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年砍柴
1938年入夏后，上海闷热潮湿，黄浦江上铅云低垂，有如千钧重锤压迫着这座东亚最繁华的城市。对上海等沦陷区的中国民众而言， 抗战进入了最为艰苦、前途很是渺茫的时期。上海、 南京等中心城市已经沦于日寇之手达半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东南沿海城市相继陷落。英、美等欧美强国还在隔岸观火，“抗战必败”的论调在国民政府中一些中高层人士中盛行，文武官员纷纷投敌沦为汉奸。上海沦陷后，在日军操纵下，1937年12月在上海成立伪政权“上海市大道政府”，伪市长苏锡文，伪市政府办公地点就设在与上海邮局大楼隔条马路的新亚大酒店；1938年12月，上海伪政府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伪市长傅宗耀，隶属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这年6月的一天，一位30岁出头的男子携带一只皮箱，悄悄地登上停在黄浦江港口的国际客轮。他穿着时尚，举止优雅，脸上是坚毅与忧戚交杂的神色。这人是上海邮局二等一级甲等邮务员徐传贤，他奉命调往中华邮政总局法属越南海防市“中华邮政驻越代表办事处”。在日寇统治下，上海特务、爪牙密布，作为重庆政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的称呼）的公务员，徐传贤远赴法属殖民地效命，必须是在秘密状态下成行，哪能像平时远行一样让亲朋好友来码头送行呢！这次衔命远行，对徐传贤来说是颇具风险的一件大事， 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许多艰难困苦也是他无法预料到的。此前，徐传贤一直生活在上海，于上海邮局亦供职了十五年， 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工作环境都可谓人地两熟，而这一次却要去陌生的异国他乡在烽火连天中工作，并把父母、妻儿、弟弟和妹妹留在上海。此时，其长子家善（元鑫）10岁， 次子家良（ 启元） 7岁，三子家达2岁， 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家敏还怀在母腹之中。然而， 对中华邮政总局来说， 徐传贤是派往越南海防办事处最合适的人选之一。此人年届而立， 年富力强， 邮政业务能力强， 办事稳重认真， 长于交际， 且法语、 英语娴熟， 方便与法国殖民当局官员打交道。抗战期间， 为国事只能把小家庭抛却在一边，这是当时包括徐传贤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选择。我想，当徐传贤乘坐的客船离开吴淞口驶入东海，后面的陆地渐渐消失时，站在甲板上的他一定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当东南沿海等国土被日军占领后，中国的一个个出海口被掐断，广袤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和外界的海路孔道一一丧失，最后只剩下两个被西方强国控制的城市——英国人占领的香港和法国人占领的海防，而中国腹地的人去大后方，即使是经铁路、公路聚集到香港，也必须再由海运到越南的港口海防，然后上岸乘坐火车走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再辗转到昆明、成都、重庆等地。1938年2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其中一部分师生即是坐火车由粤汉铁路南下，到香港后再坐船到海防，然后坐火车走滇越铁路抵达昆明。滇越铁路起于昆明市， 终点为越南海防市， 线路全长859公里（滇段465公里，越段394公里）， 于1910年4月1日全线通车。在1940年6月日军出兵越南控制滇越线之前， 这条铁路是中国大后方的生命线， 海防港也成为沦陷区和大后方邮件运送最重要的中转站。徐传贤此番去海防， 是奉命筹备沦陷区邮件到大后方的转运处。次年（1939年）， 转运处升格为“中华邮政驻越代表办事处”， 对维护沦陷区到大后方的邮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徐传贤是办事处早期重要的筹备人员之一。“此时中国大西南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华邮政利用上海这个各国'租借’地的庇护， 各国商务邮船仍可自由出入。中华邮政就让法国人乍配林负责周边邮区的邮政， 让他疏通了发往各国的海上邮路。另外，将上海周边各区域发往中国西部的信件经过香港发往越南海防，通过滇越铁路到达昆明， 中华邮政再分发到重庆、 四川、 贵州、 广西。