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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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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第一期电子版
一片树叶，经过萌芽生长，已然枝繁叶茂，与兄弟姐妹相拥于树冠，享受清凉晨露，沐浴暖暖阳光，静看融融月色。一丝风起，叶子如蝴蝶翩翩起舞。风大了，更强，更有力了，一些叶子经受不住，纷纷飘零，坠落大地。
还有一些叶子依然坚守在枝头。
此时的苏轼，就如这其中的一片树叶，在空中瑟瑟发抖。
壹
先后任密州、徐州知州的苏轼，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被改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依照惯例，调职官员到任后要向皇帝写一份“谢恩表”，略叙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感谢皇帝以此美缺相赐，然后刊行在“邸报”(中国古代官方发布皇帝谕旨、臣僚奏议和有关政治情报的抄本，宋代起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上，只是例行公事。不料苏轼的《湖州到任谢表》却掀起一场冲天波澜。因为一场针对他搜检文字、罗织罪名的阴谋活动已悄然进行，而苏轼还蒙在鼓里。这通谢表就如一枚爆竹扔进了火药桶，就此引爆一场席卷北宋官场、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重大影响的“乌台诗案”！
其实，在此之前，就有人向皇帝上书，要皇帝追究苏轼的讥谤之罪。
这个人就是苏轼的曾经同事、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沈括，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匠，他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科技著作，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沈括大苏轼6岁，却晚他6年中进士。两人很有缘分，曾经还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头一年入昭文馆。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经历短暂的同事，苏轼于1066年父丧丁忧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京城后，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重要职务。因为变法的许多内容过于激进操切，伤害百姓的利益，苏轼性格耿直，曾多次向宋神宗上书陈述新政的敝端，他就被视为旧党（也称保守派）领袖司马光的铁杆死党，惹得新党（也称变法派）极为不满，自然把他视为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在朝处处受到新党的羁绊掣肘，自请下放到杭州任通判。熙宁六年，沈括代表中央奉命到杭州巡察，检查新法《农田水利法》落实情况。神宗知道沈括与苏轼政见不同，临行前告诉沈括：“苏轼在杭州，你遇到他应该亲切相待。”沈括来到杭州，毕竟代表朝廷，还是老同事、好朋友，苏轼热情招待。沈括表面上也是相见甚欢，与苏轼谈诗论旧，然后索要诗文。苏轼向来对自己的诗文还是相当的自负，就送他诗集及新作。但回到汴京后，沈括立即向皇帝打报告，把认为是诽谤朝廷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注释”，指出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圣上等。神宗看后置之不理，苏轼逃过了一劫。
沈括作为曾经的同事、朋友，为什么要陷害苏轼呢？也许是嫉妒、仕途求荣在作祟吧？这就是小人做派了。就连王安石后来也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神宗说“沈括小人，不可亲近”。王安石罢相后，沈括给新任宰相吴充打报告，历数变法的很多弊端。吴充把报告递给皇帝，一看就火了：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后来沈括被开除公职在镇江养老，苏轼任杭州知州。沈括居然跟没事一样，还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
沈括虽然没有达到构陷、打击苏轼的目的，却为后来者开了先河，指了一条邪恶之路。可以说，后来的“乌台诗案”沈括并不是主谋干将，却是针对苏轼罗织文字狱的始作俑者。6年后，一场针对苏轼的风暴再次掀起，苏轼终于难逃一劫。
贰
王安石在文学方面成就卓著，名列“唐宋八大家”。但在施政方面，主见强烈，凡是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头，不能接受忠言，不愿认错，固执己见，时人称之为“拗相公”。为了强力推进变法，大肆提拔基层官员进入专门设立的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于是一批见风使舵、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诡诈、急于爬上高位者，如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蔡卞、吕嘉问等纷纷进入高级阶层，执掌权柄，成为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推进者。其中有些人为了私利，以后甚至又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大肆陷害。
