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记》系列之二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开发表。不久，“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本县城乡展开，人民群众被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八月中旬，红卫兵组织在县城部分学校成立。嗣后，城乡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
一九六六年，我正上四年级，教室设在我村西面半坡家庙的厢房里。某天，我班同学正在剥玉米，同学孙平神秘地告诉我们，村里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成立了“八一红卫兵”，“八一红卫兵”下面是“八一红小兵”，“八一红小兵”以我班为骨干，主要吸收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参加。我从孙平的话里理出了这样的头绪：“八一红卫兵”管着“八一红小兵”，孙平领导着“八一红小兵”。按照孙平传达的“上级指示”，“八一红小兵”在发展队伍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不准入；大人犯过错误的不准入；个人调皮捣蛋的不准入。按照个人申请、“红小兵”组织初审、“红卫兵”组织批准等程序，我也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鲜艳的“红小兵”袖章。袖章用类似红领巾的红布做成，上面请人仿照“毛体”用黄漆写上“红小兵”三个大字。我当时既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红小兵到底是何方神仙，只觉得有个组织心里踏实，带上红袖章特别神气。我戴着红袖章走到大街上，见到行人就将胳膊抬起来，没有行人就把红袖章炫耀给狗看。我们班级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后，班主任老师丢下班级干部，开始跟孙平商量工作，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班委会已被红小兵取代了，我这个班长也被孙平这个“司令”顶替了。尽管胳膊上带着红袖章，我心里还是极不舒服。
“八一红小兵”成立后，我们一切听从“八一红卫兵”的领导。“八一红卫兵”的“司令”名叫孙福，其父是三几年的老党员。在我印象里，孙福学习一般，活动能力很强，是个只能敬着不能碰着的人物。孙福领着“八一红卫兵”，孙平领着“八一红小兵”，“八一红卫兵”和“八一红小兵”共同影响了全村，村里破起了“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山上的墓碑被砸了，家庙里的香炉、烛台被砸了，大小不一的家谱和各种各样的书籍被烧了……当时我也中了邪，一边哭闹逼着父母把家里珍藏的字画送出去烧掉，一边同二弟翻拣着自己的藏书把跟“四旧”沾边的东西统统塞进了锅灶里。我和二弟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情景：我俩共同拥有的一本小画册，大概是《三国演义》中的一册，平时珍贵得像星星像月亮，在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俩左右犯难，烧吧，舍不得；不烧吧，又怕被人查出来；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决定烧掉。我们看一页撕一页，撕一页丢进锅灶一页，看着洁白的书页化作黑色的蝴蝶，我和二弟的心痛得青一块紫一块。现在每当说起这段往事，我和二弟都骂自己傻子一个：自己的书我们不说谁能知道？再退一步说，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其实，当时犯傻的岂止是我们这些孩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底，各中小学和农村的“红卫兵”组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部分干部、群众遭无辜揪斗或涂面游街。
我不知是对红小兵这个名称不满，还是对孙福、孙平的领导不服，心里萌生了退出“八一红小兵”的想法。恰在这时，好友孙源告诉我，他成立了“前进红卫兵”，希望我能退出“八一”加入“前进”。我觉得孙源为人比孙福强，“红卫兵”比“红小兵”大，于是摘下了“八一红小兵”的袖章，成了“前进红卫兵”的一员。“前进红卫兵”规定，每人都要戴红袖章、持红缨枪、戴绿军帽、穿军上衣、扎黄皮带。后来发现这些要求实在难以做到，又规定，“前进红卫兵”领导成员必须做到上述要求，一般人员带红袖章、持红缨枪、戴绿军帽即可。还规定，红袖章由“前进红卫兵”司令部统一发给，其余两项自己准备。我请木匠三舅给我做了一杆木头红缨枪，让母亲为我做了一顶绿军帽。“前进红卫兵”的副司令——我三叔孙金带领我们一队新兵，全副武装排列整齐喊着口号绕村一周。我在后面望着迎风飘扬的“前进红卫兵”大旗，看着一杆杆微微攒动的红缨枪，心想，我们这些红卫兵到底要干什么呢？
“八一红卫兵”和我村的“部分革命干部”首先采取了革命行动：“横扫牛鬼蛇神”，揪斗“地、富、反、坏分子”。那时的人们好像突然吃了枪药，昨天还是你好我好的老少爷们，今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对双方。“八一红卫兵”和“部分革命干部”揪斗了三个“地、富、反、坏分子”，其中一个是我班女同学孙英的父亲。孙英出身地主家庭，据说祖上曾经出过武状元，祖父练就一身好武艺，一把青龙偃月刀舞得密不透风。她祖父去世得早，躲开了这场人祸，她父亲老实巴交，没有逃过揪斗的厄运。揪斗会议开始的时候，“八一红卫兵”特意把孙英“请”到了现场。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司令”孙福带头振臂高呼“打倒地、富、反、坏分子孙×！”，同时逼着孙英举起拳头跟着高呼打倒父亲的口号。孙英一边呼口号一边抹眼泪，最后蹲在地上任凭谁拉都不起来。回到教室之后，班里的“红卫兵”叫她“小地主”，她就趴在桌子上一个劲地哭。她先是旷课，后遂退学。孙英回家之后挖起了猪菜，刚过二十便远嫁他乡。
