贡厚利。然而，这场战争由于东亚“共主”万历皇帝为“恤危藩”，不惜倾国力援朝，最终使日本陷入困境，朝鲜才免于亡国灭种。这场战争，明朝为此也付出沉重代价，元气大损，为辽东“边夷”努尔哈赤崛起提供历史机缘。正如村井章介所言：“丰臣秀吉播下的种子，却为努尔哈赤所收获”。
此时，全辽地区也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明朝在全辽地区的统治秩序面临严峻的挑战。全辽地区，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构建始于洪武，完备于永乐。朱元璋建国伊始，一改元朝征服扩张的外交政策，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重构该区域的统治秩序。全辽地区的民族大体分布为辽东汉族区、东部蒙古游牧区、女真居住区。明廷依据上述东北民族分布特点，在辽东地区设辽东都司，置25个军事卫所；在蒙古游牧区，设朵颜、泰宁、福余兀良哈三卫。通过兀良哈三卫钳制鞑靼、瓦剌和女真的势力。在女真居住区，明廷根据女真所居区域及进化程度，将其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类：对居住绥芬河下游、图们江、珲春河流域的建州女真，认为其“本渤海氏遗裔，善耕种织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永乐元年（1403），设置建州卫等；对居住在嫩江以东到倭肯河的松花江及其支流的海西女真，认为“海西系黑水裔……并有室庐，或以桦皮为帷，止则张架。俗善射、驰猎”。永乐元年明廷在其居地设置兀者卫等；对居住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极东边远地区的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永乐二年，在其居地设置奴儿干卫。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后，又陆续设置众多女真卫所。上述蒙古、女真居地所建构的卫所，明廷采取“因其部族”，授其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所授官职世袭，须得到朝廷的册封，才具有合法性。各卫所官员必须听命明廷，以时朝贡。
进入16世纪中叶，全辽地区“属夷”的势力迅速兴起。导致“属夷”势力兴起的重要原因，是蒙古、女真族不断地持续内迁。明初在蒙古、女真居地广置卫所，是为了使各“属夷”之间保持“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 的分散状态，无法形成与明廷抗衡的势力，以此达到明廷在全辽地区的统治长治久安。15世纪中叶以来，蒙古、女真各部陆续从原居地内迁。兀良哈三卫，原驻牧西拉木伦河流域，以游牧为生，生活日用品多仰赖向明朝贡和马市获得，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这样掠夺明边就成为其增加财富的方式。正统年间，兀良哈三卫迫于瓦剌南下，不断内迁，“土木之变”又为兀良哈三卫的内迁创造了条件。正如马文升所言：“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犯京师，脱脱卜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各边俱失利。而辽东被杀虏尤甚，以故朵颜三卫并海西、建州夷人处处蜂起，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内迁后的兀良哈三卫大体驻牧在今辽河以西，辽宁省西半部以及内蒙昭盟、河北的北部等地。如前所述，元亡，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归蒙古草原，其后蒙古分裂为诸多部落，游牧在西部为瓦剌，东部的为鞑靼，再东游牧的为兀良哈。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蒙古，虽接受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对明廷时而称臣纳贡，时而犯边掠夺。蒙古三大部之间及其下蒙古诸部也时有相互联合，时有相互攻伐，和战无常。景泰四年（1453），瓦剌部内讧，也先杀脱脱不花，自立为王。翌年八月，也先为阿喇知院所杀。其后瓦剌部“自相攻伐，无有统属”，日渐衰弱，鞑靼部迅速强大。