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著名京剧艺术大师、“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先生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成为文艺界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在历次的鲁迅纪念会上，梅兰芳先生不仅从不讲话，而且很少出席，勉强来了，也往往是迟到与早退。梅大师为何对鲁大师如此失敬呢？翻翻“五四”以来的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便会知道，原来鲁迅生前曾经对京剧、对梅兰芳有十分尖锐的批评和讽刺。
先说对京剧。在散文体小说《社戏》中，鲁迅对京剧的印象是：“咚咚喤喤之灾”，戏台下太“不适于生存”了。在杂文中他也有过对京剧公然的不满。比如对人们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至于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鲁迅更是认为根本不可能了。据称，鲁迅曾揶揄：“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行吗？”
另外，鲁迅对梅兰芳本人的批评、讽刺和挖苦，远远超过了对京剧的褒贬本身，这引起梅兰芳极大的反感。鲁迅写了一篇重要的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章，题为《论照相之类》，可以说是专门调侃京剧和梅兰芳的……一言以蔽之，梅兰芳扮演的“天女”、“黛玉”等眼睛太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后者甚至破坏了他对《红楼梦》中黛玉的原有印象。而鲁迅最挖苦、最反感的则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男旦”和“男旦艺术”。鲁迅显然是把“男旦”和落后、畸形之类的不正常现象连在了一起。
鲁迅晚年，又接连写了两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对梅兰芳的艺术进行了理论探讨。两篇文章探讨的中心是关于京剧的雅俗问题。鲁迅认为梅兰芳是一位由俗变雅的典型，开始，他“不是皇家的供奉”，二“是俗人的宠儿”，他当时“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他的艺术是属于民间的，属于人民大众的。但是，后来，他遭到了士大夫的“篡改”：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因此，他断言人民大众是不会喜欢梅兰芳这样的演出的：“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然而，梅兰芳却执迷不悟，他竟然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不必讳言，在鲁迅上述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诊断中，也夹杂着不少的片面性。对此，当年的梅兰芳未能(也无法)接受。
还不能不指出：鲁迅对梅兰芳乃至整个京剧艺术的某些偏激情绪，并非鲁迅所独有，而是“五四”一代人的“时代的片面”。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曾把京剧简单视之为宣扬封建迷信的“国粹”，置之彻底扫荡之列。在大呼猛进、摧枯拉朽地扫荡封建旧文化的伟大运动中，有一点片面是难以避免也不足为病的。
还必须正视的是，鲁迅等“五四”先驱对京剧的偏激情绪，也有当时京剧本身的原因。从内容上说，一些剧目充斥着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如愚忠、愚孝、节烈等)和迷信、色情、凶杀、恐怖等种种不健康倾向；从演出上说，则一些庸俗无聊、低级趣味的东西也让人不堪入目。对此，“五四”先驱者们不满甚至怒斥也是情理中事。
历史是一面丰富多彩的多棱镜，鲁迅、梅兰芳两位艺术大师的不相投，正是这多棱镜照出的五彩斑斓的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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