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一年级时，哥哥也留级读了一年级，不过不同班。现在小学没得留级了，并不科学。孩子的能力体现在各个方面，读书能力只是众多能力中的一种罢了。哥哥干活从来比我更快，只不过读书没有超越过我。
新翻修的四德堂，是我的启蒙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江南的村小大都设置在村里的祠堂里
父母肯定没有认真想过我们读大学的事，并不着意培养，不存在鸡娃一说。用母亲的话说：“总要认几个瞎眼的字吧，不要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晓得写。”不像现在的父母，从幼儿园就怀揣着清北大梦。能读就读，读不了就回家种田，顶多再去学门什么手艺。
父母这样想着，对我们的学习自然没有要求。回顾起来，除了物质生活差些，也算自由自在地成长。
司钟的大爷每天按时敲响悬挂在厨房门上的那块铁，“铛铛铛，铛铛铛”，唤着孩子们出教室，也唤着孩子们进教室。
现在的四德堂是翻修的，看起来并不高大，但原先的似乎很高，也许是人矮。原先的四德堂该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大门和两条偏门的有很多浮雕的人物，大都没有了头，多是被我们这伙顽童用卵石和瓦砾瞄了下来。
四德堂前的空地不大，但也足以成为一伙孩子的天堂。一下课，蜂拥而出的孩子就在空地上踢房子的踢房子，打四角的打四角，女孩们就丢沙包、跳绳......
自然，踢房子有踢烂鞋的，那时还没钱买胶鞋，大多数孩子都穿母亲纳的千层底，大脚趾都探出了头，母亲们往往骂：“短命种，你不是人脚是铁脚，哪有这么多时间帮你们做鞋？”若是夏秋季节，所有人都打赤脚，也有踢房子把脚趾盖踢掉的，把脚趾头踢肿了的，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脚踢烂了，那就打四角吧。可两个可三个可四个人躬下腰翻四角板，谁书包里的四角板多谁就是司令。也曾因为输得太惨而把作业簿撕了叠四角板的，少不得吃上金老师一顿“竹笋炒肉”，也有失手手掌刮到地面手指甲翻过来的，痛得龇牙咧嘴转圈圈的。
空地是泥地，因为踢房子或打四角指甲里都是黑乎乎的泥垢。但孩子们倒也健健康康地长大了，不知不觉就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
哪里能不打架呢？罗家小学的学生百分之九十姓罗，都是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因此便经常是孙子打爷爷。一般遵循一个原则，打输了也不告老师不告父母。现在想来，孩子打架是他们解决社交矛盾的一种尝试，说穿了也是一种学习。老师家长并不需要过度干预，因为过了一晚孩子自己也忘了，又相约去踢房子滚铁环了。
男生和女生天然两个阵营，若是和异性同学多说一句话都有可能被嘲笑为想老婆想老公，那是很丢脸的事。若是不幸被金老师安排了男女同桌，那桌子和板凳一定要划上线，谁越过了线就用文具盒狠狠地砸下去，以宣示自己并不是想老公或想老婆。
我记得金老师一年级教我们所有学科。作业并不多，除了一本薄薄的练习册，有时候金老师会写几道数学题在黑板上叫我们抄下来当家庭作业。不过在回家的路上就会被写完，趴在地上，用瓦片或小树枝在泥地上打草稿，这样很节约纸。一张白纸要八分钱，母亲从代销店买回来，裁好，用针线装订，很金贵的。
上世纪最经典的儿童游戏之一——踢房子
能考到分的一定是有读书的天赋。没有什么培训班，父母也不知道如何教孩子读书，或者是根本懒得花时间去头痛去暴躁。不像现在华山一条路，没有考到分就低人一等，父母会焦虑，然后把这种焦虑转化成压力传递给孩子，最后让不堪重负的孩子抑郁。父母们想，能读书自然好，如果读不了，可以让他去种田，可以去学做裁缝，可以去打铁，可以去剃头......能搞一口饭吃就可以，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虽然没有那种意识，但孩子天然会有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欲望。也自然而然会用两样东西来弥补自我存在价值的缺乏：做些什么，或拥有什么。我读书早，打架是打不赢的，踢房子踢得好，但终不能天天踢房子。但我似乎天然对文字有感觉，我是班上的故事大王。
这得感谢父亲，父亲那时候在县城上班，回家休假会带几本连环画给他的两个儿子看。看上瘾了，便要去找连环画看，自己买当然远远不够，逢歇礼拜我便去万合圩小人书摊上看，一分钱一本，一毛钱看一天。母亲也很大方，她未必想增加我的学问，只是希望我回来讲给她听，那时没有电视，露天电影不是想看就能看到，母亲识字也不多，自己不会读书，唯一的精神生活来源于儿子为她讲连环画。
除了讲给母亲听，还讲给同学和村里的同龄人听。我俨然成了孩子王，被他们奉为司令，谁不对我好就不准听我讲故事，在班上在村里存在感倒也很强。
连环画读多了，识字量上去了，逻辑思维也顺利成章地搭建了起来，学习成绩自然就遥遥领先了起来。一年级放寒假时得了一个“三好学生”回家过年。父亲仿佛看到了我有可能上大学了，守岁时搂我在怀，教我学唱“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只怕那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哟，无脸见爹娘。”并额外奖励了五元钱巨款压岁钱，哥哥两元，我七元。
我那时自然没有大学的概念，不过隐隐约约觉得读书好是有好处的，不但父母对我更好，而且可以来钱。虽然后来我的七元压岁钱被母亲保管了，它并没有成为我独立自配的钱。
大约是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影响我求学的事。我家后门的启涛叔在罗家小学读三年级，他的语文考了全公社第一，小学的领导和老师敲锣打鼓来他家送奖状和奖金，我看了非常艳羡。又听老师说：“罗启涛明年可以拔尖去万合小学读四年级了。”突然就觉得万合中心小学成了一个神秘又光荣的学校。
启涛叔后来随他的父亲去了南昌读书，听说后来考上了大学，分配了很好的工作。不过去年听谁说他早好些年就因为癌症去世了，我知道了，怅惘良久，他可能不知道他曾经是我的偶像吧。
三年级时我们兄弟俩做了一件给父母大大长脸的事。罗家小学组织三年级作文比赛，题目我还记得——《我的爸爸》。四德堂贴出了大红喜报，我们哥俩的作文都获奖了，我是第一名，哥哥是第二名。连爷爷也知道了，他特意去四德堂看了喜报，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也许在想：“我们老罗家也许祖坟要冒青烟了，今年要去好好培一下墓。”
上世纪最流行的儿童游戏之一——打四角
我读四年级时是1982年下半年，按照惯例万合中心小学要在全公社的村小拔尖，我有幸被拔中了，我的发小同班的罗书金（我要叫他爷爷辈）也进了万合中心小学。母亲承诺我说拔中了就给我扯一身的确良衣裤去学校。我做到了，母亲也做到了。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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