正德五年（1510），鞑靼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嘉靖二十二（1543），达延汗死，鞑靼又出现分裂局面。这期间，鞑靼部属下各部几经迁徙，驻牧在明朝北边及东北境的为科尔沁、喀尔喀、察哈尔部。它们相继吞并兀良哈三卫，占有其牧地。与此同时，建州女真也几经迁徙，于正统年间，迁徙到婆猪江和苏子河流域；海西女真相继迁到今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一带，逐渐形成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四个强大的部落集团。蒙古、女真各部内迁后，加强了各部之间、各族之间的联系，加速其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刺激了他们向明朝掠取人口、财富的欲望，不断地犯边抢掠人畜，对明全辽地区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
明廷在承受上述蒙古和女真两大势力接连不断犯边的双重压力下，北部防线不断收缩。为防御蒙古和女真的袭扰，明廷不断地向辽东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边墙、筑城堡、墩台，派驻重兵防守。万历初年，明廷为防御蒙古、女真的犯边，又令辽东总兵李成梁在辽东边墙的南端向东修筑宽甸六堡，令军士且耕且守。但这些耗费巨资，令辽民不堪重负的军事设防，根本起不到防御日益强大的“属夷”作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明廷不得不放弃宽甸六堡。三年后，明辽东官员与努尔哈赤宰白马祭天，设盟誓，定边界，约定双方各守边境，不得越境。上述事实证明，全辽地区的“属夷”已向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挑战。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灭乌拉。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女真各部，成为东北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英明汗”，建立“金国”。两年后的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终于脱掉“属夷”的外衣，以“七大恨”誓师征明，始公开向明宣战。这意味着，全辽地区的政治局势愈发变得复杂起来。当时，该地区存在着几种政治势力：一是代表明朝的辽东势力，控制着明朝辽河东西城镇、关门等地；二是控制女真地区的满洲势力；三是控制辽东地区北部与关内外接合部的蒙古势力；最后是朝鲜的势力。满洲势力处于明朝、蒙古、朝鲜三大势力中间，东南为朝鲜，毗邻为科尔沁、喀尔喀五部、察哈尔蒙古。明朝企图借助朝鲜与蒙古势力对满洲势力形成夹击的态势，而积极笼络朝鲜与蒙古。为遏制满洲势力，明廷一改先前“藉女直制北虏”为“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就蒙古本身而言，亦不希望满洲崛起，以威胁自身利益。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洲统治集团为了对明开战，进而夺取辽东，就必须调整与蒙古的关系，以解除来自蒙古的威胁，才能全力与明征战，从而进入辽东。
三、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采取的策略
居住全辽地区蒙古各部，因驻牧地区的差异，部落强弱有别，与明朝和满洲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因此，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即联姻科尔沁；争取、招抚喀尔喀；孤立、打击察哈尔。
