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公务接待

李志刚

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官场就出现了接风饯别等宴会。《汉书》记载：“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相当于当下的省城)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相当于政府接待办主任)这样专门负责接待的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可见，古代官场是允许“公款接待”的。历代王朝也大都按照节俭原则，规定了不同级别官员的接待标准。

其实，按规定的标准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务活动的保障，本应无可厚非，问题是古代官场也和当今一样，不按标准接待，而是竞相攀比，排场越搞越大，于是惹得怨声载道。

从明清官场情况上来看，接待排场之风达到顶峰。明朝巡抚驾到的时候，府官、州官和县官，一律要跪在道路两旁欢迎。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运。在清代，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跄”，都想争取给朝廷要员留个好印象。

明代嘉靖18年，兵部尚书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到郊外恭迎，而且竞相送礼。等到翟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1000辆大车。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忆说：“我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长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百般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既然规定了接待标准，下级为何不愿去执行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按照官场权力规则，永远是上级掌握着对下级的考核和监察权，决定着下级的升降去留，于是下级逢迎上级，就变成了做下级的本分。

即使曾写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千古名句的唐朝大诗人李绅也不例外。他迫于官场压力，就“渐次豪奢”起来。据《本事诗》记载：“曾官任司空的李绅，曾邀好友刘禹锡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

接待奢靡之风，固然有下级须迎合上级的“潜规则”因素，但上级领导喜欢讲排场，实则是官场奢靡的源头。

明代宪宗时，通政司叶参议陪同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院副院长)熊概去嘉兴巡视，嫌招待不周，便下令痛打嘉兴知府府掾(相当于接待办主任)等人。叶参议实在看不过去，就安慰接待办主任等人道：“诸兄当自勉，当年我做府掾时也挨了不少打骂，才熬到今天。”熊概听到这句话后，非常惭愧。

清代乾隆34年4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陆川县主持科试，陆川县杨县长承办接待。杨县长不仅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还雇人来代买物品，额外又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继续多次刁难，并几度杖责杨县长派在学政身边听候差使的王升、陈忠等人。

迫于情势，杨县长去求情，梅立本又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妥，我照样要参劾你！”杨县长非常害怕，不自觉间居然双膝下跪，说道：“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问邻县的官员吧。”说完转入后堂，不再理会杨县长。

杨县长与梅学政本来是同榜出身，只因官运不济，地位悬隔，便一再受辱，以至于羞忿难堪，竟于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轿内自刎殒命。乾隆获悉降旨彻查严办，最后处死梅学政。

那么，古代公务接待中，上级最看重的是什么？答曰“现金红包”。而这个“红包”一般有3个名目组成：一是“程仪”，即车马费；二是“折席”，即宴饮费；三是“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做过多任知府的张集馨在回忆中稍有披露：“红包之厚薄，视官职之尊卑，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活动结束后，红包费用再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他们再向老百姓分摊，由此搞得鸡飞狗跳。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清廷曾下令废除车马费，钦差们怕撞到枪眼，不肯现场收钱，于是地方官就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汇去的办法取代，禁令也就成了空文。

对如此怪胎，其实无论官场还是民间都有抱怨。明朝吴县县长袁宏道曾写信给朋友：“现在已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做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

而在民间，老百姓常戏称大官出行是“四大天地”：即“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