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华英，汪宝荣.米欧敏译《越绝书》中的地名研究——兼论对越文化翻译与传播的启示[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 43( 3)：15-23 .
米欧敏译《越绝书》中的地名研究
——兼论对越文化翻译与传播的启示
倪华英1 汪宝荣2
（1.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浙江 绍兴312300 2.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22BYY013)，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古越地名翻译策略研究——以《越绝书》为例”（145216）。
作者简介：
倪华英，女，浙江上虞人，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讲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和跨文化研究。E-mail：35327713@qq.com.
汪宝荣，男，浙江绍兴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E-mail：13285815890@163.com
引言
《越绝书》是一部记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方志史中具有重要地位[1]，“历来既备受重视，又多有争论”[2]98。国内学界对其著者、版本、成书年代、性质等尚无定论，但普遍肯定其史料价值。陈桥驿认为，历来学界特别重视该书，主要因其记载了春秋晚期吴越两国争霸史事，也因为《吴地传》《记地传》两篇对吴越山川、地理、城池、物产等记载甚详，故被认为是我国地方志的鼻祖[3]36。仓修良指出，书中所记吴越两国的民族、民俗、地名、语言、古城建筑等，虽是这本地方史书的“副产品”，但为后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4]37。刘敦愿也认为，《越绝书》对古代吴越地区的山川、沟渎、城郭、古迹的方位和道里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并系作者亲自调查访问所得，与采辑当地同类性质著述或记录编纂而成，因此“富于史料价值，很可珍贵”[5]45。
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 Milburn）在研究吴越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越绝书》的重要文献价值，于是将其译注成英文，书名为The Glory of Yu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Yuejue shu，2010年由国际知名的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这是该书首次被全本译成欧洲语言出版[1]。米欧敏1976年生于英国，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古代中国史和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受其博士生导师傅熊（B. Fuehrer）教授的影响，她主要从事早期中国史尤其吴越历史的研究[6]。除《越绝书》外，她还是《晏子春秋》全本的首位英译者（2016年由博睿出版社出版），并合译了麦家畅销小说《解密》《暗算》《风声》。有学者指出，麦家作品近年来在海外大热，米欧敏的翻译功不可没[7]。
目前国内对米欧敏翻译麦家作品的研究较活跃，但笔者查中国知网后发现迄今未见对其《越绝书》译注本的专门研究。中外学者重视《越绝书》，其中一大原因是它对吴越历史地理记载甚详，这就必然涉及大量含有历史文化意蕴的地名，因而成为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以第八卷《越绝外传记地传》（以下简称《记地传》）记载的主要地名和对应的英译文为语料[2]，参照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J. F. Aixelá)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对米欧敏的地名翻译策略进行描述性分析，兼论该译注本对越文化翻译与传播的启示。
二、作为文化专有词的地名及其翻译
艾克西拉把“文化专有词”定义为“因其在原作中的特殊文本功能和内涵造成翻译困难的词”，认为难译的根源在于“该词在目标语言文化中不存在或价值不同（由意识形态、用法、使用频率等决定）”。文化专有词包括地方机构、街道、历史、人物、人名、地名等[8]57-58。汪宝荣指出，中国古籍中的地名大多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且一般在英语语言文化中不存在对应词，或其文化内涵不同，因而可归入艾克西拉定义的文化专有词的范畴[9]39。艾克西拉统计分析了英文侦探小说《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的3个西班牙语译本，观察到12种文化专有词处理方法，按“跨文化操纵”程度分为两类：一类是操纵程度较低的保留类翻译策略，包括重复法、转换拼写法（包括转换字母系统和音译）、语言（非文化）翻译、文外注释和文内注释；另一类是操纵程度较高的替换类翻译策略，包括同义词替换法、有限一般化、绝对一般化[3]、淡化法、归化法、删除法。其中，文外注释和文内注释是辅助译法，删除是非常规译法，很少被单独采用；译者通常会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法处理文化专有词[8]56-60。张南峰指出，在汉英互译中，重复法即照抄原文，转换拼写法一般表现为音译，有限一般化较少用；这个分类法以描述性研究为目的，不试图评判译文优劣[10] 21-23。这与本文旨在描述及解释米欧敏的翻译策略相吻合。