联姻科尔沁。科尔沁蒙古是蒙元黄金家族的旁系，首领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明初隶属阿鲁台，洪熙年间，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部东走，驻牧嫩江流域，后吞并福余卫余部。因该地号嫩江科尔沁，故称科尔沁蒙古。科尔沁分“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兄弟同牧，皆属插汉部”。“插汉部”，即蒙元黄金家族的正宗察哈尔部。科尔沁为摆脱察哈尔的欺压，遂与女真强部叶赫、乌拉结盟。万历二十一年（1593），科尔沁翁阿岱、莽古思、明安三贝勒率万余骑，参加叶赫组织的征满洲的九部联军，结果大败，明安等落荒而逃。战后，努尔哈赤非但未加以怪罪，反倒采取友好态度，对俘获的20名蒙古将士加以优待，“被锦衣，骑战马，使还其巢穴”，被放回的战虏，皆盛赞“奴酋威德”。 对努尔哈赤的举动，科尔沁奥巴贝勒十分感动，遂派副将晚者等20余人，率“卒胡百十余名，持战马百匹，橐驼十头来献”，其中“以战马六十匹，槖驼六头与奴酋；战马四十，槖驼四头与小酋”。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对前来的蒙古将领“皆厚待，给与锦衣”。此役后，努尔哈赤名声大振，“远近诸部相继投降”。翌年正月，科尔沁部明安贝勒、喀尔喀部老萨贝勒“始遣使往来，于是蒙古各部长，遣使往来不绝”。但科尔沁部仍与扈伦四部有密切的往来。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派长子褚英等征乌拉部，围其宜罕山城，克之。时科尔沁瓮阿岱贝勒率兵前来援助，见满洲军盛不能敌，遂撤军。不久，科尔沁部便主动请求结盟，联姻和好。努尔哈赤不念旧恶，摈弃前嫌，赞同结盟联姻。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得知，明安之女“颇有淑笵，遣使欲取之。明安贝勒遂绝他部之请”，“送其女与淑勒汗为妻”。54岁的努尔哈赤“以礼亲迎，大宴成婚”。这是满蒙第一次联姻，意义重大而深远。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科尔沁莽古思贝勒送女与努尔哈赤子皇太极。皇太极奉命“前往迎亲，会于辉发国呼尔奇山地方，遂大宴成婚”。此女，就是后来的孝端文皇后，莽古思后被授予金国扎尔固齐（理政大臣）。翌年，科尔沁孔果尔贝勒又送女给予57岁的努尔哈赤为妻。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结成姻亲后，满洲与科尔沁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万历四十三年（1615）九月，明安第四子桑噶尔寨台吉前往赫图阿拉，“送马三十匹，前来叩见”，努尔哈赤给其“甲十副及绸缎、布匹而遣回”。十月，明安长子伊儿都齐台吉又“送马四十匹，前来叩见”，努尔哈赤赏“赐甲十五副，厚赏绸缎、布匹而遣之”。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改元天命。十二月，明安次子哈坦巴图鲁台吉也“送马四十匹，前来叩见”，努尔哈赤依照“其兄之例，赐物遣之返”。翌年正月，努尔哈赤得知明安贝勒前来赫图阿拉，遂于是月初八日，“亲率众福晋及诸子弟出城至百里外迎接”，初十日，两人相见时，行抱见大礼，盛情款待。明安“献骆驼十只、马一百匹、牛一百头，驼载毡子三驮和乾肉十三车及乳饼子油二车”。明安在赫图阿拉期间，享受最高接待礼节，每日小宴，隔日大宴。明安辞归，努尔哈赤“赐以人四十户，甲四十副，及缎绸、布匹等物至足”，并亲自相送30里外。明安返回牧地后，于同年十月，又遣第五子巴特玛台吉率50人,“送马五十匹，前来叩见。嗣后，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又娶孔果尔贝勒女为妻。努尔哈赤时代，满洲与科尔沁联姻，达10次之多，皇太极时期，同科尔沁联姻达18次。皇太极的两位福晋都出自科尔沁莽古思贝勒之女。其中，孝庄后哺育的顺治、康熙两代帝王，他们问鼎中原，完成全国统一，为“康乾盛世”奠定基础。皇太极之子，努尔哈赤之孙福临的两位福晋也都娶自科尔沁。有清一代，满洲皇帝多从科尔沁娶纳福晋、皇妃。乾隆帝东巡，在“入科尔沁”诗中盛赞这种联姻：“塞牧虽称远 ，姻盟向最亲”。努尔哈赤通过与科尔沁联姻，使其成为金国最早的政治同盟，这样既减少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达到孤立打击察哈尔的目的，同时也加强了金国与科尔沁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
争取、招抚喀尔喀。努尔哈赤与科尔沁联姻结盟的同时，积极争取、招抚喀尔喀五部。喀尔喀部系成吉思汗本支，是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孟克达延汗后裔。其五子阿尔楚博罗特，阿尔楚博罗特子虎剌哈赤生有五子，分为五部：扎鲁特、巴约特、兀班、巴林、炒花，因称喀尔喀五部。嘉靖中，喀尔喀迫于西部俺答汗的强大而被迫内迁，驻牧于宁前、广宁到开原边外。其北为科尔沁部，西连察哈尔部。
