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帝国蒸蒸日上，国力与日俱增。
曾经一度使帝国不得不考虑迁都的突厥早已沦落为藩臣，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等异域诸国也被先后打得服服帖帖，尊奉唐帝国为“天朝上国”。
然而，与帝国呈现一派繁荣之景相比，一手将大唐帝国带向全盛的太宗李世民的人生却走向了终结，命不久矣。
一时间，唐帝国的上空阴霾笼罩，前朝后朝都陷入极度的不安与阴谋之中，颇有树不动而风欲止的意思，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此时，太宗皇帝已明确由皇九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承帝国储君之位。
然，李治虽被确立为帝国储君，未来的帝国皇帝，朝中仍有虎视眈眈或是落井下石者。
水泽之下，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使人动荡不得的泥潭，李治在治国、驭臣方面终究是未经大风大浪的雏鸟。
如若太宗驾崩后，没有可靠的托孤之臣一路扶持着，李治恐压制不住那些“异臣”，很有可能被巨浪打翻。
冲龄践祚，李治最缺的就是经验，而当朝柱国之臣最不缺的就是经验，无论是治国，还是驭臣，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一套丰富的理论。
为了在自己死后，李治能够坐稳皇位，并带着帝国这艘近乎崭新的巨轮继往开来，冲破一层又一层的巨浪，再创高峰，太宗可谓是煞费苦心。
他强撑着即将油尽灯枯的病躯，为他选辅臣，谋未来，只希望他能定国安邦。
彼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已所剩无几，除李治舅父长孙无忌外，尤以二朝老臣英国公李勣资历、威望最甚。
李勣早年投身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
降唐后，他以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深得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重任。
唐初，天下四分五裂，各诸侯自立为帝或王，李勣随太宗平定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大破东突厥、高丽，成为唐朝开疆拓土的主要功臣之一。
作为开国功臣，又是两任皇帝倚重的柱国之臣，李勣对帝国朝堂的影响力绝不容被忽视。
若李勣死心塌地辅佐李治，朝堂之上无人可撼动李治，帝国天下必稳如泰山，无人可撼动。
太宗病入膏肓时，为让李勣死心塌地辅佐李治，他特意把李治召到病榻前，对他说：
“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你对李勣没有什么恩惠，我现在准备贬他去外地做官。
我死后，适当之际，你可以下恩旨召他回京，并授予他尚书仆射（尚书省最高长官）之职。
如此，李勣死就蒙了你的恩惠，必为你效死。
那么，李治最后有没有听太宗的话呢？
李勣后来又有没有死心塌地辅佐李治呢？
李勣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
李勣是唐开国时地位最高、名声最响的大将之一，能与之匹敌的唯有被誉为“军神”李靖。
《旧唐书》言：
“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烟阁之最。”
太宗也曾公开说过：
“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太宗所言虽有夸大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勣的确有与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相提并论的资格，绝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排得上号的名将。
然李勣与李靖的出身却大不相同。
李靖是世家门阀出身的世家子弟，祖父李崇义是北魏殷州刺史，北周永康县公，而父亲李诠则是隋朝临汾公，绝对的名门。
而李勣不同，《旧唐书》言：
“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
就是说李勣出身于庶族地主，也就是土财主，家境虽颇丰，却无甚地位，与平民无二。
出身的不同，使两人功成名就的经历也截然不同。
在那个不是以科举为主要取士方式的隋朝，世家门阀出身的李靖，轻而易举就进入隋朝官场，任隋都大兴（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马邑郡丞等职。
李渊建唐后，李靖借着自己的身份，及在世家的声望（时隋朝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室重臣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你终当坐到这个位置（宰相）”），一路平步青云。
庶族出身的李勣却没有李靖这般好运。
李勣家境殷实，但不安于富足安逸的生活，他志向远大，眼见乱世即将来临，期许着能靠自己的努力使整个徐家（李勣原姓徐，后唐皇赐姓李）踏入士族阶级，与国同休。
十多岁时，李勣便用家中钱财结交江湖豪杰，此时李靖在朝堂积攒才名，李勣则在江湖闯下了不小的名气，许多江湖有名的豪杰因其豪爽，与其称兄道弟。