《记地传》重点记述越王勾践之都（今浙江绍兴），涉及的地名较多。“勾践之都今已不存，《记地传》一篇是现存最早记录这座古城原貌的文献，极为重要”[11]222。我们梳理统计了该篇中出现的主要地名，归入以下五类：
（一）地理名称（24个），如“秦余望”（越王无余之都）、“武原”(今浙江海盐）。
（二）建筑物名称（23个），包括宫殿、城池、亭楼等，如“美人宫”（美女西施、郑旦之宫）、“阳城里”（范蠡之城）、“女阳亭”（据说勾践去吴国途中，夫人产女于此）。
（三）山川河流名（38个），如“独妇山”（勾践攻吴时，留妇女于此山）、“洹江”（越国边界河流）。
（四）村镇名（21个），如“富阳里”（越国外部村庄）、“语儿乡”（越国边界乡镇） 。
（五）典故类地名（6个），指涉及著名历史事件或人物者，如“会稽”（夏禹治水成功后记功封爵之地）、“琅瑘”（勾践受封称霸之地）。
在上述五类地名中，有历史文化指涉和涵义者（包括典故类地名）较难翻译，而其他类别的地名也不乏需要提供背景信息的。针对各类地名，米欧敏以音译为基本方法，一般在音译名后给出对应的汉字。《记地传》记载的古越地名大多侧重于指称意义，因此一般情况下用音译法处理即可。不过，米欧敏指出，她把尽可能多的历史地名[4]都翻译了出来，而不是仅用音译，“以便非专业读者能了解地名所传递的信息”；“很多情况下，后文提到的一个特定场所的用途或历史意义与其地名有关”，因此把地名蕴含的越国历史文化信息翻译出来很重要；勾践时期的越人说的不是汉语，把越国地名音译成汉语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她翻译的某个地名或许事实上代表了它的音译，但指称它的汉字看起来有重要含义[11]223-224。本文着重探究的问题是：除音译外，米欧敏还用了哪些译法？其翻译策略总体上倾向于文化保留还是文化替换？这种翻译策略倾向的主要动因有哪些？
三、《记地传》中的地名翻译策略统计分析
借助于尽量客观准确的统计分析，可发现米欧敏的地名翻译策略倾向，即总体上偏重文化保留还是文化替换，以及所用译法的频次。我们手工统计了《记地传》记载的主要地名，共得112个地名译名[5]，根据艾克西拉对12种译法的定义，确定了每个地名所用译法，列入表1、表2中。因文章篇幅所限，原地名及其英译不能悉数列出，改用数字表示每种译法下的译名数量，并给出若干示例。关于翻译方法分类统计，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音译法（单用）和音译+语言翻译，米欧敏采用较多的是音译+注释（包括文内注释和文外注释），其中的文内注释有些是单纯解释地名，有些是用其他译法作为注释。考虑到其注释方式不同，我们加以细分并统计为4种译法：音译+注释，音译+注释（语言翻译），音译+注释（音译+语言翻译），音译+注释（语言翻译+脚注）。
表1文化保留类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译名数量 | 示例1 | 示例2 |
音译法（单用） | 25 | 仓吾Cangwu | 浦阳Puyang |
音译+语言翻译法 | 9 | 安城里Ancheng Village | 路南溪Lu’nan River |
音译+文内短注 | 2 | 大越Dayue (the Shaoxing region) | 东山Dongshan (a reference to Kuaiji) |
音译+注释（音译+语言翻译法） | 13 | 姑胥台Guxutai (Guxu Platform) | 秦伊山Qinyishan (Qin Yi Mountain) |
音译+注释（语言翻译法） | 50 | 观台Guantai (Observation Platform) | 稷山Jishan (Altar of Grain Mountain) |
音译+注释（语言翻译法+脚注） | 9 | 苎萝山Zhuluoshan (Kudzu Vine Mountain)*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zhu as the kudzu plant (luo meaning
vine), see Knechtges, Wen xuan, vol. 1, p. 320. | 铜姑渎Tonggudu (Copper Canal)* *This place remained an important local centre for metalworking well
into the Han dynasty. |
译名小计： 108 |
表2 文化替换类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译名数量 | 示例1 | 示例2 |
音译+归化翻译 | 2 | 司马门Simamen (Marshal’s Gate) | 巫山Wushan (Shaman
Mountain) |
音译+归化翻译+脚注 | 2 | 葛山Geshan (Banana Cloth Mountain)* *Banana cloth was a specialty of this region. | 巫里Wuli(Shaman