喀尔喀蒙古五部，在努尔哈赤时代满蒙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地理位置上看，喀尔喀五部位于金国的右翼，对金国征明，夺取辽东构成极大的威胁。喀尔喀五部在科尔沁与满洲通交时，也曾遣使到建州。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喀尔喀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亲自送女与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为妻。同月，扎鲁特内齐汗贝勒之妹嫁给努尔哈赤五子莽古尔泰为妻。翌年十二月，扎鲁特哈拉巴拜贝勒之女嫁给努尔哈赤十子德格类为妻。但喀尔喀五部中执牛耳者为宰赛部。宰赛所部，靠近明广宁，势力强盛。“宰（赛）款则诸营不敢动，宰（赛）动则诸营不敢款”，足见其部决定喀尔喀五部的相背。以宰赛为首的喀尔喀部与明结盟，同努尔哈赤为敌，缘于该部经贸上依赖明朝。喀尔喀与察哈尔吞并兀良哈三卫后，以明朝的开原、广宁马市为命，他们将所产的马毡、皮革等土物通过辽东马市贸易明朝的布帛、铁锅等生活必需品。明廷利用马市，与其结盟，以此牵制满洲的势力。而努尔哈赤为全力对明作战，必须争取喀尔喀五部，解除来自其右翼的威胁。这样既能排除对明作战的干扰，又能孤立打击察哈尔部的势力。
努尔哈赤争取喀尔喀五部的第一种方式是招降纳叛。时，喀尔喀五部内部矛盾重重。努尔哈赤采取利用其矛盾，分化瓦解，各个争取的策略。万历三十三年（1605），喀尔喀巴岳特部达尔汉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因与其父矛盾，携良马20匹来朝见努尔哈赤。因其是“越敌国（明与叶赫）而来者”，努尔哈赤极为重视，给予丰厚的赏赐，使其归还牧地，作策反分化工作。果然，翌年十二月，恩格德尔又率“喀尔喀五部贝勒之使，进驼、马来谒”，并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kundulenhan）”，汉语恭敬之意。“从此，蒙古相往不绝”。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次年二月，恩格德尔率众来朝祝贺，并求婚。努尔哈赤遂将其弟舒尔哈齐女许配恩格德尔为妻。恩格德尔不仅成为金国第一位蒙古“额驸”，后来成为金国贵胄中的要员。此后，恩格德尔多次来朝，受到特殊礼遇。为进一步争取喀尔喀蒙古，努尔哈赤曾致书恩格德尔，劝其移居辽阳，承诺赐给他土地、人丁。恩格德尔欣然同意。努尔哈赤如此厚待恩格德尔，对争取喀尔喀蒙古，孤立打击察哈尔起了重大作用。
努尔哈赤争取喀尔喀五部的另一种方式是盟誓与征讨。喀尔喀五部中，粆花与宰赛两部坚持与金国为敌。金国计取抚顺后，明新任辽东经略杨镐将“制东夷在先款西虏”作为战略重点，恢复对蒙古的抚赏，相互缔结盟约，共同对付金国。天命四年（1619）七月二十五日，金国攻取铁岭，宰赛基于与明的盟约，率万余骑来援。待其赶赴铁岭时，城已被金军攻陷。翌日清晨，宰赛与金军发生遭遇战，结果宰赛及其子、诸贝勒共150人，皆为金军生擒。九月，喀尔喀五部使者到达后金，对努尔哈赤不杀宰赛表达谢意。努尔哈赤列举宰赛诸多罪状，尤其是为得到明朝的更多赏物，竟与明盟誓，助明征满洲。但看在炒花的面子上，并没有杀他。显然努尔哈赤是欲将宰赛作为人质，迫使喀尔喀部转变态度，与金国结盟，共同抗明。十月二十二日，以粆花为首喀尔喀部诸贝勒在送给努尔哈赤的书信中，接受努尔哈赤的建议：“以明为敌国，合谋征讨之”直抵山海关。十二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所派五名使节与喀尔喀五部贝勒“缮写誓言，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举行盟誓，共同征明。盟誓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将宰赛释放，仍扣留做人质，表示待攻取广宁后再考虑释放宰赛，仅允许其两个儿子轮流回其部落，管理人畜。喀尔喀部虽与金国盟誓，但由于与明朝的利益关系和察哈尔林丹汗的反对，至天命八年（1623）四月毁盟，盟誓维持三年半时间。这期间，喀尔喀部不仅未予金国联合攻明，而且继续同明朝保持往来，受其赏物，甚至有时还对金国进行抄略。但是努尔哈赤生擒宰赛，至少可以钳制粆花等部不敢明目张胆地大举出兵援明，从而使金国顺利攻取辽沈地区。正如明人所言：努尔哈赤“连破开、铁则兵益强，生擒宰赛，钤制煖兔、炒花数十营不敢动，取北关（指叶赫—引者）如拉朽，视辽沈几上肉耳”。由此可见，努尔哈赤与喀尔喀的盟誓，还是卓有成效的。直到努尔哈赤攻取辽沈地区后，认为再扣留宰赛，反倒加深双方积怨，遂于天命六年（1626）八月，以一万头牲畜作为赎金，以其二子一女代做人质为条件将宰赛赎回。
