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除了少数的例外，（如刘宗周之清修刻苦，黄道周之笃学正身）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田艺蘅《留青日札》记：“严嵩孙严绍庚、严鹄等尝对人言，一年尽费二万金，尚苦多藏无可用处。于是竞相穷奢极欲。”《明史·严嵩传》记鄢懋卿之豪奢说：“鄢懋卿持严嵩之势，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其按部尝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万历初名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舆后室，旁有两庑，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仕宦僭越之甚》）”这种闹阔的风气，愈来愈厉害，直到李自成张献忠等起来，这风气和它的提倡者同归于尽。
其实，说晚明才有这样的放纵生活，也不尽然，周玺《垂光集·论治化疏》说：“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倡优下贱以绫缎为袴，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垂光集》卷一）”周玺是弘正时人（？—1508）可见在16世纪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经到这地步。风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风行草偃，渐渐地浸透了整个社会。堵允锡曾畅论其弊，他说：
冠裳之辈，怡堂成习，厝火忘危，膏粱文绣厌于口体，宫室妻妾昏于志虑，一簋之费数金，一日之供中产，声伎优乐，日缘而盛。夫缙绅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风。于是有纨袴子弟，益侈豪华之志以先其父兄，温饱少年亦竞习裘马之容以破其家业，挟弹垆头，吁庐伎室，意气已骄，心神俱溃，贤者丧志，不肖倾家，此士人之蠹也。于是又有游手之辈，习谐媚以蛊良家子弟，市井之徒，咨凶谲以行无赖之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织，生涯问诸傥来，非士非商，自业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盗质，此庶人之蠹也。如是而风俗不致颓坏，士民不致饥寒，盗贼不致风起者未之有也。（《堵文忠公集·救时十二议疏》）
二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钱以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然而然会刻意去谋生活的舒适，于是营居室，乐园亭，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养优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致一点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一集团人的兴趣，使文学、美术、工艺、金石学、戏曲、版本学等部门有了飞跃的进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机会，得了科第时，第一步是先娶一个姨太太（以今较昔，他们的黄脸婆还有不致被休的运气），王崇简《冬夜笔记》：“明末习尚，士人登第后，多易号娶妾。故京师谚曰：改个号，娶个小。”第二步是广营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骇人听闻，田艺蘅记严嵩籍没时之家产，光是第宅房屋一项，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间，在北京共一千七百余间（《留青日札》）。陆炳当事时，营别宅至十余所，庄园遍四方（《明史》卷三〇七《陆炳传》）。郑芝龙田园遍闽粤，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数月，增置仓庄至五百余所（林时对《荷锸丛谈》卷四）。
士大夫园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后的事。陶奭龄说：“少时越中绝无园亭，近亦多有。（《小柴桑喃喃录》下）”奭龄是万历时代人，可见在嘉隆前，即素称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经营园亭的风气。园亭的布置，除自己出资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门生故吏的报效。顾公燮《消夏闲记》卷上说：“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记南京名园除王公贵戚所有者外，有王贡士杞园、吴孝廉园、何参知露园、卜太学味斋园、许典客长卿园、李象先茂才园、汤太守熙召园、陆文学园、张保御园等。《娄东园亭志》仅太仓一邑有田氏园、安氏园、王锡爵园、杨氏日涉园、吴氏园、季氏园、曹氏杜家桥园、王世贞弇州园、王士骐约园、琅琊离园、王敬美澹园等数十园。园亭既盛，张南垣至以叠石成名：“三吴大家名园皆出其手。其后东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无虚日。（黄宗羲《撰仗集·张南垣传》）”
对于饮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小柴桑喃喃录》卷上记：“近来人家酒席，专事华侈，非数日治具，水陆毕集，不敢轻易速客。汤饵肴，源源而来，非惟口不给尝，兼亦目不周视，一筵之费，少亦数金。”平居则“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张岱《陶庵梦忆》自述：
越中清谗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乳腐，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楂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陶庵梦忆》卷四《方物》）
衣眼则由布袍而为䌷绢，由浅色而改淡红。范濂《云间据目钞》记云间风俗，虽然只是指一个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这种由俭朴而趋奢华的时代趋势。他说：
布袍乃儒家常服，周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起，与豪华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用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穿绒道袍，暑必用绉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余最贫，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
明代制定士庶服饰，不许混淆，嘉靖以后，这种规定亦复不能维持，上下群趋时髦，巾履无别。范濂又记：“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午（160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年少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贯发。”他又很愤慨地说，“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镶宦履，与士宦漫无分别，而士宦亦喜奴辈穿著，此俗之最恶者也。”
三
士大夫居官则狎优纵博，退休则广蓄声伎，宣德间都御史刘观每赴人邀请，辄以妓自随。户部郎中肖翔等不理职务，日惟挟妓酣饮恣乐（《明宣宗实录》卷五六）。明宣宗曾下饬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妓女被禁后，一变而为小唱，沈德符说：“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野获编》卷二四）”实际上这项禁令也只及于京师居官者，易代之后，勾栏盛况依然。《冰华梅史》有《燕都妓品序》：“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色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1597—1600）其妖冶已极。”所定花榜借用科名条例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目。称妓则曰老几，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四：“近来士人称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类。”同时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有《广陵士女殿最序》。余怀《板桥杂记》记南京教坊之盛：“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不受丝毫影响，依然征歌召妓：“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私家则多蓄声伎，穷极奢侈。万历时理学名臣张元忭后人的家伎在当时最负盛名。《陶庵梦忆》卷四《张氏声伎》条记：“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遂破天荒为之。有可餐班，次则武陵班……再次则梯仙班……再次则吴郡班……再次则苏小小班……再次则平子茂苑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伎艺则愈出愈奇。”