Village)* * On the role of wu巫 (shamans or
spirit mediums) in Zhou society see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Rej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Spirit Mediums in Early China: The Wu officials in the Zhou Li,” Early China, 20 (1995): 279–300. |
译名小计： 4 |
以上统计结果显示，在翻译《记地传》中的地名时，米欧敏倾向于文化保留类翻译策略（占96.4%），试图忠实保留和再现古越历史地理信息，只是偶尔采用文化替换类翻译策略（占3.6%），具体方法为音译辅以归化法。在文化保留类翻译策略方面，音译为其基本译法，多辅以语言翻译法或注释。在音译+注释组合运用方面，以语言翻译形式出现的文内注最多，占文化保留类翻译策略近一半（50/108），表明她主要用音译法、注释法和语言翻译法来处理《记地传》中的地名。此外，针对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米欧敏一般会提供详实的脚注，如“龟山”据传是勾践观天象的地方，因形似乌龟而得名，米欧敏先将其音译为“Guishan”，然后用语言翻译法译作“Turtle Mountain”，最后附上脚注：“This mountain is now known as Feilaishan飞来山 (Flying Mountain) and is the site of an ancient
temple, the Baolinsi 宝林寺 (Precious Forest Temple) founded in 473CE.”[11]228-229[6]。最后，米欧敏注重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法，尽量把地名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充分传递给英文读者。
米欧敏倾向于文化保留类翻译策略，且处理手法细致谨严，注释详实，这是因为她是学者型译者，其译本主要面向专业读者。译注的手段和形式往往反映译者的文化价值观、学术思想和文化态度[12]108。作为吴越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米欧敏自然看重古代吴越地方史，她决定译注《越绝书》，正是因为她意识到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因此，她不会满足于仅仅音译地名或译出其指称意义，而是注重向英文读者传递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而这正是专业读者要求她的译注本做到的。学者型译者通常惯用文内解释、文外注释等“厚翻译”策略，体现了译者严谨周密、知识点必究的治学品格和方法[13]65-67。可见地名翻译策略反映了她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明确的目标读者意识。
四、《记地传》中的地名翻译策略例析
本节基于典型译例分析，尝试推断译者的决策过程，包括如何确定地名的指称意义和文化涵义，评估英文读者的理解能力及选择具体译法等。
（一）文化保留类策略
1. 音译法（单用）
例1 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14]179
米译：[The First Emperor] crossed Niuzhu 牛渚 (Cattle Ford) and travelled to Dong’an 东安. Dong’an is
present day Fuchun 富春. [He also
travelled to] Danyang, Liyang溧阳and Zhanggu 鄣故, he also
visited [the area] south of Yuhangke 余杭轲neighbourhood. He continued going east,
visiting Jintou 槿头, and his road
took him through Zhuji and Dayue.[11]241
上例记载秦始皇东游会稽途径的几个地方，均用音译法处理，唯一的例外是“牛渚”（Cattle Ford），用了音译辅以语言翻译法。鉴于“东安”“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槿头”等是地理名称，其历史文化意蕴不突出，米欧敏用音译法加以处理。“诸暨”“大越”较重要，但前文已出现过，米欧敏用音译辅以注释加以处理[7]，故此处音译即可。
2. 音译辅以语言翻译法
例2 （勾践）[8]又仰望天气，观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东武里。[14]155
米译：It was also
there that Goujian looked up to observe heavenly omens, and where he watched
natural phenomena in the skies. This mountain is forty-six zhang, five chi and two cun high
(11,048.5m), and five hundred and thirty-two bu round (755m).