抗战时期， 每天经转河口海关进出口的邮件都有300多袋。”对香港、 海防两地， 中华邮政当局格外重视，“1938年在香港设置'广州邮局分信处’ ， 派英国人慕雷（ W. D. Murray） 主持；1939年在越南设立'邮件转运处’ ， 派法国人儒福立（ J. Jouveiet） 前往主持”。如此有针对性地派占领当局所属国的国民去主事， 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两位“客卿” 也很敬业， 据刘承汉回忆：“我国前后方之邮件运输， 唯海运是赖，并以香港、 海防为中途转运站。凡往来后方与沦陷区者， 均由此运经上海，再行分别转递。因于香港设有广州邮局驻港分信处， 河内方面亦派有法籍副邮务长儒福立以专员名义在河内设办事处， 并于老街地方设邮件转运处（民国30年10月30日即宣告结束）。”经过徐传贤等人半年多的筹备及转运工作， 1939年2月儒福立才被派往海防充当代表主持大局。这年4月， “中华邮政驻越代表办事处” 正式挂牌。徐传贤在其《自传》 中说：这个代表和办事处的工作， 主要是把上海收寄的包裹邮件通过越南运往蒋管区（ 注：指国民政府统治区域）， 并从上海、 香港运来邮运器材运往后方。我担任转运工作， 负责从轮船接收物资， 办理殖民主义者（ 注：指法国） 在印度支那所控制的一套最复杂的报关手续，接洽车皮， 装运物资到昆明。王以恭、张亚卿、梁沛民都是我的助手。那时， 我只知道做好工作勿使经转的物资受到损失。这段话说得云淡风轻，一点情感的渲染色彩也没有。这或许是时代巨变、政权更替后徐传贤刻意为之。当时， 1949年前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被视为“伪政权”， 即便在海防负责邮件转运有功于抗战， 亦只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并将大后方称之为“蒋管区” 以区别于沦陷区。今天再读这段文字， 应当可以理解“我只知道做好工作勿使经转的物资受到损失” 这句平常话里蕴含着“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拳拳爱国之心， 也完全能想象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从上海抵达海防的轮船上卸货， 再办理“最复杂” 的报关手续， 然后找到车皮将物资装上车运到昆明，工作量是何等的繁重、琐碎。受权刊发，选自《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十年砍柴 著，现代出版社2022年4月。注释略去。
徐传贤在此批评法国统治下的越南等地报关手续复杂， 想必是和英国占领的香港进行过一番对比。在上海， 英、美主导的公共租界之管理水平、租界当局办事效率比法租界强许多， 英国人治下的香港、 新加坡是著名的自由港， 外地物资、 资金、人员进出很是通畅。这和英国较早建成成熟的宪政体制有关， 政府保护自由贸易，对市场尽量不干预或者较少干预。英国在占领地最显著的管理特点就是保留了当地的原有政权组织并巧妙利用， 这样使得英国人能更好地取得经济收益，节约行政开销。这一点与法国、 西班牙的专制管理和大政府模式截然不同。法国作为典型的欧陆国家，有很长的专制传统， 崇尚大政府， 官僚队伍庞大、 腐败而办事效率低下。由于法国更倾向于对其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采用本国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 其本国政治体制的弊病也就一并带到了海外殖民地。儒福立是一位在中国邮务系统工作许多年的“客卿”， 曾担任过西川邮局副邮务长、 会计长兼代邮务长（1923年， 四川分为东川、 西川两个邮区， 分别以重庆、 成都为中心）， 是一位深谙中国国情、 办事圆通的邮务干才。他在作为驻越南代表和主持办事处期间， 利用其法籍身份折冲、 斡旋，对确保滇越铁路这条最重要的邮路畅通做过不容否认的贡献。为了撇清和儒福立这种“帝国主义侵华爪牙”的关系， 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徐传贤在《 自传》 中对其人品进行了贬损。但是，从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出儒福立很器重徐传贤， 两人相处的关系应算是融洽，也可以说徐传贤是儒福立在越南时所倚仗的左膀右臂。徐传贤说：我在上海时，实际掌握上海邮局者固然都是外国人， 但不直接接触。儒福立是我第一个直接接触的邮局客卿， 在语文（ 英、法文） 方面、业务知识方面对我有些帮助， 但使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卑鄙行径：对上利用他的地位表功讨赏，从副邮务长升署邮务长，再讨升邮务长（伪邮政总局时代的领头）， 对下则脾气暴躁，任意责骂下属，但是在别人对他忍无可忍对其发脾气时， 他又变得十分慈祥了（当然是假慈祥）。