阮大铖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最为张宗子所称道。同书卷八记：“阮元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士大夫不但蓄优自娱，谱制剧曲，并能自己度曲，压倒伶工。沈德符记：“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缙绅留意音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座命伎，即老优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野获编》卷二四）”风气所趋，使梨园大盛，所演若《红梅》《桃花》《玉簪》《绿袍》等记不啻百种：“括其大意，则皆一女游园，一生窥见而悦之，遂约为夫妇。其后及第而归，即成好合。皆徒撰诡名，毫无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无足喜。”乡村每演剧以祷神：“谓不以戏为祷，则居民难免疾病，商贾必值风涛。（汤来贺《梨园说》）”豪家则延致名优，陈懋仁《泉南杂志》：“优伶媚趣者不吝高价，豪奢家攘而有之，婵鬓传粉，日以为常。”使一向被贱视的伶工，一旦气焰千丈。徐树丕《识小录》记吴中在崇祯十四年（1641）奇荒后的情形：“辛巳奇荒之后，……优人鲜衣美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台，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犹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者，种种恶状。然必有乡绅主之，人家揣揣奉之，得一日无事便为厚矣。”优人服节有至千金以上者（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男优之外，又有女戏：“十余年来苏城女戏盛行，必有乡绅主之。盖以倡兼优而缙绅为之主。（徐树丕《识小录》卷二）”亦有缙绅自教家姬演戏者，张岱记朱云崃女戏：“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乐；女官内侍，执扇葆璇盖，金莲宝炬、纨扇宫灯二十余人，光焰荧煌，锦绣纷叠，见者错愕。（《陶庵梦忆》卷二）”刘晖吉女戏则以布景著：“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上一时黑魆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缦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陶庵梦忆》卷五）”
四
士大夫的另一种娱乐是赌博。顾炎武《日知录》记：“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甚至有“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情形。吴伟业又记当时有叶子戏：“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有曰闯，有曰献，有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绥寇纪略》卷一二）”缙绅士大夫以纵博为风流，《列朝诗集小传》记：“福清何士壁跅弛放迹，使酒纵博。”“皇甫冲博综群籍，通挟凡击毯音乐博奕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万历间韩上桂为诗多倚待急就，方与人纵谈大噱，呼号饮博，探题立就，斐然可观。”此风渐及民间，结果是如沈德符所说：“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伙劫贼，盖因本朝法轻，愚民易犯。（《野获编·补遗》卷三）”
自命清雅一点的则专务搜古董，巧取豪夺：“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际，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稽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贿，所蓄几及天府。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野获编》卷二六）”年轻气盛少肯读书的则组织文社，自相标榜，以为名高。《消夏闲记》下：“文社始于天启甲子张天如等之应社……推大讫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复社，云间有几社，浙江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于复社。”以讥弹骂詈为事，黄宗羲讥为学骂，他说：“昔之学者学道者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者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骂为俗吏，接庸僧数辈则骂考亭为不足学矣，读艾千子定待之尾，则骂象山阳明为禅学矣。濂溪之主静则盘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则曰是有方所之学也。逊志骂其学误主，东林骂其党亡国，相讼不决，以后息者为胜。（《南雷文案》卷一七）”老成人物则伪标讲学，内行不修。艾南英《天佣子集》曾提及江右士夫情形：“敝乡理学之盛，无过吉安，嘉隆以前，大概质行质言，以身践之。近岁自爱者多而亦不无仰愧前哲者。田土之讼，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风日有见闻，不肖视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论相高者也。（《天佣子集》卷六《复陈怡云公祖书》）”
仕宦阶级有特殊地位，也自有他们的特殊风气。《小柴桑喃喃录》卷下说：“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为迂为疏为腐，于是一入仕途，则相师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后已。如相率而饮狂泉，亦可悲矣。”在这情形的社会，谢肇淛说得最妙：“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倡伎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五杂俎》卷三）”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三十一期，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九日）
一 明人的五种说法
成祖生母问题，自明人即多异说，旧钞本《燕王令旨》[3]说：
顾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
自认为高皇后亲子。《太宗实录》因之：
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棡，次上，次周定王橚。上初生，五色满室，照映宫闼，经日不散，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明太宗实录》卷一）
明史复因承之，在《成祖本纪》上说：
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在这一系统下的记载，都说高皇后生五子，明成祖是嫡四子。第二说则指成祖与周王为高皇后所生，余皆庶出。王世贞《二史考》说：
《皇明世系》谓太宗、周王为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晋诸妃子。（《弇州史料》卷六一）
郎瑛所见《鲁府玉牒》和此说相同。他说：
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长懿文太子标，第二秦愍王樉，封西安。第三晋恭王棡，封太原。第四燕王棣原封北平，今入继大统。第五周王棡，封开封。高后所生也……右《天潢玉牒》之数，予得于顾尚书者。今鲁府所刻玉牒，又以高后止生成祖与周王，因其不同，故录出之。（《七修类稿》卷一〇）
第三说则以成祖为达妃子。王世贞《二史考》记：
《革除遗事》则谓懿文、秦、晋、周王为高皇后生而太宗为达妃子[4]。
第四说则谓成祖为䂵妃子，此说最引人注意，最近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部分《明成祖生母纪疑》）、朱希祖（《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集刊》第二卷第一期《明成祖生母记疑辩》）都有文章考证。明人主此说者有何乔远之《名山藏》：
成祖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注臣于南京见《太常志》云帝为妃所诞生，而《玉牒》则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典谟记》六）
有谈迁之《国榷》：
文皇帝讳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袝享妃穆位第一，可据也。（《国榷》卷十二《建文四年》）
同书天俪条记高祖后妃有䂵妃列在定妃达氏下。《枣林杂俎》亦记：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俱东列。妃生成祖文皇帝，独西列。见《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享殿配位出自宸断相传必有确据，而微与《玉牒》牴牾，诚不知其解。（《枣林杂俎》义集《彤管篇》孝慈高皇后无子条）
有刘振之《识大录》：