Now it is the site of Dongwu 东武 Village.[11]229
上例中的“东武里”由专名（东武）+通名（里，村之别名）组成，米欧敏采用了音译专名（Dongwu）、直译（即用语言翻译法）通名（Village）的方法。《记地传》中不少类似的地名，如“安城里”“淮阳里”等，均用此法处理。
3.音译辅以注释
例3 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14]147
米译：The coastal people of Dayue 大越 (the Shaoxing
region) are unique in their development of 'bird fields.’[11]224
例4 刻文立于越东山上。[14]179
米译：Once the text had been carved it was
set up on Dongshan 东山 (a reference to Kuaiji) in the lands of
Yue.[11]241
如上所述，“音译+注释”是米欧敏翻译《记地传》中的地名最常用的方法，其注释分为文内注和文外注两种。文内注多以括号内加注的形式出现，一般用音译+语言翻译或单用语言翻译法来解释地名之意；文外注为脚注。此三种注释法将在后面讨论，这里讨论的文内注只是简单解释地名，《记地传》中仅见二例，即上面的例3和例4。译者可能推断“大越”“东山”这两个重要的古越地名为专业读者所了解，因此用了简明的文内注。
4.音译+注释（音译+语言翻译法）
例5 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14]165
米译：Guzhongshan姑中山(Guzhong
Mountain) is the mountai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bronze manufacture in the kingdom of Yue.[11]234
例6 种山者，勾践所葬大夫种也。[14]170
米译：Zhongshan种山 (Zhong Mountain) is the place
where Goujian buried Grandee Zhong.[11]236
例5、例6所用的地名译法与前面的第二种译法类似，只是这里音译+语言翻译以括号内加注的形式出现。针对《记地传》中记载的不少山名，米欧敏要么用音译+语言翻译法，要么单用语言翻译法，主要视乎山名本身是否有文化内涵而定。例5中的“姑中”仅仅是山名，而例6中的“种山”典出辅佐勾践成就霸业的大夫文种。翻译后者的方法本应不同于前者，至少得用文内注说明文种的身份，但译者考虑到该句记叙了文种的职位及其与越王勾践的关系，故无需再加注释。值得一提的是，“Grandee”指中世纪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大公贵族[9]，米欧敏把“大夫文种”译成“Grandee Zhong”，对这个春秋时期的爵位做了归化处理。
5.音译+注释（语言翻译法）
例7 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14]168
米译：The great tomb
of Muke木客 (Woodcutters’
[Place]). This is the tomb of Goujian’s father
Yunchang. In the past, when [Goujian] moved the capital to Langye, he sent two
thousand eight hundred men from his navy to chop down pine and cypress trees to
make canoes, therefore this place was called Muke.[11]235
《记地传》中至少一半以上的地名都用语言翻译法作为注释，究其原因，应该是语言翻译法比单用音译法能更好地传递地名的历史文化信息。上例中的“木客”是勾践之父允常的墓地名，勾践定都琅玡后，派二千八百人伐木为桴（木筏），故命名为“木客”（伐木人）。译者先将“木客”音译，后用语言翻译法译成“Woodcutters’ [Place]”，作为文内短注，为英文读者提供该地名的背景信息。
6.音译+注释(语言翻译+脚注)
例8 稷山者，勾践斋戒台也。[14]155
米译：Jishan稷山 (Altar of Grain
Mountain) was the site of Goujian’s Zhaijietai 斋戒台(Ritual Purification Platform)[10]. [11]228
有时候，译者发现仅用语言翻译法不足以帮助英文读者获取地名的背景信息，而这种信息又很重要，就会提供详实的脚注。上例中的“稷山”“斋戒台”被译为“Altar of Grain Mountain”“Ritual Purification Platform”，又用脚注解释：“《越绝书》中提到的这类土谷祭台，是周朝宗教的基石，因此一些学者推测古越国的宗教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某些祭祀仪式，将其与本地传统的崇拜蛇、鳄鱼和鸟类的巫术融合起来。然而，这种基于本卷所载而作出的解读有很大的推测成分。”
（二）文化替换类策略：音译+归化翻译