当然，李靖可以用显赫的家世安逸地在朝堂涨资历，升官职，可李勣却不能，他只能靠自己的勇武，甚至是自己的命，才有可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彼时，大隋朝堂为门阀世家所掌控，李勣这个庶族出身的小人物，入仕渺茫，基本无望。
若是放在隋初盛世，李勣多半只能是“望仕生叹”，郁郁而终。
幸运的是（这个幸运是对李勣而言），隋末乱世，义军四起，天下大乱。
大业七年，翟让在瓦岗寨聚众起义，反抗隋朝暴政。
瓦岗寨距离李勣的老家很近，闻听翟让起兵，不甘人后的李勣看到了功成名就的机会。
与其费尽心机也不一定能加入隋朝阵营，倒不如加入起义军，博一个开国的滔天之功，若成功，整个徐家将晋升为新的世家门阀，凭借着开国之功，与国同休。
当然，若失败则是诛九族的大罪，全族都得陪葬，断无逃脱的可能。
“富贵险中求”，17岁的李勣没有犹豫多久，带着愿意跟着自己造反的兄弟一起投奔翟让。
李勣年纪虽小，也没什么资历，但他的确很有本事，上瓦岗寨没多久，他就帮助翟让壮大了瓦岗军，并使瓦岗军在附近百姓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以说是基本俘获了周边民心。
彼时，李勣献策：
“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瓦岗寨附近是您与我的家乡，乡里乡亲，不宜侵扰，宋、郑两州的近运河，官船商舶众多，去那里劫掠官私钱物不但方便，且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不会失民心，也能壮大自身。
“得民心者得天下”。
李勣深知民心的重要，也深知起义军的根基是百姓，只要民心在瓦岗军这边，瓦岗寨不但不会被消灭，还能不断壮大，直至成为可以影响天下局势，甚至是一统天下的势力。
李勣极力劝谏翟让不要劫掠附近百姓的谏言，对瓦岗军而言影响巨大，瓦岗军后来能够在隋朝的连续镇压下，依旧稳如泰山，有一大半的原因，是得到了附近百姓的支持。
翟让听从李勣“不劫掠附近百姓，劫掠运河官船商舶”的建议，不但使瓦岗军赢得周边民心，更使瓦岗军财源广进，兵强马壮。
瓦岗军的壮大，也使得引起了隋廷的重视。
为镇压叛乱，最短时间内解决瓦岗军叛乱，避免其危害进一步扩大，隋帝杨广命张须陀领兵两万围剿瓦岗。在这生死存亡关头，李勣再立新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挽救了瓦岗军。
翟让此人小门小户出身，目光短浅，不思进取，且颇有些贪生怕死。
这样的人，放在寻常则断不会有啥出息，庸庸碌碌一生罢了，别说在史书上留下名字，恐怕连附近人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是他命好，生逢乱世，机缘巧合拉起了一支义军。
然性格使然，翟让根本不具备一个合格的领导人的素质和条件，即使命好，也没有那个能力领导瓦岗军走向辉煌。但不得不说，翟让不但命好，运气也很好，他碰到了李勣。
李勣数次助他力挽狂澜，使瓦岗军的实力一步步走到了几十路义军的最前列。
当时，听到隋将张须陀领兵两万气势汹汹来讨伐自己，翟让吓得三魂丢了七魄，惶恐不已，全然没有瓦岗军首领该有的威严。
张须陀还没到，翟让连半点抵抗的心思都没有，就想着带着全部财产，领着一帮亲信弃守瓦岗寨，往别处逃去。
这时，李勣得知翟让想弃守瓦岗寨，赶紧站出来劝阻翟让绝对不能跑，便献计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计策，利用瓦岗寨在当地的百姓优势和周边地形优势，将张须陀及二万隋军引入事先设好的伏击圈，并最终将隋军全歼，一代名将张须陀也战死沙场。
此战，瓦岗军大获全胜，一举在中原站稳了脚跟，兵威大振，实力迅速增强。
而瓦岗军能发展如此迅速，李勣居功至伟。
然是人就有私心，李勣为何会成为“反贼”？不就是想要光宗耀祖，名垂青史吗？
刚才我们也说，翟让此人鼠目寸光，贪生怕死，绝非是能一统天下的主。对此，李勣很清楚，故而李密一来，他就立刻转投李密，拥戴他取翟代之，为瓦岗军新一任首领。
李密也感念李勣的拥戴之功，“命徐世勣（李勣）、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
此时，瓦岗军一分为三：
一部由李密心腹王伯当率领，一部由瓦岗大将单雄信率领，一部则由李勣率领。
由此，李勣成为瓦岗军的头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李密。
天下大势，绝非一人一军可以改变。
以我们后来人的上帝视角来看，隋朝末年，天命在唐而不在李密、王世充、窦建德这些起义军首领身上。
李密自称魏王后，渐渐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谏言，盲目与实力远超自身的王世充争斗。
李密最终也为自己的独断专行、骄傲自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武德元年（618年），与王世充之战，使李密嫡系部队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对瓦岗反隋集团的控制，鉴于此，李密为自保也为再谋条出路，聚集余众归顺唐朝。
李渊对李密的归降很重视，当时唐朝只是一个占据关中和河东一带的比较大的割据政权，因此李密的归降，使李渊大喜，拜李密为光禄卿（十二卿之一，掌宫殿门户及部分宫廷供御事务），封邢国公，还将自己的表妹独孤氏嫁给了他，称呼李密为弟，可谓是皇恩浩荡。
首领降唐，使曾经盛极一时的瓦岗军走向末路，分崩离析。
王伯当随李密降唐，单雄信投降王世充，李勣则率剩余瓦岗军驻守黎阳，接收了瓦岗军的剩余疆域：“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带着瓦岗军“苟延残喘”。