成祖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妃。姿貌秀杰，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太祖及高后皆爱之。高后因育为己子。（《识大录》卷七《帝典》）
有李清之《三垣笔记》：
予阅《南太常寺志》载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则妃生，讶之。时钱宗伯谦益有博物称，亦不能决。后以弘光元旦谒孝陵，予语谦益曰：此事与《实录》、《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载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而西侧止妃，然否？曷不启寝殿验之。及入视，果然，乃知李、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载所出。观太祖命服养母孙妃斩衰三年，疑即孙出。（《三垣笔记·附志》）
有张岱之《陶庵梦忆》：
（孝陵）近（暖）阁下一座稍前为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陶庵梦忆》卷一《钟山》）
有沈玄华之《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
……高皇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
（按：长陵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庙制，高后南向，诸妃尽东列，西序惟妃一人。具载《南京太常寺志》。盖高后从未怀妊，岂惟长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实，诵沈大理诗，期明征矣。）（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四）
第五说则谓成祖为元主妃所生，王世懋《窥天外乘》记：
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明甚，而《野史》尚谓是元主妃所生（《窥天外乘·纪录汇编》卷二〇五）。
《蒙古源流》记成祖为元主妃洪吉喇氏所生：
先是蒙古托衮特穆尔乌哈噶图汗（案即元顺帝）岁次戊申，汉人朱葛诺延年二十五岁，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葛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师之女，名格哷勒德哈屯，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岁戊申生一男。朱洪武降旨曰：从前我汗曾有大恩于我，此乃伊子也，其恩应报，可为我子，尔等勿以为非，遂养为己子，与汉福晋所生之子朱代共二子。朱洪武在位三十年，岁次戍寅，五十五岁卒。大小官员商议，以为蒙古福晋之子虽为兄，系他人之子，长成不免与汉人为仇。汉福晋之子虽为弟，乃嫡子，应奉以为汗。朱代庚戌年生，岁次戊寅年二十九岁即位，在位四越月十八日，即卒于是年。无子。其蒙古福晋所生子，于己卯年三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岁次庚子年五十岁卒。（《蒙古源流》卷八）
刘献廷亦主此说，惟以成祖母为瓮氏：
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广阳杂记》卷二）
傅斯年先生所见明人笔记，则以成祖为元顺帝高丽妃所遗之子：
（抄本）中有一节亦抄自明人笔记者，记明成祖生母事甚详。大致谓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高后产也。故齐王削藩时，周王受责最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战胜入京，与周王相持恸哭。其后周王骄侈，终为保全，而恩泽所及最重。又记时人侈言成祖实元顺帝之高丽妃所遗之子。并记当时民间歌语，七言成句。末语谓三十五年仍是胡人之天下云云。（《明成祖生母记疑》）
综上五说，第一说高后生五子，第二说高后生燕周二王，第三说高后生懿文、秦、晋、周王，燕王为达妃所生。第四说以成祖为䂵妃子，除刘振所记不知何出外，其余都以《南京太常寺志》作根据。而谈氏、朱氏皆谓高后无子，据《志》则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并李淑妃生，周王则不知所出。据刘张二说则燕王生母虽为䂵妃而高后实为其养母。第五说虽有洪吉喇氏和瓮氏及高丽妃三说，其为元主妃则一。
二 燕王周王俱庶出
靖难时代的公家文件在当时已经被政府所故意焚毁，不留痕迹，《明史·王艮传》：
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解）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明史》卷一四三）
建文臣下的私人著作也被禁毁，悬为厉禁。永乐中藏方孝孺文者罪至死（《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明成祖系统下的片面文件。而且不但是在当时，明仁宗以下各朝都是明成祖的直系子孙，他们的臣民自然也不敢在钦定的史料以外横生异议。在上文所引用的几种幸存的史料，除官书外大多是晚明的作品，时代较远，说话比较自由，并且有的是凭著官书说话，无忌讳之嫌，有的只是稿本流传，不为政府所属目。我们现在所能凭借的史料只是官方的片面记载和后代私人的记述。
要考定以上五说的是非，第一步先要解决的是燕王和周王是否同母，燕王周王和懿文及秦晋二王是否同母，在钦定的史料中比较时代较近的是《明太宗实录》。（虽然这史料是出于明成祖的臣下之手，有故意埋没事实厚诬敌人的嫌疑）。我们先就这一部分加以考校。《太宗实录》四年六月乙丑条：
上虑朝廷事急，加害周齐二王，遣骑兵千余驰往卫之。周王初不知上所遣，仓卒惶怖，既知乃喜曰：“我不死矣！”来见，上出迎之，周王见上拜且哭，上亦哭，感动左右。周王曰：“奸恶屠戳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言讫复哭，哭不止，上慰止之。与周王并辔至金川门下马，握手登楼，上曰：
“身遭兵祸，无所容生，数年亲当矢石，濒万死，今日重见骨肉，皆赖天地皇考皇妣之祐，得至于此。”周王曰：“天生大兄，勘定祸乱社稷，保全骨肉，不然，皆落奸臣之手矣。”（《明太宗实录》卷九下）
在这一段记载中，有两点最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周王是太祖第五子，却称他四哥为大兄，一则曰：“赖大兄救我”，二则曰：“天生大兄”，由此可知成祖和周王同母，和懿文及秦晋二王异母，以此周王称为大兄。第二周齐二王并在京中，同为成祖之弟，而出迎却只记周王，抚慰亦只及周王，由此可见燕周之关系。再看成祖登极以后对周王的特殊待遇。《太宗实录》记赏赐：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乙丑赐周王橚钞二万一千锭。丁酉赐周王橚八万锭，齐王榑钞二万锭。十月戊寅赐周王橚钞十万锭。（《明太宗实录》卷一〇至一三）
生日则特赐礼物：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庚寅赐周王橚生日礼物冠一，通天犀带一，彩帛三十匹，金香炉合各一，玉观音金铜佛各一，钞八千锭，羊十腔，酒百瓶。（《明太宗实录》卷一〇）
就国后，每遇生日必期前遣驸马都尉往赐物，永乐元年七月遣宋琥，二年遣宋瑛，三年遣沐昕。端午冬至并有赐物，其他非时赏赐，宠渥稠叠。其郡主仪仗并特命得如亲王（《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同时亲王蒙宠者谷王以开金川门迎降功犹不得望其项背，其他更不能比拟。就国前加禄五千石，仁宗即位加岁禄至二万石（《明史》卷一一六《周王传》）。
事实上燕周不但同母，且俱为庶出（高皇后无子，说详下）。可是在表面上，燕王却一口咬定自己是嫡出，他如周王同母，连带地把周王也算为高后亲子。在起兵的时候口口声声抬出嫡子的头衔来迎合传统的宗法观念。因为这时候被称为嫡子的懿文及秦晋二王都已去世，建文在他的举兵檄文（《燕王令旨》）中被斥为变祖法妻祖母大逆不道，不应继承主器，在伦序上他应入继大统。所以他在任何文件和口头谈话上一有机会就向人诉说他是嫡子，即位后即下令焚毁建文朝有“言语干犯”的文件，至少在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是指斥他这一假作的声明的。《太宗实录》记其起兵时上书：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上书于朝曰：“切念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亲也。……”
同日他又告诉他的将士说：“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燕王令旨》卷二）”得位后他又书面告诉人他是嫡子：
三十五年七月壬午诏曰：“朕为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王得兴兵讨之。”（同上书，卷一〇上）
又书面告诉他的亲属，让他们会意他是嫡子：
三十五年七月癸亥，晋王济熺来朝。赐书谕曰：“吾与尔父皆皇考妣所生，自少友爱深厚。”（同上书，卷一〇下）
从此以后，燕王嫡子之说便成铁案。登极后变本加厉，率性伪造《玉牒》，惟以自己和周王为高后嫡子，明著懿文及秦晋二王俱为庶出，这一痕迹一见于郎瑛所见之《鲁府玉牒》，二见于被删改后的《明太祖实录》。稍久觉得这说不妥，再来一次修改，在三修《太祖实录》和《天潢玉牒》中明著五人同母。这一件伪造文证的经过，夏燮说得最明白。他说：