苏轼的《湖州到任谢表》在“邸报”刊发后，别有用心者如发现血肉的苍蝇，立即扑了上去。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谢恩表中用语暗藏蔑视讥讽朝廷：“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在他们眼中，“新进”“生事”是暗暗讽刺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这下被新党人物抓住了把柄，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四人接连上书，从苏轼风行天下的诗文中摘出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法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在一篇文章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个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等等，都是对朝廷和皇帝的讽刺和恶意中伤……因为李定曾隐瞒母亲去世，不去职丁忧守丧，这个行为不仅是不孝，更是欺瞒皇帝。司马光骂他“禽兽不如”，苏轼也上书皇帝进行强烈抨击。李定这次好不容易算是抓住个机会，甚至列举四条理由，要求判处苏轼死刑：“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面对群情汹汹的新党官员，一心变法的神宗皇帝不得不同意立即逮捕苏轼，将案子发到御史台审理。
苏轼的好朋友、驸马王诜得到信息后，立即派人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任签书应天府（又称南京、南都，今商丘市）判官的苏辙大惊，迅速派人，马不停蹄赶赴湖州，因为派往湖州捉拿苏轼的御史台官员皇甫遵带领执法人员也已启程，双方展开速度竞赛。皇甫遵带的儿子在靖江生病，耽误了半天行程，苏辙的信使先行到达。
七月二十八日，当皇甫遵带领一干人等抵达知州官署时，苏轼虽然提前得到消息，仍然十分恐惧，面对从天而降的灾祸，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通判祖无颇劝他：事到如今，躲不是办法，你还是去见见他们吧。苏轼惊惶无措，问：那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祖无颇说，现在还没有免去你的职务，还是穿朝服合适。于是，苏轼匆匆地穿好衣服，手执笏板出来和皇甫遵见面。
皇甫遵拿足了派头。毕竟，面对一个知州，一个诗文书画杰出、名誉满天下的文学大家，拿拿派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铁青着脸，冷若冰霜，静静站立，冷冷地盯着苏轼。“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苏东坡传》林语堂）。面对强势汹汹的朝廷执法人员，苏轼心里越发慌张，说道：“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看着眼前已经吓得呆若木鸡的犯官，派头十足的皇差皇甫遵过足官瘾，这才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据苏轼笔记记载，他到家时，全家人正在大哭。此时苏轼也许缓过劲来，不再惊慌失措，幽默脾气上来了，就告诉家人一个故事，宋真宗寻访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并带他立即进京觐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不愿做官，想掩饰自己的才学，道：“臣不会，拙荆倒作过一首。”
于是杨朴就把夫人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夫人王闰之听完，不由得破涕为笑。苏轼自忖必死，给苏辙写信交代后事。写信之时，平日里洒脱不羁的诗人却是涕泗横流。
叁
一块精钢，始于一块生铁的千锻百炼。这期间，需要经历多重的烈火焚烧、千锤万击、冷水淬火。苏轼自此也开启了他难以逃脱的锻炼之路，虽然来得极不情愿。也许他自己也想不到，经自以及以后的多重磨难，他凤凰涅槃，转身蝶变为另一个自己！
苏轼被五花大绑押往京城受审。据目击者、朋友孔平仲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时年44岁的苏轼，应该说前半生颇为顺遂，早早就经过省试、殿试等科举几道关口，并在最高层次的制科考试中，获得最高等次三等（一、二等虚设，之前仅有一人获得三等，此后也仅两人获得）。后历任多个官职，才华横溢，名满天下，根本想不到会天降横祸加身，陷入牢狱之灾，今后会遇到哪些凌辱实在无法预料。“士可杀，不可辱”的意识暗生于心，还是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免得遭受诟辱，连累朋友。他后来给皇帝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过长江时，他就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面对皎洁明月，如镜湖水，也许这一碧清波就是自己最好的归宿。他一咬牙一闭眼，就要跳湖自杀。估计皇甫遵早有预料，犯官在眼皮底下自杀，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向皇帝交差的，弄不好会祸及自身。估计苏轼还没有到船边跳起就被拉了回来，再也找不到纵身一跃的机会了。既然寻死不得，那就活吧。死都不怕，还怕活么？
与此同时，御史台又有令下，命所在州郡查抄苏轼与人往来的书信和他的诗词文稿。当时苏轼家小已在赴苏辙处的船上，官吏望风承旨，小题大做，派遣大批人马连夜追赶，在宿州将苏家船只拦截，团团围住。一群如狼似虎的兵丁闯到船上翻箱倒柜，东捡西挑，全家老小都吓坏了，小孩子吓得大哭。等如狼似虎的吏卒悻悻离去，面对一片狼藉，性情温和的苏夫人也不禁心头火起，愤愤地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祸事，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把人都吓死了。骂罢，她还没消气，干脆一把火把苏轼的大批手稿付之一炬。手稿的焚毁，对苏轼的定罪不一定能减轻多少，但对文化的损失倒是不小，夫人王闰之却是好心办了坏事！0