待金国夺取广宁，准备进取辽西，为解除喀尔喀的威胁，一改先前争取为武力征讨的策略。天命八年（1623）四月，努尔哈赤派其子阿巴泰、德格类率满洲、蒙古及汉兵渡过辽河，西征喀尔喀扎鲁特昂安部，大获全胜，凯旋而归。这次征讨在金国与喀尔喀部的关系上产生重大影响。战后，喀尔喀部不少部众纷纷前来归附。仅天命八年一年间，来归服的就达20次之多。前来归附者，少者几户几口，多者三、四十户。据满文文献记载，是年四月三十日，“自宰赛贝勒处逃来人五十名，牛三百头，马十匹，羊五百只”。五月初一，“宰赛贝勒之五男、七女、九子，携五牛来归”。同日，“贝勒内齐所属一男、一女，携马四匹来归”。六月初四日，“巴噶达尔汉之男女共四十人，徒步来归”。七月十日，扎鲁特威徵贝勒之子桑图台吉率男丁40人，妇女4人，“驼两只，逃来”。努尔哈赤对陆续前来归附的蒙古部众给予优厚的待遇，“赏给蒙古来归之人以奴仆、耕牛、乘骑及大服”等，交付满洲王公大臣“养育之”，并令“供其食，有酒则供其饮之。至于瓜、茄、葱、菜以及菜园之食物同食，衣衫、布裤易旧发新，赐给蒙古之奴仆与包衣阿哈一同兼管，伐薪煮饭等皆令一同操作”。天命八年（1623）七月，对归附的喀尔喀部众优待条件进一步提高。努尔哈赤在上谕中云：
喀尔喀之诸贝勒上再无主，彼等各自随意而生，为求生活更加安逸，前来归附。兀鲁特诸贝勒，恶其蒙古国汗，故慕我来归。凡此来归之诸贝勒若有罪，则与我八贝勒同等视之。死罪则免其死，遣还故地。来归之诸贝勒，尔等于此处结亲立业，凡娶我女之人，当勿以我女为畏，实乃怜悯尔等远地来附，以女妻于尔等而已。岂令尔等受制于女乎？
金国对喀尔喀部来归者给予如此优厚的待遇，对于争取分化喀尔喀蒙古，孤立打击察哈尔确实产生十分重大影响。
孤立、打击察哈尔。努尔哈赤对察哈尔部则采取孤立打击为主的策略。察哈尔部蒙古是成吉思汗之正宗。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孟克曾被蒙古各部推举为“大元大可汗”。死后，长子博迪继承汗位，驻牧宣府北近边，称察哈尔汗。察哈尔，为蒙语“边”之意。博迪死，子打来孙立。嘉靖中，察哈尔迫于西部俺答欺压，不得不迁徙西拉木伦河流域，东邻喀尔喀五部。打来孙死，子土蛮承袭。万历二十年（1592），土蛮死，子卜言台周继位。万历三十一年（1603），卜言台周死，林丹汗继位（明代文献称虎墩兔憨）。由于其主曾被推举为“大元大可汗”，该部首领便世袭蒙古汗位。林丹汗即位后，自比元太祖，号称蒙古主巴图鲁成吉思汗。林丹汗势力强大，拥有蒙古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统领40万蒙古部众。在东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喀尔喀蒙古均受其约束。林丹汗之所以仇视金国，与满洲为敌，一是其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祖先曾为蒙古共主。他效法其七世祖达延汗统一蒙古，试图重振往日声威，而满洲的崛起，对其统一蒙古构成极大的威胁。林丹汗在武力统一蒙古各部过程中，激起各部对其的仇恨与不满。努尔哈赤遂利用蒙古各部与其矛盾，先后与科尔沁、喀尔喀诸部结盟、联姻，建立友好或交往关系，使察哈尔在蒙古诸部中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因此更加激起林丹汗对金国的仇恨；二是明廷为对付金国，极力厚结林丹汗，甚至不惜增加岁币加以笼络，企图借助林丹汗的势力，钳制金国势力的发展。如明人张鼐所言：“虎墩兔憨（指林丹汗—引者）为西虏帝，然累岁思我邀我贡市王爵……岂肯坐视奴帝（指努尔哈赤—引者）辽阳，断其市贡之利乎？”这样就造成林丹汗与满洲之间的矛盾冲突。天命四年（1619）十月，金国灭叶赫后，林丹汗遣使致书努尔哈赤，自称“四十万蒙古国的国主巴图鲁青吉思汗（dehi tumen monggoi ejen baturucinggis han）谕旨：问候水滨三万诸申的国主昆都仑庚寅汗（ jusenni ejen kundulen genggiyen han）”。书信中，字里行间无不显露出其居高临下，态度蛮横。警告努尔哈赤不许进取其“收取贡赋”之地广宁。诸贝勒大臣阅其来书皆十分愤怒，有的主张斩杀来使，有的建议“将来使的耳鼻削掉再放他回去”。 努尔哈赤则不然，对诸贝勒言：“尔等怒之，是也！我亦怒矣！然来使有甚？罪在其书恶言之主也。至于来使则暂勿遣还，而久留之。待遣归时，我亦书恶言以报之”。遂于翌年正月十七日，也派使者携书，前往察哈尔。