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适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已薨，自谓伦序当立，借以文其纂逆之名也。并引周王为五人同母者盖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黄子澄传》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仅存者[5]。解缙奉诏再修，尽焚原草而独存此数语者，盖缙等欲取媚成祖，遂谓懿文太子秦晋二王皆诸妃出，惟燕周二王同为高后生，以证立嫡立长，礼之所宜。是则缙之所谓同母，乃母高后，与子澄传中同母之语词同而意异矣。缙之得罪在永乐九年，时必有谮之于成祖者，谓懿文庶出之语骇人听闻，修《实录》者留此罅隙以滋天下后世口实，于是成祖并疑李景隆、茹瑺等心术不正（语见沈氏《野获编》），乃于九年复命姚广孝、夏原吉等为三修之役，而杨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系之高后所出，遂为定本。而忘却子澄同母一语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乐实录》中，而燕周二王之为庶生，反成铁证，是目论而不自见其睫者也。（《明通鉴义例》）
三 高皇后无子
燕王周王同母并为庶出之说已于上文论定，请再申论懿文及秦晋二王之是否为高皇后所生。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标，太祖长子也，母高皇后。元至正十五年生于太平陈迪家。（《明史》卷一一五）”按《明太祖实录》：“乙未九月乙亥皇长子生，孝慈皇后出也。（《明太祖实录》卷三）”考《明史·太祖本纪》：
（至正十五年）五月太祖谋渡江无舟，会巢湖帅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军千艘来附，太祖大喜，往抚其众，而元中丞蛮子海牙扼铜城闸、马场河诸隘，巢湖舟师不得出，忽大雨……遂乘水涨，从小港纵舟还，因击海牙于峪溪口，大败之，遂定计渡江……六月乙卯乘风引帆，直达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溃，缘江诸垒悉附。遂乘胜拔太平。改路曰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严师截姑孰口，陈埜先水军帅康茂才以数万众攻城，太祖遣徐达、邓愈、汤和逆战，别将潜出其后夹击之，擒埜先并降其众，阿鲁灰等引去。秋九月郭天叙、张天祐攻集庆，埜先叛，二人皆战死。埜先寻为民兵所杀，从子兆先收其众屯方山，与海牙犄角以窥太平。（《明史·太祖本纪》卷一）
由此可知太祖自五月定计渡江，六月克太平，以后，太平即被元兵所包围。《明史·高皇后传》：
太祖既克太平，后率将士妻妾渡江。
由此知高后初未从大军出发，至克太平后始渡江。据《实录》言懿文太子生于九月丁亥，如在九月前高后无渡江之可能时，则懿文必非高后所生。《明史》记陈埜先之被擒在九月前，则高后之渡江当在埜先被擒阿鲁灰等引去之后，九月丁亥之前。如元兵在九月中犹未引去，则高后及所率将士妻妾必不能突过元人舟师之堵截而入四面包围情形下之太平也。《明史》本纪多据《实录》，《太祖实录》经三次改窜，不值吾人信任。试别征之当时人之记载，俞本《皇明记事录》说：
九月元义兵元帅陈也先领兵攻太平府，士卒登城，上亲率死士拒之，城中危急。是时上娶孙伯英妹为次妃，妃言于上曰：“府中金银若干，何不尽给将士，使之奋身御敌，倘有不虞，积金何益！”次日敌再至，上尽置金银于城上，分给将士，遂大败敌兵，生擒也先。（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引）
则太平之围至九月始解。太祖渡江时，高后及将士妻妾留和州。《明史·常遇春传》：
取太平，授总管府先锋，进总管都督。时将士妻子辎重皆在和州。元中丞蛮子海牙复以舟师袭据采石，道中梗，太祖自将攻之，遣遇春多张疑兵，分敌势，战既合，遇春操轻舸冲海牙舟为二，左右纵击大败之，尽得其舟，江路复通。（《明史》卷一二五。）
是则在遇春大破海牙水师以前，江路不通，将士妻子辎重仍在和州也。《康茂才传》：
太祖既渡江，将士家属留和州。时茂才移戍采石，扼江渡。太祖遣兵数攻之，茂才力守，常遇春设伏歼其精锐，茂才复立寨天宁洲，又破之，奔集庆。（同上书，卷一三〇）
采石之破，《太祖本纪》系于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宋濂撰《开平王神道碑铭》：
丙申（至正十六年）春二月元中丞蛮子海牙复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虑将士虽渡江而其父母妻子尚留淮西，势莫可致，命王统兵攻之。王至设疑兵以分其势而以正兵与之合，及战、别出奇兵捣败之，悉俘其精锐，自是元兵扼江之势衰矣。（《宋文宪公全集》卷四）
是则在至正十六年二月丙子以前，留驻和州之将士家属仍未渡江也。《高皇后传》明说“后率将士妻妾渡江”。《碑铭》明说在至正十六年二月以前“将士虽渡江而其父母妻子尚留淮西”。则高后之率将士妻妾渡江，由和州到太平，应在至正十六年二月蛮子海牙失败，元兵扼江势衰之后。宋濂为当时人，所记当不致误。即使退一步说，或许高后率将士家属渡江是在十五年九月以前，我们再看看在九月以前江路是否允许通行。宋濂《蕲国武义康公标道碑铭》记：
乙未（至正十五年）六月上帅师渡江，将士家属尚留于和州，上虑公扼采石之冲弗获渡，时出兵挑战，公兵虽寡而以宽宏得士卒心，故临阵人多效死，于是数战不克。后数月常忠武王遇春遣游兵虚挠之，公连日发军以应，王度其力疲，夜设伏兵，质明歼其精锐殆尽。然犹收合溃散，坚塞于天宁洲。明年二月上命诸将以襄阳大炮破其塞，公奔行台。（《宋文宪公全集》卷四）
由此可知常遇春第一次破元水师是在六月后的后数月，元兵虽败仍扼长江，到十六年二月第二次大败方全师撤退。是则太祖入太平后南北始终隔绝，将士家属虽在仅隔一水的和州始终不能飞渡。
再据刘辰《国初事迹》：
太祖尝曰：“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金华丛书》本）
这虽是开国后的事，但由此亦可推知在创业时代的规制，太祖率诸将出师进取，高后则率将士妻妾辎重留后方，严密监获，使诸将不敢有异心。上文所引史料明记在十六年二月以前将士妻妾辎重尚未渡江，则高后绝无委弃部属单身先赴太平之理。
综据以上论证，则高后绝不能于九月丁亥以前渡江至太平。高后既不在太平，则懿文太子自非高后所生。懿文与秦晋二王同母，懿文既非高后所生，则秦晋二王亦必非高后所生。高后既已考定无子，则《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䂵妃生成祖事当属可信。
高后虽无子，却喜养子。刘辰记太祖有义子保儿、周舍、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分遣出镇，用以钳制将士：
太祖于国初以所克城池专用义子作心腹，与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得广信调周舍郎沐英也。（《国初事迹》）
则以他妃子养为己子尤情理之当然。懿文、秦、晋诸王当俱为高后养子，高后视如亲生，诸子亦遂自命为嫡子，其生母因之埋没，仅于陵寝及享殿微露端倪也。
也许有人要问，太祖在初起兵时势力未盛，何能有许多姬妾。这一问题的解答是太祖初起兵时有记载可考的姬妾有孙妃见《记事录》，有郭妃见《天潢玉牒》，有胡妃见《国初事迹》，有郭宁妃见《彤史拾遗记》。《明史》记淑妃李氏寿州人，高后薨后摄六宫事，淑妃薨以郭宁妃摄六宫事。宁妃是渡江时的姬侍，李妃摄宫在郭妃前，则李妃之归太祖必更在郭妃前，军行以诸妃随侍，俞本记孙妃事可证，则在太平生懿文太子者为李淑妃无疑。
四 妃为成祖生母
成祖、周王同为妃出，据《南京太常寺志》，生母实为䂵妃。䂵妃之来历不明。盖成祖起兵时自诉为嫡出，以后无法再换一个生母，只好讳莫如深，完全抹杀。何乔远、谈迁诸人疑享殿配位和《玉牒》龃龉，以为不知其解。这因为他们所见的《玉牒》载五子同母的是永乐九年太祖实录三修以后的本子。（在这以前有记燕周出高后，懿文、秦、晋出诸妃的《鲁府玉牒》，再前应当还有一个最初本子，记明懿文、秦晋二王出李淑妃，燕周二王出䂵妃的《玉牒》？）己经数度改窜，自然不能和实际情形相合。《革除遗事》以成祖为达妃出，考达妃生齐王榑、潭王梓，黄氏原文今不得见，不知何据。《国榷》天俪条列䂵妃于达定妃下，也许是由位次逼近而误记？第五说以燕王为元主妃所生，此说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谓：
在明人心目中，永乐非他，绝懿文之裔，灭方孝孺之十族者也。偏偏其生母非汉姓，而洪武元年直接至正，庚申帝为瀛国公子之说依然甚嚣于人心，则士人凭感情之驱率，画依样之葫芦，于是妃为庚申帝妃，成祖为庚申帝子矣。（《明成祖生母记疑》）
至于䂵妃之非元主妃及洪吉喇氏传说之无稽，傅斯年先生朱希祖先生俱已作文力辟之。傅先生所见明人笔记成祖出高丽妃一说，高丽妃亦不必即为䂵妃，二者不必强同。朱先生曾引《明史》含山公主传记有含山母高丽妃韩氏之文，以为䂵妃如果生子，不应不见《玉牒》。按此乃朱先生见闻太隘，过信官书之过，因为官书并不一定可靠，而且明初《玉牒》即已经过几度修改，《明史》所据为修改过的官书，朱先生却以此事不见于官书，不见于《明史》为疑，这也未免是“缘木求鱼”了。而且太祖宫中高丽妃也不止韩氏一人。《殊域周咨录》记有周妃，得于元主宫中：
初元主尝索女于高丽，得（周）谊女纳之宫中。后为我朝中使携归。（时宫中美人有号高丽妃者疑即此女）（《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明史·朝鲜传》仅记朝鲜使周谊求贡被留，不及其女。而且明代官书也不尽存于今，《太常寺志》还是明代人所见的书，我们已不得见。朱先生疑：
若使妃果为成祖生母，李淑妃果为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生母，则李淑妃既载于《玉牒》及《实录》，而《明史后妃传》本之，亦有《李淑妃传》，何以明代官书除《南京太常寺志》外，从未记载妃乎？成祖既为天子，何以不敢表彰其生母，使之湮灭无传，而在北京私于宫中立庙祀之，在南京私于陵寝别立配位尊之，不敢关于太常乎？若于高后讳，则于李淑妃又何解乎？若讳己为庶子，则汉文帝尝言，朕为高皇帝侧室之子，又何伤乎？况皇太子标等皆属庶出，根本无嫡子争位，又何必讳乎？（《明成祖生母纪疑辨》）
这几个疑问都是神经过敏，而且完全不合论理。因为明代官书决不止仅《南太常寺志》一书，也许记载有䂵妃的还有别的官书，可是谈迁、李清等当时所能见到的却只有《南太常寺志》。我们不能无的放矢，因为不能看见其他官书，便瞎说其他官书从未记载䂵妃。李淑妃载于《玉牒》《实录》是因为懿文系下已经一败涂地，秦晋也只是藩王，不必忌讳。䂵妃不见于《实录》及《玉牒》，是因为《实录》及《玉牒》已被故意删改过几次，明成祖不愿意说自己不是高皇后的亲子的缘故。因为这样，所以湮没之惟恐不及，更何论表彰？汉文帝不讳庶子，明成祖讳庶子，很浅显明白的理由是环境不同，汉文帝是雍容入继，明成祖是称兵篡逆。人家请来作皇帝，自己说是庶子便愈显得谦恭；造反抢皇帝作，便只好硬说是嫡子，因为成祖是在和有法律继承地位的皇长孙争位啊！