20天后，八月十八日，苏轼正式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因为监狱有许多柏树，树上栖息着许多乌鸦，于是御史台的监狱又被称为“乌台”，苏轼这场因诗文引发的冤案就被后人称之为“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监御史将所有搜罗到的诗文，一字一字挑毛病，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审问是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主审张璪是苏轼的同年进士，二人交往颇深，但现在张璪希望苏轼死。审问一开始，张璪就颐指气使：“祖上五代以内有没有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言外之意这次必死无疑。审问的重点是苏轼利用诗词攻击新政和诽谤朝廷。例如《山村五绝》：“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实施后，老人小孩儿都到城里借钱去了，农田无人耕种，百姓更穷了。苏轼难以承认。“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我们这些不合群的人早已心灰意懒，谁要是谈论朝政，罚酒一杯。张璪认为这是对朝政的冷嘲热讽。“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被解读为对朝廷贬放旧党的怨艾。这样的诗词找了一百多首，苏轼自然不会承认有讽刺朝政的意图。
入狱的苏轼前后态度判若两人。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然而张璪等决不善罢甘休，审问官员如狼似虎，轮番上阵，日以继夜，不让苏轼有片刻喘息机会，对苏轼进行轮番的审讯和折磨，采取辱骂、恫吓、精神折磨等手段逼其招供。
苏轼在狱中是否受到刑讯，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经常从影视剧中看到，面对人犯，县官总是说：你是招还是不招？不招，大刑伺候！苏轼进入监狱，一开始就不承认自己有罪，受点皮肉之苦恐怕在所难免。据当时关在另一间牢房的犯官苏颂，写诗记录听到的苏轼被凌辱的情景：“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一个前半生从皮肉到精神从未受到折磨摧残的士大夫，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承认了那些显然是诬陷的不实之词，并招认自己之所以写诗讽刺，是因为自己多年未得到升迁。“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虿。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青苗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但招供归招供，苏轼有一个绝不妥协的原则：只承认讥讽新法，打死也不承认恶毒攻击皇帝！
一些小人们为了落井下石，不惜故意曲解误读苏轼作品。副相王珪向神宗告密说苏轼有谋反之意，咏柏树的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应说龙在天上，而不应该说龙在九泉底下，这就是在恶毒地咒骂皇帝。幸好神宗也不算昏君，他有些生气地回答王珪：他明明写的是柏树，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狱中的苏轼曾经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逼近的恐怖。苏轼被捕时，他的大儿子苏迈跟随进京。入狱前与苏迈约定以送饭为暗号：平时只送蔬菜和肉，不得送鱼，如果遇有不测，则以鱼示警。不料，有一天苏迈临时有急事，委托一个朋友（此据林语堂《苏东坡传》，一说是亲戚）代为送饭，也忘记交代暗号，不知情的朋友特意给苏轼送了一条熏鱼改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苏轼看到盘中鱼时，如雷轰顶的恐慌和委屈，以及步步逼近的死亡气息。苏轼大惊，虽然他想到会身遭不测，但绝对想不到会来的这么快，这次估计是凶多吉少了。苏轼几乎一夜没睡，呆坐到天亮。在短暂的惊慌之后，他不得不正面人生，既然要来的已强加诸身，无法摆脱，那就要做好准备去面对。他就用书写供状的纸墨，提起笔给苏辙写了《狱中寄子由二首》，相当于给弟弟的遗言和托付：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第一首述说自己身逢盛世，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身为微臣却愚蠢地自蹈死地。诗中尤其还吐露出了浓浓的手足深情，感人肺腑：中年殒命，算是提前偿还了前生的孽债，但是一家老少十多口人，从此就要拖累弟弟来抚养了。一死何足道哉，到处的青山都可以埋葬骨骸，只是当年与弟弟相约夜雨对床的盟誓再也无法实现，此后夜雨潇潇的时刻，子由只能独自伤心了。但愿与子由世世代代都做兄弟，把未了的因缘付诸来生！尤其是最后一句，道尽兄弟情深，着实令人感动。
第二首诗是给妻儿，表达对妻子儿女的思念以及对自己的伤怀，此外还有对自己身后事的嘱托。月色下的御史台监狱，寒风吹动铃铎，显得格外阴冷凄清。梦中那颗向往自由的心，依然像鹿一样的奔向云山，可是现实中的自己已命在旦夕，好像面临着滚汤烈火的鸡。眼前浮现出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个个额角丰盈，面相非凡，真是自己的好儿女。老妻与自己同甘共苦十多年，因平生没有什么积蓄而惭愧，身后只能让她独受贫苦了。听狱卒梁成说起杭州、湖州一带的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连数月为自己做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平安，这真让人感动。联想到汉代的朱邑曾在桐乡为官，深得当地人民的热爱，死前交代儿孙把他埋葬在桐乡。也希望自己死后埋葬在浙西一带，来补偿生前对杭州、湖州百姓的深深的眷恋之情！
梁成是御史台的狱卒，心地善良，很尊重落难的苏轼，几乎每晚都要为他准备一盆热水洗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照顾。按照规定，犯人的任何东西都要先交给监狱长官审查。梁成接到苏轼要求转交给苏辙的诗不敢隐瞒，把诗稿交了上去。梁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狱卒，平平凡凡的人，良心未泯，与人为善，因与大文豪的一段交往而被写入诗序，得以蝇随骥尾，名传千古！
这两首诗最后送到了神宗手里。神宗觉得苏轼这人真有意思，本来就是因诗入狱，想不到在狱里居然还有兴趣写诗。不过他读完苏东坡的诗挺满意，特别是对第一首的前两句感觉颇好，当然也甚为苏轼的兄弟之情感动。原本就不打算杀苏轼，这就更下不了手。