努尔哈赤在回书中，针对林丹汗的来书云：“你的四十万蒙古之众，对我有何可骄？我听说：你的大都城被攻取时，你的四十万蒙古之众，皆被尼堪所攻取，仅有六万之众逃出来。那逃出来的六万蒙古，也不尽是你的”。即以犀利的语言揭露林丹汗的祖先元顺帝据有元大都的40万蒙古之众，为徐达所率明军所败，仅剩6万之众，北逃大漠的耻辱历史，以激起林丹汗对明朝的旧恨。进而，努尔哈赤又对林丹汗蔑视金国仅有“水滨三万诸申”之语，给以强有力的回击。书云：“我的国人少”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由于我们兴兵是正义的，“因此蒙天地之佑爱”，先后灭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又得到明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辽东重镇。金国兴兵既然得到“天地所佑”，那么你们察哈尔为何逆天道，与金国为敌呢？最后，努尔哈赤规劝林丹汗云：
尼堪与朝鲜两国，虽然语言不同，因为衣冠发型一样，所以二国如同一国的生活着。我们两国语言虽不同，可是穿的衣服和头上发型却完全一样呀！倘若你果然是个有识见的人，就应该说：“汗兄往征我昔日的仇人尼堪国时，希望天地的佑爱，多多攻破其城，击败其大军，蒙天地之佑与汗兄同心协力往征共同敌人的尼堪国”。
努尔哈赤以满洲与蒙古风俗、衣冠、发型相同，作为规劝林丹汗的切入点，希望他能“同心协力往征共同敌人的尼堪国”。由于明朝不惜重金对林丹汗加以利诱，而其又恃明朝的“抚金为命”，岂能凭努尔哈赤一纸书信改变其对金国的敌对态度？
当时，林丹汗利令智昏，自称蒙古主巴图鲁成吉思汗，忙于统一东部蒙古，企图再现祖先的往日雄风。然而，此举不仅激起喀尔喀、科尔沁部众对其的强烈不满，察哈尔内部也因此怨声载道，分崩离析。如明人王在晋所言：察哈尔部所属五路贝勒之妻，为林丹汗宠臣贵英哈霸占，五路“头目负愤投炒花，炒花不能养，投奴酋（指努尔哈赤—引者）”。据满文档案记载，从天命六年到天命八年中，仅喀尔喀诸部先后投归金国的部众就达4000余户。努尔哈赤对这些归附的蒙古部众皆给予优厚的赏赐和妥善的安置。金国如此厚待蒙古各部来归者，对孤立察哈尔部林丹汗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时而也对林丹汗诉诸武力。天命九年（1624）二月，科尔沁部贝勒奥巴迫于林丹汗的欺压，遣使持书到金国，请求结盟，共同对抗林丹汗。努尔哈赤即刻派巴克什库儿缠、希福前往科尔沁与奥巴等结盟。誓毕，库儿缠、希福带科尔沁使者来金国，同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及诸贝勒盟誓，共同对抗察哈尔。天命十年（1625）八月，科尔沁部惊闻林丹汗兴兵来侵，遂遣使驰书向金国求援。努尔哈赤得知，立即回书，激励奥巴坚定必胜信念，固守待援。十一月初五日，奥巴遣使告急：“察哈尔之来兵属实，其势已有所见”。初十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军前往援助，至开原城北镇北关时，检阅兵马，“因先射猎之故，马甚羸”， 遂令选精骑5000，由莽古尔泰、皇太极等率领往援奥巴。援军行至农安塔（今吉林省农安），时林丹汗围奥巴居城已有数日，攻之不克，“闻金兵至，即连夜退去”，莽古尔泰、皇太极遂率援军还。金国此次援助行动，是金国以武力向林丹汗的一次亮剑，自诩黄金家族的蒙古共主林丹汗，面对金国精锐援兵，也不免十分畏惧，不战而逃。翌年五月，为感激努尔哈赤派兵救援，奥巴贝勒前往沈阳朝见。六月初六日，努尔哈赤与奥巴举行“杀白马祭天，杀黑牛祭地，誓告天地”的盟誓。这次盟誓在满蒙关系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此科尔沁蒙古完全倒向金国，成为努尔哈赤孤立打击察哈尔林丹汗的中坚力量。
上述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展开的通好、联姻、争取、招抚、结盟、武力打击等一系列策略，目的是满蒙之间建立一种互不侵犯的联盟式关系，使蒙古在金国与明朝的对抗中，保持中立，不对金国构成威胁，以便使金国全力攻明。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策略是成功的。当然，金国对蒙古关系全面深入的展开及对蒙古的全面控制与利用则是在皇太极时代。
【注】文章刊登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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