米欧敏倾向于采用文化保留策略，但偶尔在音译的基础上进行归化翻译。归化翻译“把外国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程度，译文风格透明流畅”[15]43-44，因而是典型的文化替换策略。
例9 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东南司马门，因以炤龟。[14]155
米译：Guishan 龟山 (Turtle Mountain) was
the place where Goujian built Guaiyoutai 怪游台(Investigating
Anomalies Platform).This mountainis located to the south-east of Simamen 司马门(Marshal’s Gate),
and received its name because it was there that turtle shells were cracked [for
divinations].[11]228-229
司马门指“王宫的外门，为掌管军政的官员驻地。”[14]156“司马”在古代中国是负责掌管马匹的官员，是非常重要的军职，而“marshal”指欧洲中世纪君王贵族家中掌管骑兵（后来统领军队）的高官[11]，两者的指称意义和历史文化内涵均不同。因此，把“司马”译作“marshal”属于归化翻译，仅仅传递了“司马”的部分指称意义（即军职）。
由于汉语和英语中的文化专有词一般难以做到完全对等，归化翻译往往不能准确传递越国地名的文化意蕴，因此有时候米欧敏在归化之余又加上脚注。例如：
例10 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14]165
米译：Geshan葛山 (Banana Cloth Mountain) is where bananas were planted
after Goujian was defeated by Wu. He employed Yue women to weave banana cloth,
and presented it to King Fuchai of Wu.[12][11]233-234
葛是多年生藤本植物，有块根，产于中国各地，茎皮纤维可制葛布[16]665。米欧敏可能考虑到普通英文读者不了解古代中国人用葛藤纤维制布，所以把“葛布”译成“banana cloth”（蕉麻布），把“葛山”也相应译成“Banana Cloth Mountain”。蕉麻布用蕉麻纤维制成，质量上乘，材质轻柔，是英语国家的人们熟知的一种布料。这里采用归化翻译，以便利英文读者，但葛布终究不同于蕉麻布。米欧敏又加注说明“蕉麻布是越地的一种特产”，并引导英文读者参见石声汉的《齐民要术今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然而，该注释提供给英文读者的信息不确，且如果他们发现石声汉书中所载是葛布而非蕉麻布，必定感到困惑。归化翻译之弊由此可见一斑，这应是追求译文准确谨严的米欧敏少用文化替换策略的原因。
五、米欧敏译注《越绝书》对越文化翻译与传播的启示
从地名翻译策略可看出米欧敏译注《越绝书》的基本取向：在注重学术性和准确性的同时追求可读性。这种做法得到本领域专家的肯定和好评：捷克汉学家韦礼文（O. Weingarten）指出：“《越绝书》是关于吴越的重要文献来源，米欧敏的译注本细致周详，一丝不苟，并附有详细解释”，“她成功探讨且解决了很多文本及解读难题”，“有助于学界了解这个研究不足的课题，对于早期中国史研究者既有用又振奋人心。”[17]511-513专攻早期中国史的美国学者钱德樑（E. Brindley）认为，“《越绝书》是一部被中西学术界相对忽略的重要文献，米欧敏的译注本足以胜任，可读性高，是其潜心研究的结晶”[18]163。然而，由于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对文献背景考据不足，西方学者在译注中国典籍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解读和形象建构往往存在误读[12]108。米欧敏译注《越绝书》也不例外。钱德樑信手挑出了米译本中的几处误读和误译，如“能知信勇之变”中的“变”（transformations）被译作“importance”，“贤者”（morally worthy and able people）均被译成带贬义的“clever ones/men”。钱德樑认为，这种“非常规”解读和译文“大大影响了读者理解原作”，“严重改变了原作的本意”[18]164-165。
我们发现，米欧敏译注《越绝外传记地传》同样存在误读或译文不够充分的问题。例如，“勾践罢吴”指勾践被吴王无罪释放[14]165，米欧敏却译作“after Goujian was
defeated by Wu”[11]233（勾践败于吴）。又如，“会稽山”典出夏禹治水成功后，“至茅山（或作防山）大会诸侯，记功封爵，遂改名会稽山，即会计之意”[16]1185，米欧敏译作“Kuaiji (Meeting [Mountain]”[11]224，遗漏了该地名重要的背景信息。