李勣虽有野心，但却也有着自己的底线，谨守臣子本分。
李密降唐，接收了瓦岗剩余所有力量的李勣，他没有借机自立为王，仍奉李密为主，并公开表示他手中的土地和军队都是李密的，李密想要怎么处理，他都无条件服从。
李密降唐消息传到李勣耳中时，他就对长史郭孝恪说：
“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李密虽然已归降大唐，但是我是李密的臣子，我手中的人口、土地、部众都是李密的，我不能自已决定他们的归属，更不能自作主张献地邀功，用本属于李密的东西去为自己谋取荣华富贵，这是非常耻辱的事情。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记录辖地的名称数量和军民户口，然后上报李密，让李密自己献给唐廷，如此这就是李密立下的大功了。
之后，李勣就让郭孝恪带着亲笔信和治下土地、军民的名单册子赶忙唐都长安，交给李密，让李密自己献给唐帝李渊。
李渊听说李勣派使者来长安，但是却不是来朝见自己，而是去见李密，内心十分疑惑，当即叫人召郭孝恪晋见。
当郭孝恪把李勣说的话，及事情原委悉数告知后，李渊赞赏道：
“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
说他不背德、不邀功，实在是一个纯臣。
得唐帝李渊重视，李勣的政治前途自然是鱼跃龙门，一帆风顺。
见罢，李渊即下诏授李勣为黎州总管，封莱国公。
李勣入朝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使李渊更为重视。
不久，李渊再次下诏加授李勣为右武候大将军，改封曹国公，并赐国姓“李”，自此徐世勣改名李世勣（后李世民登基，为避免其名讳，改名“李勣”）。
成为唐臣后，李勣深得李渊、李世民和李治三位帝王的恩宠，无论政局如何变幻，他的地位始终未受半点撼动，可谓是朝堂不倒翁是也。
李勣能深得三代帝王的恩宠而不落，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政治眼光是分不开的。
降唐后，李勣就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
后又大破东突厥、高丽。唐朝能统一全国，李勣功不可没。
李家三代帝王都没有辜负李勣对唐朝的绝对忠诚。
李渊在位时，李勣不但被赐予国姓，其地位也是顶尖的，仅次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靖之后；
李世民在位时，李勣因在储君之争时站在太子李建成这边，并不得李世民的信任，始终游离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
然而，李世民终非可共患难却不可共富贵的皇帝，李勣对唐朝的贡献，他还是知道的，也没有辜负李勣的舍命付出，该给的荣华富贵毫不吝啬就给了。
李世民即位后，大封群臣，李勣位列五等，在43人的名单中排列第14。
李勣终究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对唐廷而言举重若轻，李世民纵使对他颇有意见，也没有杀他，而是想把他交给自己的儿子李治，让他辅佐李治治理大唐天下。
如此，这便就有了开头所说的李世民与李治的那段临终之语。
李治也的确听从了李世民的话，把他视为国之柱石，肱股之臣。
李世民驾崩后，李治登基不久，即召他入朝拜洛州刺史。
接着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命李勣任同中书门下，参与执掌机要事务。
同年，册拜为尚书左仆射。
对于李治的恩宠，李勣心中也万分感动，但他也深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
彼时，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正是风头正盛之时，他与长孙无忌又颇为不对付，此时身居要职，不但帮助不了李治，反而会引火烧身。
于是，第二年李勣便给李治上表请求免除自己尚书左仆射的官职，从而保全自己，也保全自己的家族。
李治也明白李勣的顾虑，但他要想摆脱长孙无忌的控制，真正成为一个皇帝，他就必须依靠军界大佬李勣的辅佐。
由此，李治虽因朝堂形势所困，不得不答应李勣的辞职，但仍命他以开府仪同三司之职执掌政事。
永徽四年（653年），朝堂局势稍稳后，李治又立刻拜李勣为司空。
除此，李治为以示对李勣的恩宠，还命宫中画师为他画像，并亲自为画像作序。
李治又下诏，特许李勣乘小马出入三省，每日由一名小官奉命迎送。
李勣也没有辜负李治的恩宠。
李治在位，无论他做出何种决定，只要与国无害，李勣都会坚定拥护。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取得李勣的支持，他亲自跑去问李勣。
李勣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了一句话：
“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言外之意，就是李治是废是立，他李勣都会站在他的身后。
总章二年（669年）12月31日，李勣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李勣病逝消息传来，李治为之悲哭，下令辍朝七日，追封李勣为太尉、扬州大都督，赐谥号“贞武”，又赐给棺木，允其陪葬于昭陵。
李治对李的礼遇，是历代君臣关系中极为少见的。
高宗朝，李勣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在上之人也对他礼遇有加，其家的显赫，古今罕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