“前进红卫兵”的主要革命行动是“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某天晚上，“红卫兵司令部”把队伍分成五个战斗小组，分别监视五个有敌特嫌疑的“地、富、反、坏分子”。我分在二组，共五人，一位高年级的女“战友”担任组长。这位女“战友”长得小巧玲珑，革命警惕性极高，要求我们全天候监视敌人。我们的监视对象住在村西头，他有个弟弟下落不明。我们猜测，这个人的弟弟有可能当了国民党特务，他家里很可能藏有联络电台。我们把暗哨设在他家旁边高坡的草垛里，实行昼夜监视。那天晚上，天上挂着月亮，晚风吹着脸面，一切都跟往常一样。我们躲在草垛里，根据有限的反特知识想象着可能出现的战斗场景。忽然，“阶级敌人”家里的灯灭了！我们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希望捉住可能出现的异常，譬如“滴滴答答”的发报声之类。我们监视到天亮，想象中的声音还是没有出现，随着“咣咣当当”的开门声，“阶级敌人”扛着镢头上山干活去了。我们的秘密监视告一段落，但阶级斗争的弦仍然绷得很紧，坚信毒蛇早晚会出洞！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干部、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二月三日，部分群众组织夺了县人委、县政府的权。二月五日，另一部分群众组织重新夺权。自此，海阳形成两派，前者为“二·三派”，后者称“二·五派”，两派对立，混战不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这一年，我村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和“革命闯将红卫兵”两个群众组织。前者属“二·三派”，主要组成人员是全村在任的大小队干部。后者属于“二·五派”，主要组成人员是一九六四年的“四清”下台干部。当时大家打的旗号都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延续，“上台”干部和“下台”干部之间的斗争。我村小学的“八一红卫兵”和“前进红卫兵”迅速自然解散，各自随着自己的家长分别归属于“二·三”和“二·五”两个派别。我父亲时任小队会计，自然就成了“二·三派”，我也“随父从军”，戴上了“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的袖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村里的两派“革命组织”逐渐由所谓的“路线斗争”转化为“保皇斗争”，再升级为“派别斗争”，最后由本村的“派别斗争”扩大演变为本公社乃至本县的“派别斗争”。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我记得最清的就是那场所谓的“护旗”斗争。当时，“二·三”和“二·五”的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为了鼓舞士气，我村“二·三派”仗着人多势众，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升旗仪式，把一面由六个学生抬着的特大红旗，在一阵鞭炮锣鼓声中，挂到了村东一棵高大的藤萝树上。“二·五派”尽管人少势弱，亦不肯咽下这口恶气，联络了周围村的“二·五派”，决心拔掉“二·三”的黑旗，一场不可避免的武斗终于发生了。在外来力量的支援下，“二·五派”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降下了“二·三派”的红旗，把“二·三派”的司令追得满街疯跑。时隔不久，我村的“二·三派”在县上“二·三”总部的支持下，组成了一支二十余人的敢死队，扛着上面发下的半自动步枪。我村的两派斗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阶段……
一九六八年，以“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为形式的“三忠于”狂热，在全县盛行。
这一年，我村的“二·三派”和“二·五派”按照上面的部署，实现了所谓的“革命大联合”，开始了以“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为形式的“三忠于”活动，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学校每天早晨上课前都要做“四个首先”：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还要高唱《东方红》，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背的语录主要有“下定决心”、“成千成万的先烈”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
根据上面的“战略部署”，我村在每个道口都设立了毛主席语录岗，安排学校的红卫兵站岗放哨，凡是经过的“革命群众”，都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上来的过去，背不上来的回去。那时，我戴着“毛主席语录岗”红袖章，认真履行着自己的“革命职责”。一次，邻居大奶奶要出村赶集，过“毛主席语录岗”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们讨价还价。“我记性不好，背不了长的……”“背不了长的，短的也行”。“早起背了一段，现在忘得只剩了一句”。“照顾你年纪大，记得多少背多少”。大奶奶吭哧了半天，把“下定决心”背成了“下炕就撅腚”。我和同伴把红缨枪一横，硬是把大奶奶挡了回去。大奶奶到我家里找我母亲告状，我说：“要不是看在你出身贫农的份上，今天你吃不了兜着走。”大奶奶气得直跺小脚，一个劲地说：“你看看，你看看……”
红袖章，就像一团莫名的火焰，既点燃了我的青春，也烧掉了我的一些理性……
（讲述人：孙希香（笔名正言），1956年生，中国作协会员，烟台大学兼职教授，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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