中华文化外译是当前国内研究热点，符合新时代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的需要，但理论和实践上有不少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外译和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越绝书》《吴越春秋》[13]等地方史杂传被相继译成英文出版，越文化外译与国际传播已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但尚缺乏学理层面上的探讨。笔者认为，这主要涉及“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由谁出版”等关键问题。著名学者潘文国较早探讨了中国典籍“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认为不能只靠西人的主动翻译，那样就会失去弘扬中国文化的自主权；“译什么”的原则是把西人忽略的中国典籍译介出去；在“怎么译”方面，不鼓励硬译、死译，而应努力译成地道的英语，同时“尽量减少损害中国文化的形象”[19]41-43。潘文国关于国人应主动外译汉籍的主张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对这种“译出”在目标国的实效有所回避，因而其观点有些偏激。
米欧敏译注《越绝书》对越文化翻译与传播有以下重要启示：
（一）“谁来译”。越文化典籍及重要研究成果的翻译要倚重外国学者，尤其米欧敏这类专家，因为他们潜心研究越文化多年，一般来说能胜任翻译，且能做到译文流畅可读，有利于出版物的流通和传播。同时，这类专家型译者会将自己独到的解读和见解融入译本中，对国内研究者有借鉴参考价值。但是，外国学者对非母语的中文及中国文化难免有些隔膜，有时候缺乏文献资料或相关知识，翻译时难免出现误读和误译。较好的做法是：国外译者和国内专家进行全程合作，包括初稿翻译、译文修润和定稿。此外，从事本领域研究、外语能力强的华裔学者也是不错的译者人选，如王伊同译注《洛阳伽蓝记》[20]。
（二）“译什么”。米欧敏等国外学者考虑到古代中国史教学与研究所需，注重古文献的学术价值，因此侧重于翻译越文化典籍。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但正如潘文国所指出，我们应把西人忽略的其他典籍及重要研究成果主动译介出去，以纠正国外译者在翻译选材上的偏见和“不见”。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成立20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了《越国史稿》《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浙江通志·越文化专志》[14]等标志性著作，都是值得外译的选题，但需我方主动发起（如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寻求与外国译者和出版社合作。
（三）“怎么译”。这与“谁来译”和“谁来出版”关系密切，因为译者的翻译取向往往取决于其文化或职业身份、译作面向的读者及出版社性质。米欧敏在注重学术性和准确性的同时追求可读性，就因为她是西方汉学家译者，其《越绝书》是学术性译注本，由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向英语世界的专业读者。而国内译者因其中国文化身份和自身外语能力稍逊，译作又大多在国内出版，一般会倾向于直译，影响了译文的可读性，如《红楼梦》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D.Hawkes）译本即代表了两种翻译取向。“怎么译”还取决于“译什么”：对于越文化典籍，以严谨细致、注释详实的译注为宜；对于当代越文化研究成果，以学术性和可读性并重的翻译为佳。
（四）“由谁出版”。出版社性质、规模、实力及运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因此须重视“由谁出版”的问题[21]94-95。西方大型商业出版社（如企鹅、兰登书屋）是较好的选择，但由于学术性图书很难引起这些出版社的兴趣，目前切实可行的是一些商业化运作的学术出版社，如劳特里奇（Routledge）、斯普林格（Springer）等，以及西方的大学出版社或纯学术出版社，如出版《越绝书》的荷兰博睿出版社，出版《吴越春秋》的美国康纳尔大学出版社。鉴于越文化典籍及专著比一般的学术性图书的读者更少，当前应主要依赖西方学术出版社，但作者、译者和国内出版社要配合国外出版社开展图书推广宣传，以弥补学术出版社发行推广力度较弱之不足。
六、结语
在处理《越绝书》中富于史料价值的地名时，米欧敏倾向于采用文化保留类翻译策略，以音译、注释、语言翻译法为主，并尝试运用两种或以上译法，以尽量向英语读者传递地名蕴含的越国历史地理信息。针对不同类别的地名，其所用译法有所不同：对指称意义凸显的地理名称，一般单用音译法；对越国都城的建筑物名称及周边的山川河流之名，一般用音译辅以语言翻译法；对典故类地名，通常用音译辅以脚注，详解地名的历史文化意义。此外，米欧敏偶尔用归化法辅助音译，以便利英文读者理解地名之意蕴。倾向于文化保留类翻译策略的主要动因有：米欧敏是专研吴越历史文化的学者，她英译的《越绝书》是一个学术性译注本，由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向英语世界的专业读者。从地名翻译策略可看出米欧敏译注《越绝书》的基本取向：在注重学术性和准确性的同时追求可读性。从两篇本领域专家书评看，米欧敏译注《越绝书》的基本取向和处理手法得到肯定，但由于她对文献资料考证不足或背景知识有所欠缺，译文中有一些误读原作或不够充分的问题，会影响读者完整、准确理解原作。