这人深受伪中华邮政优渥，待遇很高，房租、汽油都由公家供给，在河内西湖旁建有洋房住所三幢，后被辞退。尽管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和邮局华人员工从“客卿” 那里争夺过邮权，但由于种种原因， 并没有做到邮权自主， 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仍然不得不重用“客卿”， 而中日战争爆发后更是如此。彻底清除“客卿” 对中华邮政的把持，乃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成为“五强” 之一， 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在诸多领域包括邮政才取得了独立自主。儒福立应该是在这一时期被辞退的， 不过那时他已差不多到了退休年龄，且供职中华邮政多年， 钱也挣够了。对邮政系统“客卿” 的作用， 刘承汉说过一段公道话：不过我要特别声明， 邮权收回自主运动是一回事，客卿有功于我邮政又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应因邮权问题而抹杀一切。中华邮政之创始经营， 以及继续发展，在军阀十数年间祸乱相寻之局势下，竟能沉着迈进，不受政治影响，摆脱恶势力之干扰， 客卿之功，实不可灭。及至抗战初期，东北员工之撤退，陷区邮政之掩护，没有客卿即无法办到。尤其重要的，客卿为中华邮政建立各种制度，奠立良好基础，至今邮政犹有所表现者，盖由于此项遗制使然。1939年9月1日，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国、法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而经越南海防中转的邮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既然法国和德国是敌对国， 日本和德国又是盟国， 日军则对法国再无忌惮， 便决定对印度支那（今越南） 用兵，以切断中国通向大后方的命脉。1940年5月10日， 纳粹德国发动“法兰西战役”， 以闪电战侵袭法国，法国军队几乎不堪一击。抵抗了一个多月后， 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同时成立以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元帅为元首的亲纳粹的法国“维希政府”。既然法国已经是日本的好哥们纳粹德国控制的傀儡国，那么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就能为所欲为了。1940年6月， 日本政府向法国殖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其限时关闭滇越铁路， 并由日军组成一个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督。7月20日， 法国驻远东地区海军司令德古（Jean Decoux）取代卡特鲁（Georges Catroux）成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后，日方对法国殖民当局加大了压力， 迫使法国驻日本大使安利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1940年8月30日达成协议：日方获得法方允许以一定兵力假道越南北部通过、 驻扎及其他一些便利条件， 而日本则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权。法国殖民当局帮助日本人封锁中国广西进出口， 以及阻止美国通过滇越铁路运送军火、燃料及每月10 000吨的物资给中国。1940年9月，日本逼迫法国签订军事协定， 使法国“维希政府”当局同意日军进入红河以北地区， 并将允许日本派兵进驻河内、 海防、 金兰湾。1940年9月26日， 等不及的日本军队向越南海防展开两栖登陆，4500名日寇一举拿下海防， 驻守海防的法国士兵向其投降。至此，滇越铁路这一孔道被掐断。对此， 中华邮政应对事态， 必须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将滞留在越南的邮件通过其他线路抢运至中国；二是开辟经由缅甸到中国大后方的新邮路。由于法国“维希政府” 作为纳粹德国的傀儡， 与日本亦是“友邦”关系， 日本承认“维希政府” 继续统治越南， 日方只是军事上派兵驻扎，法理上仍然尊重法国殖民当局的民政管理权， 故儒福立等中华邮政驻法代表处并未被驱赶， 仍然有活动空间。