综结以上研讨的结果，结论是高皇后无子，懿文太子，秦、晋二王为李淑妃出，成祖、周王为䂵妃出。成祖为高后所养，故冒称嫡子。䂵妃则行历不详，只好阙疑。
二十四年三月九日
（原载《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 明太祖的折衷政策
自称为淮右布衣，出身于流氓而做天子的朱元璋，在得了势力称王建国之后，最惹他操心的问题第一是怎样建立一个有力的政治中心，建立在何处；第二是用什么方法来维持他的统治权。
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时（至正十五年六月，1355），当涂学者陶安出迎：
太祖问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至正十八年叶兑献书论取天下规模：
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元将察罕帖木儿），南并张九四（吴张士诚），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
部将中冯国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说：
洪武初定淮甸，得冯国用，问以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真帝王之都，愿先渡江取金陵，置都于此。然后命将出师，扫除群寇，倡仁义以收人心，天下不难定也。”上曰：“吾意正如此。”（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附《冯国用传》）
参酌诸谋士的意见，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后，以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拓应天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至次年九月新宫成。这是吴王时代的都城。同月灭吴张士诚，十月遣徐达等北伐。十二月取温、台，降方国珍，定山东诸郡县。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吴王称帝，改元洪武，汤和平福建，四月平广东、河南。七月广西平。八月徐达帅师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山西平。二年八月陕西平，南北一统。四年夏明升降，四川平。十五年平定云南。二十年元纳哈出降，辽东归附，天下大定。在这一长时期中，个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统辖的疆域由东南一隅而扩为全国。元人虽已北走，仍保有不可侮的实力，时刻有南下恢复的企图。同时沿海倭寇的侵轶也成为国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样情形之下，帝都的重建和国防的设计是当时朝野所最属目的两大问题。
基于天然环境的限制，东南方面沿海数千里时时处处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险，东北方面长城外即是蒙古人的势力，如不在险要处屯驻重兵，则黄河以北便非我有。防边须用重兵，如以兵权付诸将，则恐尾大不掉，有形成藩镇跋扈的危险。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边界，以收统辖指挥之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东北为国防关系，又必须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则北边空虚，不能防御蒙古人的南侵，如建设在北边，则国用仍须仰给东南，转运劳费，极不合算。
在政治制度方面，郡县制和封建制的选择，也成为当前的难题。秦、汉、唐、宋之亡，没有强藩屏卫是许多原因中之一。周代封建藩国，则又枝强干弱，中央威令不施。这两者中的折衷办法，是西汉初期的郡国制。一面，设官分治集大权于中央，一面又封建子弟，使为国家捍御。这样一来，设国都于东南财赋之区，封子弟于东北边防之地，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统治权的永久维持上都得到一个完满的解决。这就是明太祖所采用的折衷政策。
二 定都南京[6]
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经济环境的限制。第一因为江、浙富饶为全国冠，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邱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愿轻易弃去。且若另建都邑，则又须重加一层劳费。第三从龙将相都是江、淮子弟，不愿轻去乡土。洪武元年四月取汴梁后，他曾亲到汴梁去视察，觉得虽然地位适中，可是四面受敌，形势还不及南京（刘辰《国初事迹》）。而在事实上，则西北未定，为转饷屯军计，不能不有一个军事上的后方重地，以便策应。于是仿成周两京之制以应天（金陵）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二年八月陕西平。九月以临濠（安徽凤阳）为中都，事前曾和廷臣集议建都之地：
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陵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称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黄光昇《昭代典则》）
在营建中都时，刘基曾持反对的论调，以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八年四月罢营中都（《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洪武十一年（1378）以南京为京师（《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太祖对于建都问题已经踌躇了十年，到这时才决定。可是为着要控制北边，仍时时有迁都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洛阳和北平。当时献议都长安的有胡子祺：
洪武三年以文学选为御史，上书请都关中。帝称善，遣太子巡视陕西。后以太子薨，不果。（《明史》卷一四七《胡广传》）
他的理由是：
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崤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皇太子巡视陕西在洪武二十四年。则太祖在十一年定都南京以后仍有都长安之意。皇太子巡视的结果，主张定都洛阳：
太祖以江南地薄，颇有迁都之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视关、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阳，归而献地图。明年四月以疾薨。（姜清《姜氏秘史》卷一）
郑晓记此事始末，指出迁都的用意在控制西北：
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时已有都汴、都关中之意，以东宫薨而中止。（《今言》卷二七四）
《明史》记：
太子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是则假使太子不早死，也许在洪武时已迁都到洛阳或长安了。又议建都北平：
逮平陕西，欲置都关中。后以西北重地非自将不可，议建都于燕，以鲍频力谏而止。（《春明梦余录》卷一）
何孟春记鲍频谏都北平事说：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尝御谨身殿亲策问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边塞，比南京何如？”修撰鲍频对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余冬录》卷二）
明太祖晚年之想迁都，次要的原因是南京新宫风水不好。顾炎武记：
南京新宫吴元年作。初大内填燕尾湖为之，地势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后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禄寺灶神文曰：“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三《江南》一）
由此看来，从洪武初年到二十四年这一时期中，明太祖虽然以南京作国都，可是为了控制北边的关系，仍时时有迁都的企图。迁都到北边最大的困难是漕运艰难，北边硗瘠，如一迁都，则人口必骤然增加，本地的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东南，烦费不资。次之重新创建城地宫阙，财力和人力耗费过多。懿文太子死后，这老皇帝失去勇气，就从此不再谈迁都了。
三 封建诸王
洪武二年四月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在沿边要塞，均置王国：
