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刘虹霞，是一个国际职场女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取得过一些成绩。
但是30多年前，我是一位家庭主妇，硕士毕业后，我全职家政、相夫教子，等两个孩子都到了学龄以后，我才重新走入社会、开创职业。这个过程不能说不艰难，但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和大家分享我经历的三个故事，每一个都是我作为女性面对的不一样的挑战：
作为家庭主妇第一次参加职场面试；
和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人第一次在女权和职场问题上不打不成交；
进入职场若干年后，第一次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选择。
希望这三个故事，能对在人生旅途中迷茫的女性有所启示和帮助。
刘虹霞
上海纽约大学国际组织代表
上海纽约大学前任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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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六年在家拉扯两个孩子长大，什么都能做”
我博士还没念完，就从知识的殿堂，走进了柴米油盐和奶瓶尿布的小家天地。
先生和我都是北大校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也是中国大陆留美学生里第一批应聘到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两个孩子出生后，我天性喜欢孩子，也很想亲手搭建自己的家，于是选择留守在家。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先生的收入，虽不富裕，也还够用。那时正值他职业刚起步，一年里有大半年在亚非拉国家出公差。因而作为家政总管，我除了抚育一双儿女，操劳一日三餐，还要担任清洁工、油漆工、修理工、小裁缝、司机等。
我除了抚育儿女，操劳一日三餐，还要担任清洁工、油漆工、修理工、小裁缝、司机……
很多年轻有抱负的女性，对我心甘情愿承担家政不屑一顾，我先生也这样想，他当时觉得我不去拓展自己的职业，简直是在浪费年华。
但我坚持了，我把自尊心暂时埋藏起来，把家政当成一份事业用心去做。
等到孩子开始上幼儿园，我想开创自己的事业，但那时我们一家四口因为先生的工作原因搬到了格鲁吉亚。对当时的我而言，想在格鲁吉亚拓展自己的职场有很多限制。
先生鼓励我去应征一个教育发展学院的专员职位，这个职位是半职，相当于钟点工，要求优良英文和基本俄文，我觉得这些要求我没问题。
面试时，那位美国老先生看着我的简历，眼皮不抬地问我：“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过去六年的简历却是空白，你还记得怎么打字吗？”这次面试的结果显然是不行了。
过了几个星期，我又鼓足勇气去应征下一个专员职位，这次是一位美国中年妇女接待了我，她善意地看着我问：“你在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我想了想，自信地说：“我过去六年在家拉扯两个孩子长大，什么都能做。”
就这样，一周后我开始上班了。
不同的人问了我不同的问题，也看到了我不一样的价值和潜力
两个不同的人问了我两个不同的问题，也看到了我不一样的价值和潜力。这位女士成为我职场上的第一位领导，为我提供了走出家门、发展职业的第一个平台，也由此传递给我三个受益终身的启示：
第一，人与人沟通最基本的技巧是巧妙询问、仔细倾听。
第二，女性没有必要把事业与家庭、孩子对立起来，这不是一个对错的关系，而是先后。一个女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什么都要，而应该有先有后有重点。现代女性可以有成功的事业，也可以有圆满的家庭。
第三，女性之间需要彼此的理解、鼓励和提携。
女性之间需要彼此的理解、鼓励和提携
家政实际上是培养女性领导力得天独厚的实验室。
做了母亲，带了孩子，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管理时间的专家，在同一时间可以做很多事。也会成为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调解员和谈判员。出于爱护下一代的天性，女性还会走一步看三步，被迫考虑各种风险因素，通过思考、比较、决策来管控风险、 排除风险。
女性在处理家政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练出来的沟通力、协调力、调节和谈判力、风险管控力，都可以成功引入职场和公益事业，也都是领导力的关键因素。
02 “女性能顶‘大’半边天”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口号，自五十年代就流传大江南北，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女性能顶“大”半边天。
我从小由外婆和母亲抚养长大，十六岁，独自去北京上大学。二十岁，我从北大出国留学。由于环境的耳濡目染，再加上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觉得身段矮一点儿或声音弱一点儿。
2006年，我应邀成为国际法律发展组织常驻澳大利亚负责亚太工作的首席代表，同时也是这个国际组织高层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
有一次开会，我作为亚太代表，直率但又平和地对亚太项目预算表示不同看法时，有位男士很认真地插话说：“在中国，女性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在新中国长大，在那里，妇女能顶半边天。”他们觉得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开始习惯了我的直率。
这件小事之后，我和这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同事们，合作地更融洽了。