在滇越铁路中断后的近一年时间，徐传贤和他的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 把滞留在越南的邮件通过公路加水运就近抢运到广西。今存重庆市档案局两份函件记录了这一过程。其中，函一曰：敬启者：查取道广西抢运存防邮包一节， 奉部局电令， 贵区与驻防办事处商洽进行在案。现自海防至龙州段， 已由驻防代表儒福立邮务长与旅越华侨周楚善君订立承运合约， 由该承运人包运到龙。至自龙州至南宁一段，已由贵主任向当地驿运站接洽妥当。兹为避免中途积压起见， 烦请查明贵区自龙至邕一段之每日疏运能力及以后有否增加之可能示知， 俾海防方面由驻防办事处拟具草案， 随函附上关于与贵区有关方面有无修改及变动之处， 并请示知为荷。此致
王主任德显 章主任西瀚
为抢运海防积袋函复查找 由
现准
贵代表本月十日第不列号公函关于贵办事处所拟接交各种手续一案， 函询是否同意。等由。准此。自应转饬龙州局照办。惟查内运袋数不加限制， 愈多愈妙。盖当此上游河水高涨， 安南当局准予放行之际， 亟应竭力抢运， 以免日后河水低落， 失此千载之良机。准函前由，相应函复为荷！此致
海防办事处代表徐传贤先生
此两份同一天来往的电函，是驻海防办事处徐传贤和广西邮政管理局负责人之间商量存放海防邮局抢运到国内的事宜。徐传贤告诉广西局， 现在儒福立邮务长已找到旅越华商周楚善订立合约， 由其运邮包到与越南接壤的广西龙州城， 询问广西局每日的运力，是否能顺利将这些邮包运到南宁（ 简称“邕”）。广西局的回答是趁法国殖民当局答允中国方面将邮包运回国，以及左江上游水涨水运能力增强的大好时机，邮包多多益善。此次抢运的只是滞留在海防的邮件中所剩余的一小部分， 而此前的大部分邮件仍由海防办事处运作，走滇越铁路运回中国。对此，沈敦武在其专著《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中有详细描述：1940年9月10日， 日军占领了越南， 为防止日寇沿滇越铁路进犯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政府将中越边境的河口大桥炸毁，并将河口到蒙自县碧色寨（抗战时期的地名为“碧虱寨”） 的177公里的铁轨全部拆除。由于滇越铁路中断， 造成积压在海防的邮件居然有上万袋。中国政府派1939年2月1日上任的法籍邮务长儒福立为驻越专员， 依据万国邮政联盟的公约规定，和日军进行多次交涉。最终，邮件由日军检查后全部放行。中华邮政原计划从广西龙州将这批邮件运回国内，并指派广西军邮局张人权局长赴龙州协同广西邮局一同抢运。但因为运力、交通、资金等问题搁浅，最后还是决定走滇越铁路线进入国内。由于此时中国段的河口—芷村车站的铁路（之间有18个车站，约150公里） 已被撤毁， 故这批邮件要从越南海防搭载火车运到中越边境的老街。由中方将邮件用渡船拉到河口（ 因为此时连接中越两国的桥已被中方炸毁）， 再分三路运往昆明：1.航运队：用船从河口溯红河水面上运到曼耗（抗战时期的地名为“蛮耗”）（每船仅载700公斤，每一艘船来回要10天）。再从曼耗从陆路拉到个旧县（1951年1月1日起改为市）， 然后换乘火车运到昆明。2.挑夫队：中华邮政雇用了270人的挑夫，组建成临时的邮运队伍， 约35人为一小队。从河口沿滇越铁路全靠人力挑到芷村车站（当时芷村车站到碧色寨的铁路还未拆）， 然后搭火车运抵昆明。3.马帮队：用马匹驮运方式从河口—马关—文山后再运到芷村车站。据《昆明邮政志》记载：这次抢运的邮件总重量有120余万公斤。邮件除寄到云南外，大部分邮件被中华邮政中转寄至贵州、四川、陕西等西部地区。抢运这批邮件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6月才结束。1941年6月10日这一来一复的两件寻常公文，记录的是抗战时期中华邮政在日寇逼迫下抢运邮件的艰辛往事。当时，海防是越南华侨最为集中的城市，全市20万人中华侨就占了四五万人，在当地的工商业、 交通业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华侨大多数心向祖国， 在日本侵华和占领越南期间积极支援中国抗战。这位承揽运送邮包至龙州的华侨周楚善应该在当地颇有能量， 且亲近中国政府。——我怀疑， 这位越南华侨周楚善和湖南华容县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楚善为同一人。“岳阳最早进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活动的是华容县的罗喜闻、 戴勋等人。1918年2月，罗喜闻与华容同乡段振寰、 戴勋、周楚善、 高风一行5人前往北京。他们通过李石曾在内府库8号（现纳福胡同31号） 租了三间小房， 日间至大学旁听，夜晚入大学法文班习法文。”1920年12月15日， 华容籍的罗喜闻、 何廷珍、 毛遇顺、 周楚善、 何坤、 蔡支华、 段振寰、 吴让周、 王导潜、 高风等一行10人， 乘“智利” 号法国轮船从上海起航， 赴法勤工俭学。