明兴，高皇帝以宋为惩，内域削弱，边圉勿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闰位。于是大封诸子，连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以王燕；东历渔阳、卢龙，出喜峰，包大宁，控塞葆山戎，以王宁；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王辽；西按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巩居庸，蔽雁门，以王谷若代；雁门之南，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以王晋；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以王庆；兼殽、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垧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嘉峪，护西城诸国，以王肃。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陿，控要害，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何乔远《名山藏》卷一《分藩记》）
在内陆则有：
周、齐、楚、潭、鲁、蜀诸王，护卫精兵万六千余人，牧马数千匹，亦皆部兵耀武，并列内郡。（同上）
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府设三护卫（《明史》卷九十《兵志二·卫所》）。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王国中央所派守镇兵亦得归王调遣：
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皇明祖训·兵卫》）
守镇兵之调发，除御宝文书外并须得王令旨方得发兵：
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同上）
扼边诸王尤险要者，兵力尤厚。如宁王所部至“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洪武十年又以羽林等卫军益秦、晋、燕三府护卫（《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时蒙古人犹图恢复，屡屡南犯。于是徐达、冯胜、傅友德诸大将数奉命往北平、山西、陕西诸地屯田练兵，为备边之计。又诏诸王近塞者每岁秋勒兵巡边（《明史》卷九一，《兵志三·边防》），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祝允明《九朝野记》卷一）。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明史》卷一一六《晋王传》）。洪武二十六年三月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由此军中事皆得专決。一方面又预防后人懦弱，政权有落于权臣和异姓人之手的危险，特授诸王以干涉中央政事之权。诸王有权移文中央索取奸臣：
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傅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时，天子必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奸臣奏斩之，族灭其家。（《皇明祖训·法律》）
甚至得举兵入清君侧：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同上）
又怕后人变更他的法度，把一切天子亲王大臣所应作和不应作的事都定为祖训，叫后人永远遵守。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正式颁布《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并下令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由此诸王各拥重兵，凭据险阨，并得干涉国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握大权，渐渐地酿成了外重内轻之势。
分封过制之害，在洪武九年叶伯巨即已上书言之。他说：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书上以难间骨肉坐死。其实这时诸王止建藩号，尚未就国，有远见的人已经感觉到不安的预兆了。到洪武末年诸王数奉命出塞，强兵悍卒，尽属麾下，这时太祖衰病，皇太孙幼弱，也渐渐地感觉到强藩的迫胁了。有一次他们祖孙曾有如下的谈话：
先是太祖封诸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皆边虏，岁令训将练兵，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因语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尹守衡《明史窃革除纪》）
太孙又和黄子澄密谋定削藩之计：
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即位后高巍、韩郁先后上书请用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明史》卷一四三《高巍传》）”当局者都主削藩，不用其计而靖难师起。
四 靖难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皇太子标早卒，太孙允炆继位，是为惠帝（1399—1402）。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晋王棡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橚及齐、湘、代、岷渚王均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黄子澄、齐泰计谋削藩：
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7]，削周是削燕手足也。（《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定计以后，第一步先收回王国所在地之统治权，下诏“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明史》卷一四一《齐泰传》）”。建文年二月又“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收回兵权及在王国之中央官吏节制权。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废周王橚为庶人。建文元年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楩为庶人。
燕王智勇有大略，妃徐氏为开国元勋徐达女，就国后，徐达数奉命备边北平，因从学兵法。徐达死后，诸大将因胡惟庸、蓝玉两次党案诛杀殆尽，燕王遂与秦、晋二王并当北边御敌之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与晋王帅师往讨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皆听节制。三月师次迤都，咬住等降（《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震（《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二十四年四月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二十六年三月冯胜、傅友德备边山西、北平，其属卫将校悉听晋王、燕王节制。二十八年正月帅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二十九年帅师巡大宁，败敌于彻彻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还。三十一年帅师备御开平（《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太祖崩后，自以为三兄都已先死，伦序当立，不肯为惠帝下。周、湘诸藩相继得罪，遂决意反，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日夜铸军器（《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建文元年七月杀朝廷所置地方大吏，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祖训，入清君侧，称其师曰靖难。
兵起时惠帝正在和方孝孺、陈迪一些文士讨论周官法度，更定官制，讲求礼文。当国的齐泰、黄子澄也都是书生，不知兵事，以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往讨。八月耿炳文兵败于滹沱河，即刻召还，代以素不知兵的勋戚李景隆。时燕王已北袭大宁，尽得朵颜三卫彍骑而南。景隆乘虚攻北平，不能克，燕王回兵大破之。二年四月燕王又败景隆兵于白沟河、德州，进围济南，三月不克，为守将盛庸所掩击，大败解围去。九月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十二月大败燕兵于东昌，燕大将张玉战死，精锐丧失几尽。三年燕兵数南下，胜负相当。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又为朝廷拒守，所据有的地方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恰好因惠帝待宫中宦官极严厉，宦官被黜责的逃奔燕军，告以京师虚实。十二月复出师南下，朝廷遣大将徐辉祖（达子，燕王妃兄）出援山东，与都督平安大败燕兵于齐眉山。燕军谋遁还。惠帝又轻信谣言，以为燕兵已退，一面也不信任徐辉祖，召之还朝。前方势孤，相继败绩。燕兵遂渡淮趋扬州，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迎降，径渡江进围南京，谷王橞及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终。燕王入京师即帝位，是为成祖（1403—1424）。（《明史》卷四《恭闵帝纪》，卷五《成祖纪》一，卷一四四《盛庸传》，卷一二六《李文忠传》，卷一二五《徐达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六）