苏辙看到这两首诗后，感动得嚎啕大哭。
自苏轼被逮捕押往京城，苏辙就上表神宗：“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并以古喻今，“免下狱死，臣欲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到后来，参与游说救援的人员越来越多。已经退休的朝中重臣范镇、张方平上书说苏轼是国家难得的人才，有志报效朝廷，并非有意对抗朝廷，希望豁免他的罪行。宰相吴充举曹操能容忍弥衡的谩骂，提醒神宗宽宏对待苏轼：“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站出来在宋神宗面前说公道话：“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罪人，苏轼以才自奋，若对苏轼定罪，恐后世以为陛下不能容才。”当时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身患重病，也出面干预，她说：“以诗作入狱，开国百余年尚无先例”，“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神宗想大赦犯人为她求寿，太后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轼一人就够了！” 神宗也想到太祖立下的誓词，其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也使神宗有心放过苏轼。
就连那个罗织冤案干将的李定，自认在苏轼案件上功劳不小，在与其他官员聊天时也说：“苏轼了不得，十几年前的诗文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真是个奇才呀！”
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时常讥讽，而王安石和他的弟弟王安礼都能站出来为政敌说话，一方面宋人的宽容大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虽然他们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人品学识、文化修养达到了高度，其实应该是英雄相惜，互相欣赏。五年后，当苏轼遇赦北返路过金陵，专程泛舟前往拜访罢相隐居的王安石，王安石得知后早早到江边相迎。此时苏轼已然成为东坡先生，发出了“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感慨。当他们历尽沧桑，再次相聚时，两头白发，两身傲骨，一壶浊酒，执手言欢，既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清醒和大度，也是“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豁达与坦然。他们只有公怨，没有私仇！
苏轼在狱中等待结案和自己的命运吉凶，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一天晚上，他正要睡觉，忽然一个人走进监舍，一句话不说，躺在地上就睡。他以为是个囚犯，就躺下也睡着了。大概四更时分，苏轼觉得有人推他的头，那个人说：“恭喜！恭喜！”苏轼翻过身子问什么意思。那人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又神秘地开门走了，狱卒也不加以阻拦。原来皇帝无杀苏轼之意，暗中派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看到苏轼倒下就睡，而且鼾声如雷，就报告皇帝说他睡得很安静，皇帝说，我知道苏轼于心无愧。
肆
宋代司法制度已具备可称完善的“鞫谳分司”制度，相当于现代司法制度中公检法三家官署审讯、判决、监督复核分离，各司其责。犯罪官员先由御史台负责“推勘”（ 或曰“根勘”），也就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具结“供状”；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形成“判词”。审刑院复核后上报皇帝批准执行（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当然由基层官员审理，结果逐级上报、审核、批准）。
十二月，御史台按例把苏轼的“供状”以及相关证词报送大理寺。大理寺做出了“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意思是所犯罪行应当关两年牢狱，但朝廷曾不定期赦免犯罪，苏轼的罪行都在赦免之列，因此可以无罪释放。御史台对大理寺的判决极为不满，乃至有些恼羞成怒。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怎么可以不杀！负责审讯的御史台与负责判决的大理寺意见矛盾的情形下，负责复核的审刑院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审刑院的官员顶住了御史台的压力，非常鲜明地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其有效性。在新党势焰正盛之时，大理寺和审刑院能顶住御史台的政治压力，保证苏轼获得合法的处置，并不在法律之外加以重判。遭遇“诗案”当然是苏轼的不幸，但他也不妨庆幸他的时代已具备可称完善的“鞫谳分司”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培养起来的司法官员的专业精神。也许这些司法官员本来就为御史台无端构陷、因诗蒙冤的苏轼鸣不平吧？
相关部门意见相左，最后提交皇帝裁决。