其中， 何坤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何长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 周楚善和同乡何坤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 周楚善倾向于李璜、何鲁之、李不韪等人组建的青年党， 与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留法同学曾经产生过冲突。周楚善具有留法背景， 法语娴熟， 后来去法属殖民地越南经商， 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在越南紧张的工作中， 徐传贤最为牵挂的是上海的亲人， 特别是三个年幼的儿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在妻子盛希珍接连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了）后， 徐传贤特别想有个女囡。到海防几个月后， 徐传贤接到家信，知晓妻子生了一个女儿， 遂了他的心愿， 不禁欣喜异常， 盼望着能尽快回到上海抱起自己的娇娇女。徐传贤知道日本占领上海后对这座原本富裕的城市搜刮无所不用其极， 引起百物腾贵， 秩序混乱， 担心老父老母以及一辈子没出门做过事的妻子如何应对这一切， 如何抚养四个孩子。徐传贤后人留存的一张给长子徐家善（元鑫）的便笺，很能反映他当时对亲人歉疚的心情：前接你祖父来函谈及局中停发薪水及生活高涨情形， 殊为不安。兹为应付家用学费起见， 已于昨日由东方汇利（注：应为东方汇理）银行电汇寄你祖父收新法币三千元， 并函寄祖父将彼垫款扣除， 余款存美新（注：徐熙春先生所开办的美新公司） 留作家用提取。自后每月提取若干， 尚存若干， 望随时来信告知， 以便另筹措汇寄也。学费已涨到最高点， 儿读书应格外用心， 勿负我心。家中大小谅必安好，我身体亦好， 望勿为念， 余不赘。此嘱。
徐传贤这封信字迹隽永洒脱， 惜未留下信封， 未能获知写此信的具体年份。但从信的内容看， 可分析出大约写于 1939 年或 1940 年， 其时上海至海防的邮路尚畅通。徐传贤被派驻到越南之初， 人事关系应还在上海邮局， 故让其家属到上海邮政局领他的薪水， 而上海邮政局却并不向其家人支付薪水， 故儿子的学费及家用由其父亲徐熙春垫支。徐传贤电汇3000元新法币， 在当时是一笔大款子， 那么只能是1940年左右。抗战前期， 法币在沦陷区包括上海不但可以流通， 且信用尚好。日伪曾发行中储券、 华兴券、 联银券与重庆政府的法币进行博弈， 直到1942年11月底日伪全面禁止法币在上海流通。到抗战胜利后， 法币以加速度贬值，3000元连一盒火柴都买不了。徐传贤将这笔钱从东方汇理（注：误写为“汇利”）银行（Crédit Agricole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电汇至上海， 更能证明他当时在越南。东方汇理银行是一家法国银行，1875年在法国巴黎成立。1898年， 东方汇理银行先后在上海、 广州、 汉口、 沈阳、北京、天津、广州湾（ 今广东湛江旧称）、 昆明建立过分行。东方汇理银行在上海的旧址，今为上海外滩29号的光大银行。当时，东方汇理银行在越南的势力更大， 越南的纸币皆由东方汇理银行发行（俗称西贡纸），故在海防的徐传贤首选该行电汇款项到上海。其时，徐家善已是10岁或11岁的少年， 已是高小生， 能读懂父亲徐传贤的信， 其母亲盛希珍不识字。父亲外出， 作为长子的徐家善必定要懂事、早熟，家事可向其交代。存在海防的邮件抢运完毕后， 办事处专员儒福立、 办事处主任徐英三留在越南善后。离开越南后， 徐传贤先是奉命赴缅甸参与中华邮政在缅办事处的工作。滇越邮路中断后， 中华邮政即于1940年12月初在缅甸腊戍设立邮件转运站， 派云南省邮政管理局局员朱景升任腊戍站长， 开辟昆明—腊戍邮路， 全程七天， 每日由昆明、 腊戍两地对开。从1941年1月21日开始， 滇缅直达邮车开通， 途经七站——昆明、 楚雄、下关、永平、保山、龙陵、腊戍。日本军队发动太平洋战争后， 与英国成为交战国，香港、 新加坡相继沦陷。1942年3月7日，缅甸首都仰光失守。4月28日， 中华邮政腊戍邮件转运处撤回到云南畹町。4月29日，中国赴缅远征军亦自腊戍撤退，第二天腊戍陷落。5月1日，日军开始侵犯云南边境。5月2日，朱景升率邮车及同事向保山方向撤退，于5月5日回到昆明，而滇缅邮路亦因日军入侵中断。1943年初，徐传贤调入“陪都” 重庆的中华邮政总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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