成祖入南京后作的第一件事是对主削藩议者的报复，下令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大行屠杀，施族诛之法，族人无少长皆斩，妻女发教坊司，姻党悉戍边。方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至八百七十三人（《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万历十三年（1585）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凡千三百余人（《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尽复建文中所更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拥护祖训和问惠帝擅改祖宗成法之罪（《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钞本《燕王令旨》）。由此《祖训》成为明朝一代治国的经典，太祖时所定的法令到后来虽然时移事变，也不许有所更改。太祖时所曾施行的制度，也成为一代的金规玉律，无论无理到什么地步，也因为是祖制而不敢轻议。内中如锦衣卫和廷杖制，最为有明一代的弊政。为成祖所创的有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的制度，和皇帝的侦察机关东、西厂。
五 锦衣卫和东西厂
锦衣卫和东、西厂，明人合称为厂卫。锦衣卫是外廷的侦察机关，东、西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锦衣卫也在其侦察之下。
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其下有镇抚司，专治刑狱，可以直接取诏行事，不必经过外廷法司的手续（王世贞《锦衣志》）。锦衣卫的主要职务是“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专替皇帝侦察不忠于帝室的和叛逆者，其权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曾一度取消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兼之内外大臣都是惠帝的旧臣，深恐惠帝未死，诸臣或有复国的企图，于是重复锦衣卫的职权，使之活动，以为钳制臣民之计。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个最高侦察机关叫东厂。因为在起兵时得了惠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付以“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职权。以后虽时革时复，名义也有时更换（如西厂、外厂、内行厂之类），但其职权及地位则愈来愈高，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讯处死的权力。
靖难兵起时宦官狗儿、郑和等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加委任。有派作使臣的如永乐元年（1402）遣内官监李兴出使暹罗（《明史》卷三四〇《宦官传序》），马彬出使爪哇诸国。三年遣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明史》卷二《成祖本纪》二）。有派作大将的，如永乐三年之使中官山寿帅兵出云州觇敌（同上）。又因各地镇守大将多为惠帝旧臣，特派宦官出镇和监军，使之伺察，永乐元年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同上）。出镇的例如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监军的如王安之监都督谭青军（《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传序》）。由是司法权和兵权都慢慢地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后，人主多不亲政事，内阁的政权也渐渐地转到内廷司礼监手中去了。在外则各地镇守太监成为地方最高长官，积重难返，形成一种畸形的阉人政治。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宪宗时的汪直、梁芳，武宗时的刘瑾，神宗时的陈增、高淮，熹宗时的魏忠贤，思宗时的曹化淳、高起潜，莫不窃弄政柄，祸国殃民，举凡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一切国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阁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恶为定。他们只图私人生活的享乐，极力搜括掊敛，榨取民众的血汗，诱导皇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祷祠，对外则好大喜功，生衅外族，驯至民穷财尽，叛乱四起。外廷的士大夫与之相抗的都被诛杀、放逐，由此朝廷分为两党，一派附和宦官，希图富贵，甘为鹰犬；一派则极力攻击，欲将政权夺回内阁，建设清明的政府。阉人和士人两派势力互为消长，此仆彼兴，一直闹到亡国。
廷杖也是祖制的一种，太祖时曾杖死工部尚书薛祥（《明史》卷一三八《薛祥传》），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以后一直沿用，正德十四年（1519）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1524）群臣争大礼，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内外大臣一拂宦官或皇帝之意，即时廷杖，由锦衣卫执行，打而不死者或遣戍边地，或降官，或仍旧衣冠办事。宣宗时又创立枷之刑，国子祭酒李时勉至荷枷国子监前（《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直到熹宗时魏忠贤杖死万燝，大学士叶向高以为言，忠贤乃罢廷杖，把所要杀的人都下镇抚司狱，用酷刑害死，算是代替了这一祖制。
锦衣卫、东、西厂和廷杖制原都是为镇压反对势力，故意造成恐怖空气，使臣民慑于淫威不敢反侧的临时设施。一经施用，大小臣民都揣揣苟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时朝官得生还田里，便为大幸（《明史》卷一三八《杨靖传》附《严德珉传》，卷二八五《孙蕡传》）。皇帝的威权由之达于顶点。这三位一体的恐怖制度使专制政体的虐焰高得无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有明知这制度的残酷不合理，但是第一为着维系个人的威权，第二因为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废。英宗以来的君主多高拱深宫，宦官用事，利用这制度来树威擅权，排斥异己，虽然经过若干次士大夫的抗议，终归无效。一直到亡国才自然消灭，竟和明运相终始。
六 迁都北京
成祖以边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藩王也学他的办法再来一次靖难，即位之后，也采用惠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诸藩兵权，非惟不使干预政事，且设立种种苛禁以约束之。建文四年（1402）徙谷王于长沙，永乐元年徙宁王于南昌，以大宁地界从靖难有功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以偿前劳[8]。削代王、岷王护卫。四年削齐王护卫，废为庶人。十年削辽王护卫（辽王已于建文元年徙荆州）。十五年谷王以谋反废。十八年周王献三护卫。尽削诸王之权，于护卫损之又损，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抗（万言《管邨文钞内编》二《诸王世表序》）。到宣宗时汉王高煦，武宗时安化王寘、宁王宸濠果然援例造反，遂更设为厉禁，诸王行动不得自由，即出城省墓亦须奏请。二王不得相见（《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传赞》；卷一一九《襄王传》）。受封后即不得入朝（《明史》卷一一九《崇王传》）。甚至在国家危急时，出兵勤王亦所不许（《明史》卷一一八《韩王传》《唐王传》）。只能衣租食税，凭着王的位号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王以下的宗人生则请名，长则请婚于朝，禄之终身，丧葬予费（《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许其别营生计，“不农不仕，吸民膏髓”（《明史》卷二一四《靳学颜传》）。生齿日藩，国力不给，世宗时御史林润言：