元丰二年（1079年）除夕，神宗下达圣谕。据朋九万辑成的《东坡乌台诗案》载：“奉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但在流传下来的审刑院本（相当于法院判决书）《乌台诗案》的记载，文字稍有差异：“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两者的记载略有不同，虽差异不大，但也颇值得斟酌玩味。虽然审刑院本后面没有“不得签书公事”一句，但对圣旨的意思转达得更具体一些。“依断”表明皇帝认可司法机构对苏轼的判决，本应“原免释放”，但也许考虑到此案的政治影响，或者御史台的不满情绪，仍决定将苏轼贬谪黄州以示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审刑院本在“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前，有一个“特”字，透露了在法律之外加以惩罚的意思。这“特责”是特别处分，换言之，将苏轼贬谪黄州并不是一种“合法”的惩罚，它超越了法律范围，而来自皇帝的特权。说得更明白些，这就是神宗皇帝对苏轼的惩罚。当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把神宗的这一决定表述为他受到御史台压力的结果，后者本来意图将苏轼置于死地，而神宗使用皇帝的特权，给予他不杀之恩。照这个说法，神宗对苏轼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饶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宋史·苏轼传》也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照这个说法，神宗对苏轼“独怜之”，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饶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类似的表述方式在传统史籍中十分常见，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固然与御史台的态度相比，神宗的处置显得宽容，但御史台并非“诗案”的判决机构，既然大理寺院已依法判其免罪，则神宗的宽容就是遮人耳目。审刑院本使用的“特责”一词，准确地刻画出这并不是特别的宽容，说明在各方的努力下，神宗也并没有打算放过苏轼，而是给予了特别的惩罚！
然而，判决书下达，苏轼却是狂喜，因为终于不用担心掉脑袋了！李定等人则极度失望，轰轰烈烈搞了这么多天，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判决也太轻了吧！
苏轼在度过了一百三十天的牢狱之灾后，终于离开冰冷阴森的监室，走出了监狱大门，再次见到了乌台之外温暖宜人的阳光，呼吸到了自由新鲜的空气！
然而，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农历正月初一，在万家团圆的日子，由官差押送，苏轼在苏迈的陪伴下被迫离京，踏上贬谪黄州之路，从此，也开启了他人生的后半段。
另外，“乌台诗案”有三十九名与苏轼有诗文互赠的朋友亲戚受到牵连，二十三人受到处罚：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属于皇亲国戚。北宋的规矩，不许士大夫跟皇亲国戚交往过于密切）；秘书省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押送；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五年不得调任。张方平、李邦直各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黄庭坚、曾巩等十八人各罚红铜二十斤！
伍
传说凤凰每五百年，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负香木飞入太阳，在肉体经受烈火的痛苦煎熬和巨大的考验，翌日雏生，已着毛羽，第三日羽翼已丰满而飞去，以更美好的躯体得以轮回。
出狱的那个除夕之夜，苏轼一定饮了许多酒。刚刚摆脱了一场文字冤狱，酒又使他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如果让李定、张璪们看到更会当成罪证的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驰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后两句诗意思是，老子今后宁肯到塞上去骑马奔驰，也不再和你们这帮小人相争了。
这就是一个真实得出人意料的苏轼。以诗抒情，以诗写心，纵使经过千般折磨，依然以我笔写我心，此志不移，此心不改！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间最为卑鄙的冤案，是第一例实打实的文字狱，是对士大夫言论自由的疯狂打击，是新旧党人从政见分歧到互相仇根的导火线，也是皇帝与士大夫政治渐行渐远的标志。
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以及以后黄州、惠州、儋州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艰难贬谪的生活，就如一只凤凰经历了涅槃，得以浴火重生！苦难丰富了阅历，磨砺了人生，提升了境界，也开启了他文学艺术的井喷时段。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方面创作出一大批灿若云霞、光芒万丈、辉煌灿烂、流传千古的宏章巨篇，成为中国文化史的珠穆朗玛峰，展现了他难以企及、无与伦比的出众才华。正如他在题画像诗说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经此之后一次又一次贬谪磨难，也造就了苏轼面对灾祸、身处逆境时，能够随遇而安、乐观知命、超然旷达、和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被贬黄州之前，还不是我们顶礼膜拜的苏东坡。恰恰是经过这些身不由己、无法逃避的苦难，推动苏轼涅槃嬗变为苏东坡，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高原！
苦难，犹如莲藕陷身于泥塘中污浊的泥淖，不断从污泥中吸取养分，茁壮成长，就能盛开出灿烂圣洁的荷花！
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如此的苦难，就不会有苏东坡这般绚烂多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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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健君，男，现任河南省渑池县人大常委会教工委主任。作品散见各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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