成为国际法律发展组织常驻澳大利亚负责亚太工作的首席代表，也是高层管理的唯一女性
我注意到，他们每个人的助理都是女性，这些女士帮他们接电话、打印文件、处理公务，有的还帮他们做咖啡、倒咖啡，他们彼此都很习惯。
我们一起开会时，我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们，“别指望我给你们做咖啡，也别让我看到女助理给你们倒咖啡。”时间长了，我反而看到这些同事变了，有时他们拿着咖啡来开会，还会指着手中的杯子，得意地告诉我，“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从世界范围讲，女权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期间要小心两个误区：
一是妇女解放运动促使妇女本人和社会对妇女职业成功的期望大大提高，同时也导致妇女本人和社会对妇女在家相夫教子的价值进一步贬低，长期下去其实不利于社会健康和谐的持续发展。女性在孩子幼小的几年，如果有条件在家相夫教子，可能会减少很多社会问题，关键是社会是否关注和承认这个价值。
另一个误区是，妇女解放运动经常偏重数量的变化，而不是质量的变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政府、企业还是事业、公益单位，最高决策机构里女性还是占绝对少数的席位。目前，北欧一些国家正在改变这个现象。
03 “考虑再三，我勇敢地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
年过半百，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有成绩也有遗憾。
比如小学五年级时，我被一所艺校选中，但外婆和母亲就是不让我去，说“将来做戏子可不行”。那应该是七十年代常有的偏见，我大哭一场。
1981年高考，我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然而校长得知我的高考分数后，私自把我的志愿改成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因为一流大学的录取可以为中学争光。我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心中一片茫然。
这两次的失望，也就罢了，因为我还未成年，只能随从大人的意愿。
读大学后，我开始走自己的路。即将毕业前，我做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放弃在北大留校读研深造的机会，和比我高两届的北大校友一起出国留学。父母都觉得我太年轻，放弃北大的机会太可惜。到今天为止，我和这位校友一起走过了近三十五个年头，也有两个长大成人的孩子。
第二个决定，是结婚生子后，选择暂时在家相夫教子，等孩子们上了幼儿园，我才开始拓展自己的事业。过了若干年后，先生才真正理解我这个决定。
像很多女性一样，结婚后，我大部分的职业选择受家庭和其它客观条件限制，没有随心所欲的可能。
追随先生到美国留学，但我更向往欧洲；
追随先生的工作，我们把家安在了华盛顿地区，尽管我在那里拓展自己职场的空间很小；
追随先生，我带着两个孩子搬迁到格鲁吉亚。先生的工作固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那时格鲁吉亚百废待兴，家里常常缺水缺电，比起华盛顿，生活很不方便，我职业选择的机会也更少；
还是追随先生，我十年前放下自己在海外已具规模的职业和稳定的生活，回到中国……
我出国时，二十岁，在中国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回来时，已到不惑之年。
作为游子，重新开始，重新学习。所有这些追随，我心甘情愿。夫妻之间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但我自已做主，决定了两次职业上的选择，完全是在追梦。
第一次是接受邀请，做了两年常驻澳大利亚负责亚太事务的代表。当时两个孩子已上高中，也懂些人情世故，我们开了一个家庭小会，商量是否接受这个聘书。
我仔细倾听了他们的想法，先生不能放弃他的工作随我去澳大利亚，孩子们也不愿意在高中时撇下他们的老师和朋友转学到一个新国度，但他们不反对我接受这个任命，而且鼓励和支持。两个孩子听到妈妈是独立作为外交人员常驻澳大利亚，还说了一句动人的话，“Mom, that’s COOL!”
那天晚上，我考虑再三，决定勇敢地接受这个聘书。
我只身一人拎着两个箱子，先后在意大利总部、澳大利亚亚太中心常驻两年之久，每一个季度我会回华盛顿探亲一次，先生和孩子们每到寒暑假也会来澳大利亚和我团聚。
我一开始感到很内疚，但后来才发现，如此经历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不少意外的收获。先生在那两年里，爸妈都做，和两个孩子在生活中一下子贴近很多，他也对我之前在家操劳有了亲身的体验。孩子们更加自理自立，更知道互相关爱。
第二次是2013年，当时我和先生都在北京工作，突然收到上海纽约大学的邀请，出任上纽大的行政副校长。
对我来说，作为纽约大学的校友，能在有生之年参加上海校园的建设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我考虑再三，做出自己的决定，离开北京丰厚的领导力咨询工作，奔赴上海。让我欣喜的是，这次先生跟着我从北京来到上海，作为客座教授也参加了上纽大的建设。用他的话来说，我为主，他为辅，这也是我们婚后近三十五年第一次角色转换。
在我看来，女性是否选择暂时做家庭主妇都可以，但要提醒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的梦想完全消失。在合适的时间大胆发展自己、找回自己，这只会赢得家人们的支持和赞赏。
在合适的时间大胆发展自己、找回自己
相信自己，相信女性有自然的内在的领导力，眼光放远，但点滴做起。从小到大，从近到远，修炼自己，完善自己，影响社会，改变世界。
感谢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对本次大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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