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京城任兵部主事贬为偏远地方的小小驿丞，诤而杖责，忠而被贬，情何以堪?王阳明每每念及此事，总是郁闷不已。
如果贬官尚不算人生最糟糕之事，那么生活环境之艰苦和生活物资之极度匮乏，则是此时王阳明面临的最大、最直接的窘境。贬谪黔中龙场，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艰苦使王阳明进入了人生低谷，现实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阳明。
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前贤，甚至怀疑天道的存在。无奈与绝望之中，他在“玩易窝”里看到一个石墎，形状颇像一口棺材，他对着石棺自言自语道：“我现在只是在等待生命的结束罢了!”是的，王阳明是在等待，在静静地等待。
他躺进石墎，闭上眼睛，以等待死神的降临，以等待下一次生命的开始。
开始，王阳明独卧石墎，体验生死，静坐之间，思绪繁复，杂念颇多：或思父母养育之恩、或念夫妻之情、或叹朋友之信，心中羁绊难以释怀。
的确，自己尚未报国为民，尚未尽孝知悌，尚未与妻举案齐眉，尚未与友把酒言道，岂能撒手人寰?岂能坐以待毙?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一在王阳明内心里过滤着，他一一思忖着。现实、梦想、人生、圣贤盘旋于王阳明内心上空，久久叩问着这贬谪之臣。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后，王阳明早已对功名利禄看轻看淡，一切荣华富贵、荣辱得失在他看来都是过眼云烟，都能超脱，唯独生与死这一执念仍未能看透。显然，对生的向往和对死的畏怖是人与生俱来的，如何才能将这生死之念克除?
王阳明默默思忖着。突然间，他想起少年时在私塾立志做圣人的理想，于是他从内心发问，向天而言：“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诚然，人总是在逆境时才往往会叩问苍天——应当怎样看待人生?这时的王阳明也不例外。
其实，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喜悦还是悲伤，我们都不应该去叩问苍天，而是拷问自己，处于此境，该为社会做点什么?该为民族做点什么?该为人生做点什么?是虚度年华而悔恨还是默默无闻而羞耻?
思考是痛苦的，但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不难发现，阳明在“玩易窝”中读《易》时经历了三个困惑，这三个困惑也是王阳明在“玩易窝”中思索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未得”。在这阶段，王阳明仰观俯察，静坐凝思，天地四方无所不察，微末虚无无所不思，凡事都在思考之中，凡事皆有所染，可是茫然无所得，像一缕青烟一样无所依附。此阶段明显属于“静悟”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得之”。王阳明对《易》有所悟时，犹如洪水决堤不可阻挡，瞭然通透，如水草出淤泥，精华顿现，唯有身在其中，才晓其中奥妙。此阶段属于“觉悟”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玩之”。觉悟之后，王阳明怡然自得、欣然若喜、油然春生，因所得而能产生无限的乐趣，这样就可以触类旁通，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王阳明自认为已经到了“玩之”的阶段。
他从玩《易》中领悟了《易经》中天人合一、对立统一、否极泰来的易理精髓，领会到精粗一致，内外合一，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阨的真理，体悟古之圣人处此，而能忘却执念、忘却生死，甘为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将至。此阶段乃是“彻悟”阶段。
通过对《易经》反复领会，从静悟到觉悟，从觉悟到彻悟，王阳明认识到，人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此为“大我”。这个“大我”犹如万物生生不息，此消彼长，永恒存在于现实世界，不念过去不念将来。
显然，人有三重生命，即生物生命(肉体生命)、社会生命(人际生命)和精神生命，而死亡只不过是生物生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存在，如果执着于生死就是执着于躯体，执着于生物生命，这是以生物躯体之“小我”遮蔽了人心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之“大我”——精神生命。
于是，王阳明通过对易理的琢磨与研习，将生死之念这个“小我”放下，去追求人心与天地合一之“大我”。
破解了荣辱得失，放下了功名利禄，忘却了生死之念等世间种种烦恼之后，王阳明的内心开始变得平静而专一，变得无比坦然。
他不分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一切顺其自然，无欲无为，“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久而久之，王阳明渐渐进入了一种纯粹的“大我”之境。
在一天半夜里，他忽然觉得心中升起一片光明，眼前一片灿烂，仿佛一道佛光环绕头顶，又仿佛盘腿静坐于莲台之上，又仿佛与圣人促膝交谈，但其内心一片明静，一片澄明。
此时，王阳明感到自己被笼罩在光明之中，并与光明融为一体，他不禁大声欢呼，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惊醒了一旁的仆人。原来，他突然体悟到格物致知之旨，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此时的王阳明心如明镜，他意识到：圣人的处世之道，从自己内心本性就可以找寻，而不必向外去寻求，心即是理，心外无物。
人只要从内心寻求本真的自我，即使身处蛮夷，亦如故乡，即使语言不同，但语意相通，心心相通。有了那颗心，就有那个理。人的精神生命就是为这颗心努力着、探求着、仰望着、坚持着。
王阳明悟“道”所悟到的就是圣贤之道，就在于依凭良知做事。他认为良知就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个本体，它是心与理、人道与天命的贯通，是人心中的天道，是心之昭灵明觉，它是指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德准则。
圣贤之道存在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只要自我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只有当我们努力把一切名利、得失、生死执念都放下的时候，才能突破“小我”的遮蔽，恢复心之本来面目，实现“大我”。
要实现“大我”，并不需向外寻求，而只需向内端正自己的内心，克除自己的私欲，恢复良知本心，这样就能够恰当地领悟到事物的道理并作出正确的、善的行为。
正如古之圣人们之所以在面对危难和困境时能平静从容、视险若夷，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按照良知本心去做事，胸怀坦荡荡，所以无需害怕。
显然，王阳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可以分作三个层次来解读。
一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世间的一切道理和万事万物都存在于我之心中，心包万物，心摄万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心，心可以位天地、育万物、化万民。这与主张心理为二的朱熹划清了界限。
二是去欲求理，体认良知。人要穷究世间万理，认识事物，就应该抛却外部世界一切杂念，排除干扰，向内寻求，到心中去体认，使得心中本有的良知释放出来。这与朱熹维护封建伦理、固化知识分道扬镳。
三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人人心中皆有一个圣人，人皆可以为圣贤，既无须求理于外物，亦无须求理于圣贤。只要心中有个圣人存在，你就是一个圣人，你心中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摆脱一切桎梏，回归本真状态，胸中洒然，不假外求。
对内在之“心”的作用的发挥和对主观精神的强调，给王阳明带来了克服外在困境的勇气和力量。
从此，王阳明的心灵得到了安顿，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龙场，也不管是庙堂还是江湖，只要有“心”，就有“理”，“心”与“理”永远为一。
只要有心，一样都是忠君，一样都是报国，一样都是为民。心中装着什么，你就会为这着想。心中装着人民，你自然就会为人民谋福祉。
不难看出，王阳明在承继陆九渊心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和发展，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并确立了“心”的本体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知行合一”、“致良知”扬帆起航，它犹如一盏明灯在茫茫的黔中大地的黑夜指引王阳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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