米欧敏译注《越绝书》的个案及其利弊得失，对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的越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有重要启示。从“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由谁出版”等关键问题入手，立足于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要继续鼓励国外学者型译者翻译，探索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加大我方主动对外翻译的力度，坚持学术性和可读性并重的翻译原则，基于当前倚重西方学术出版社的现实，积极开展多种渠道和手段的图书推广宣传活动。相信这些举措有助于推进越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
参考文献：
[1] 萧红，王路宁.《越绝书》考辨三则[J]. 长江学术, 2022(1): 113—121.
[2] 黄苇. 关于《越绝书》[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3(4): 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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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国汉学家许思莱（Axel Schuessler）曾将《越绝书》的一部分译成德语。
[2]在米欧敏译注本中为第十章（第221—244页），题为“The Record of the Lands of Yue”（《记地传》）。
[3] 关于“有限一般化”和“绝对一般化”，可参见汪宝荣《异域的体验: 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138页。
[4] 米欧敏没有界定何为“历史地名”，但从其论述看是指有历史指涉和意义的地名。
[5]同一地名在原作中复现且译文相同的，不予重复统计；反之则重复统计。
[6] 译成中文为：“现名飞来山，即始建于公元473年的古刹宝林寺所在地。”脚注中还注明“参见陈华建编的《江南古城看绍兴》收录的周幼涛《飞来山》一文”。
[7]“诸暨”被译作“Zhuji, which wa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of Yue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Goujian”（p.234, Note 53）。“大越”的译文见例3。
[8]张仲清译注本中写作“句践”，本文统一写作“勾践”。
[9]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Grandee
[10] 附有脚注：References of this kind to the altars of
soil and grain,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Zhou religion, have led scholars to
speculate that ancient Yue religion had incorporated elements of Central States
religious practice with their own traditional shamanic worship of snakes,
crocodiles and birds. However this kind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 found
in this chapter remains highly speculative. …
[11]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marshal
[12] 附有脚注：Banana cloth was a specialty of this region. See Shi Shenghan, Qimin yaoshu jinshi, pp. 770–771.
[13]He, Jianju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Wu and Yu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Wu Yue Chunqiu.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14] 参见叶志衡《越文化研究的集成开新之作——评〈浙江通志·越文化专志〉》，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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