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不得已大加减削，宗藩日困（《明史》卷一〇〇《诸王世表序》）。枣阳王祐楒“请除宗人禄，使以四民业自为生，贤者用射策应科第”，不许（《明史》卷一一九《襄王传》附《枣阳王传》）。万历二十二年（1594）郑靖王世子载堉请许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史》卷一一九《郑王传》），从此宗室方得出仕。国家竭天下之力来养活十几万游荡无业的贵族游民，不但国力为之疲敝不支，实际上宗室又因不能就业而陷于贫困，势不能不作奸犯法，扰害平民，这也是当时创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成祖削藩的结果，宁、谷二王内徙，尽释诸王兵权，北边空虚。按照当时的情势，“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则非居重取轻之道（章潢《图书编》卷三三《论北龙帝都垣局》）”。于是有迁都北京之计，以北京为行在，屯驻重兵，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直隶方舆纪要序》）。
合军事与政治中心为一，以国都当敌。朱健曾为成祖迁都下一历史的地理的解释。他说：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不止我朝，而我朝近敌为甚。且如汉袭秦旧都关中，匈奴入寇，烽火辄至甘泉。唐袭隋旧都亦都关中，吐蕃入寇，辄到渭桥。宋袭周旧都汴，西无灵夏，北无燕、云，其去契丹界直浃旬耳。景德之后亦辄至澶渊。三治朝幅员善广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敌便也。我朝定鼎燕京，东北去辽阳尚可数日，去渔阳百里耳。西北去云中尚可数日，去上谷亦仅倍渔阳耳。近敌便则常时封殖者尤勤，常时封殖则一日规画措置者尤亟。是故去敌之近，制敌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古今治平略·古今都会》）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点是北边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东南。海运有风波之险，由内河漕运则或有时水涸，或被“寇盗”所阻，稍有意外，便成问题：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要解决这两个困难，则第一必须大治河道，第二必须仍驻重兵于南京，镇压东南。成祖初年，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而海运多险，陆运亦艰。九年命宋礼开会通河，十三年陈瑄凿清江浦，通北京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二；卷八五《河渠志》三；卷七九《食货志》三）。运粮官军十二万人，有漕运总兵及总督统之（《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卷七九《食货志》三）。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留都，仍设五府六部官，并设守备掌一切留守防护之事，节制南京诸卫所（《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四年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十八年北京郊庙宫殿成，诏以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明史》卷七《成祖本纪》三）。在实际上，自七年以后，成祖多驻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监国。自邱福征本雅失里败死后，五入漠北亲征。自十五年北巡以后，即不再南返。南京在事实上，从七年北巡后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十九年始正式改为陪都。
迁都之举，当时有一部分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对论调：
初以殿灾诏求直言，群臣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杀主事萧仪，曰：“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传》）
仁宗即位（1425）后，胡濙从经济的立场“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请还南都，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于是又定计还都南京，洪熙元年三月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五月仁宗崩，迁都之计遂又搁置不行（《明史》卷八《仁宗本纪》）。一直到英宗正统六年（1441）北京三殿两宫都已告成，才决定定都北京，诏文武诸司不称行在，仍以南京为陪都（《明史》卷一〇《英宗前纪》）。
成祖北迁以后，三面临敌，边防大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加上太原、固原，是为九边（《明史》卷九一《兵志》三）。每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副以褊裨，监以宪臣，镇以开府，联以总督，无事则画地防守，有事则犄角为援（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一九《九边》）。失策的是即位后即徙封宁王于江西，把大宁一带地，送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自古北口至山海关隶朵颜卫，自广宁前屯卫西至广宁镇白云山隶泰宁卫，自白云山以北至开原隶福余卫。而幽燕东北之险，中国与夷狄共之，胡马疾驰半日可抵关下。辽东广宁、锦义等城自此与宣府、怀来隔断，悬绝声不相联（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六《鞑靼》）。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明史》卷九一《兵志》三；卷四二《地理志》二《山西》）。兴和为阿鲁台所攻，徙治宣府卫城而所地遂虚（《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京师》）。开平为元故都，地处极边，西接兴和而达东胜，东西千里，最为要塞。自大宁弃后，宣、辽隔绝，开平失援，胡虏出没，饷道艰难，宣德五年（1432）从薛禄议，弃开平，徙卫于独石（《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殊域周咨录》卷一七《鞑靼》；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三《宣府略》）。后来“三岔河弃而辽东悚，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博物典汇》卷一九）”，国防遂不可问。初期国力尚强，对付外敌的方法是以攻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并大举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远遁，使之不敢近塞。英宗以后国力渐衰，于是只以守险为上策，坐待敌来，诸要塞尽弃而边警由之日亟。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围北京。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俺答入寇薄都城。这两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北上，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开门迎降，遂长驱进围北京，太监曹化淳又开门迎入，明遂亡。由此看来，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
（原载《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月）
[1]编者注：此处疑似有误。据《明宣宗实录》载，宣宗生于“己卯岁”（公元一三九九年，洪武三十一年，一说建文元年），即位于洪熙元年（公元一四二五年），即位时已二十六岁。宣宗长子明英宗即位时仅七岁，由张太皇太后辅政。且《明史》载，宣宗宣德五年，郑和奉命进行第七次下西洋。
[2]《国朝列卿记》卷一《胡惟庸传》引《实录》作封续，北平图书馆藏《实录》作封绩。
[3]《北平图书馆藏钞本》，《豫章丛书》本《姜氏秘史》卷二亦载有此文件，惟经删节，与钞本面目大异。
[4]今《岭南遗书》本黄佐《革除遗事节本》（六卷）无此说，黄氏书原十六卷，然《明史·艺文志》已作六卷，则原本明清之际已不传。世贞所见当是未经删节之十六卷本。
[5]此说明人著作中流传甚广。朱睦为周藩宗室，他也在《革除逸史》中记：“（齐）泰欲伐燕，（黄）子澄曰：'不可，燕兵最精，卒难图，不如先取周，周乃燕母弟，去其手足而后燕可图也。’”
[6]旧名建业、建康、金陵，元为集庆，明太祖克集由后以为应天府，洪武二年以为南京。十一年改为京师，成祖北迁后以为南京，以北京为京师。文中为行文便利计，除引原文处仍其原称外，一律称南京。
[7]高皇后无子。懿文太子标、秦王樉、晋王棡，李淑妃出。燕王棣、周王橚，妃出。均为高皇后养子，故燕王起兵时冒称高后嫡子，以图耸动天下耳目，且以为三兄俱死，已伦序当立。详见本书《明成祖生母考》一文。
[8]《明史》卷三二八《朵颜三卫传》。《成祖本纪》二：永乐元年三月“始以大宁地畀兀良哈”，《兵志》三同。按兀良哈为地名，在潢水（即西拉木伦Sira Muren）北。西起兴安岭，东至哈尔滨、长春等平野。南有全宁卫，更南有大宁卫。《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九六：“二十二年五月辛卯，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明人习称泰宁、朵颜、福余为兀良哈三卫，更节为兀良哈。兀良哈及三卫之名称由来，详见日本箭内亘《兀良哈三卫名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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