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是复旦大学兰小欢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教学、研究成果，打造出的一步介绍中国现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热门图书。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权力与事务、财税与政府行为、政府投融资与债务、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下篇解释宏观现象，包括城市与不平衡、债务与风险、国内国际失衡、政府与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在1978年之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而后迅速推向全国。
承包制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情况下，将所有权和收益权让渡给经营者个人的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结构。
承包制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这是在坚持我国公有制不变前提下，所做出的最佳选择。
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为其他领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于是，承包制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企业、中央和地方关系领域，一时间成为80年代的总体改革思路。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财政统收统支，导致有活力的地方发展受到压制。
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我国自1980年起，开始在财政领域试行承包制。
基本思路是中央对各省级财政单位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增收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而收入不足的则减少或者不予补助。
用农村联产承包制的说法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基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只不过财政包干在具体执行的时候种类非常繁杂，而且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具体做法。
有的是定额上缴，以上海为例，每年定额上缴105亿，剩余的都是自己的。
有的是总额分成，以天津为例，天津财政收入按照46.5%的标准在央地之间进行分配。
有的是比例分成，以北京为例，先确定一个递增比例，比例以内的归中央，超过该全部留给地方。
超支不补贴，结余留用，这种方式激励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迅速动了起来。
中央财政也受益于此，国库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1979年的20.18%上升到1984年的40.5%。
但是，财政包干存在较大的问题。
首先，没有固定的标准，上缴级数递增比例等，一般都是谈判的结果。
在谈判的过程中，央地就分配方式存在极大博弈。
每个地方都想把基数调的低低的，把自己的份额留的高高的。
地方收入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两个部分，由于上缴基数跟预算内收入有关。
一方面为了降低基数，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被鞭打快牛，地方政府开始往预算外收入想办法。
例如，一方面对企业减免税收，达到藏富于企的效果。
另一方面，通过收费赞助，集资摊派等方式收回藏富的资金，从而避免和中央分成。
乡镇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地方政府也实现了收入增长。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中央财政收入日趋单薄。
中央财政在总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从1984年的40.5%降到1992年的28.14%，收入被地方截留。
造成的结果就是枝粗干弱，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借用时任财政部长王丙乾的话来说，就是穷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
等刘仲藜接任的时候，则已经穷得“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
中央财政空虚，财政分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启动了。
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改革，深刻影响了后续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归为3类，其中最重要部分是增值税。
增值税在改革之前是最大的地方税，但在改革之后成为共享税。
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分税制改革实施的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实现203.5%的增长。
中央的收入增长了，地方的收入就下降了。
分税制具有计算科学，征收规范等很多优势，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不仅有助于中央推行改革任务进行产业布局，还为抵御后来的国际金融冲击打下了基础。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分税制成功的背后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央地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
什么意识呢？就是钱少了事没少。
而做事情是需要花钱的，文教体卫基础设施，哪一样都需要花钱。
那么没有了财权的地方政府该怎么办呢？地方政府将目光看向了土地。
土地财政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税收大幅减少，而预算外收入又随着费改税的进程被纳入预算内。
地方财政收入在预算内预算外这两个方方向都受到了大幅度的压缩。
地方政府不得不另谋出路，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可以说，中国后来的很多问题都由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政引发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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