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苏记】湖州爱山台：乌台诗案（上）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罢徐州知府任，他接着被任命为湖州知州，东坡没有直接前往湖州，而是先到南都去见弟弟苏辙。之后乘船前往灵壁镇，在那里为张硕的园林写了篇《灵壁张氏园亭记》。此园实为张硕的前辈所造，到张硕手中后，他继续进行建设，东坡很喜欢这处园林，他在记中感慨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只是东坡未曾想到他在此记中发的这几句感慨，成为不久后有人整他的把柄之一。

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苏轼到湖州任，他刚到任就例行公事般地给皇帝上了《湖州谢上表》。此表不长，总计不到三百字，东坡首先说：“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寘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

东坡在表中先说自己以前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为人也很笨，但是先帝不以臣鄙陋而予以提拔，所以他将努力把工作完成得更好，以此来报答皇帝对自己的信任。然而他在表中又说了如下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走出地库，看到牌坊

其实这也是几句客套话，但东坡绝没有想到他会因这几句话而招来了牢狱之灾，由此为导火索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细读东坡的《湖州谢上表》，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是有人从中发现了问题，《宋史·苏轼传》中写道：“（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这段记载记录得很简略，然此事实际却十分复杂，御史李定等人认为苏轼此表暗含攻击新法之意，同时又从他的诗文中找到一些证据。比如他在赴任途中写的《灵壁张氏园亭记》中他夸赞“古之君子，不必仕”，“必不仕则忘其君”，这乃是公然号召人们忘掉皇帝的存在。

牌坊前的装置上写着爱山广场

早在元丰二年三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就发现了苏轼诗文中有讽刺新政的词句，他在三月二十七日于垂拱殿上奏弹劾苏轼，何认为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但神宗皇帝并没有在意此事。

三个月后，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在崇政殿上章弹劾苏轼，他们给皇帝拿出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书，指出书中有很多反对朝廷之语，舒亶给皇帝上的札子中称：“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其大，不过文乱事实，造作谗说，以为摇动沮丧之计。其次，又不过腹非背毁，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无成功而已。至于包藏祸心，冤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舒亶同样说苏轼的《谢上表》有讥讽朝廷之意，他同时称因为该文流传开来，有些忠义之士读到后都很愤慨。他还夸赞皇帝实行的新法十分完美，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但他们都不像东坡那样包藏祸心。同时国子监博士李宜之也予以举报。

这里以墨为主题

此事引起了神宗的重视，七月三日，皇帝“诏知谏字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及罢轼湖，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续资治通鉴长编》）皇帝下令派员立即前往湖州逮捕苏轼。

其实神宗皇帝以往对东坡颇为看重，为什么此时却下令逮捕他呢？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写道：“王铚元祐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

如果追究神宗皇帝对东坡态度的转变，则要归到沈括那里，当年沈括与苏轼同在朝中为官，两人关系处得不错。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皇帝派沈括察访两浙，沈括向皇帝辞行时，皇帝还特意嘱咐他到杭州后要关照苏轼。

儿童乐园

沈括在杭州见到了东坡，两人聊得颇为愉快，沈括问起东坡近来写出了什么诗文，东坡拿出自己的诗作，沈括抄录一通，回京后他标出其中的违碍字句上给了朝廷，以此举报东坡对朝廷有不恭敬之意。

沈括在东坡的诗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呢？他所举报者乃是东坡所写的三首七绝《山村》：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层层的台阶，说明这里是高台

沈括认为前两首诗乃是讽刺新政中的盐法太过苛刻，使得很多人去贩私盐，或者使得一些百姓吃不到盐。第三首则是讽刺新政的“青苗法”，因为农民在青黄不接时要进城去贷款，到了秋后还要进城去还贷款，当时交通不便，往返城乡费很多时间。东坡说这使得一些人一年中有过半的时间都留在了城里，以至于带去的孩子都学会了城中人的官话，以此暗指新法耽误了农耕。

舒亶在给皇帝所上札子中也一一点出了这些问题：“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

故李焘认为李定、舒亶等人根据东坡所写诗文来弹劾他，这件事实际上肇始于沈括。好在神宗对东坡一向有好感，对于沈括的举报并未理会，但是经过后来这些人轮番轰炸式的弹劾，皇帝也认为东坡恐怕真的有问题，于是他发出了逮捕令。

石狮子介绍牌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根据《汉书·朱博传》中所载：“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

正因这个掌故，使得后世称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则为乌台。在北宋时期，御史台和谏合二为一，称为台谏，有时台官和谏官又通称为台谏。北宋时台谏由皇帝亲自任命、亲自管理，权相不能干涉。按《宋史·刑法二》所载：“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初，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

看来大案由御史台直办，中小案则由开封府和大理寺等来办理。而今皇帝直接下令命御史台派人前去逮捕苏轼，可见在当时这是一件大案。但苏轼仅是因有人从他的诗句中摘录出来一些认为是攻击新法的话，为什么要将其办成重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0一引田画所作《王安礼行状》中有如下记载：

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

上了年纪

东坡被捕入狱后，众人都怕受到连累而没人替他说话，但是王安礼却借机跟皇帝说从古以来有度量的君王都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处罚人臣，更何况苏轼本就是一位文士，他不可能有多么深的企图，如果将其严办，恐怕后世有人会说皇帝不能容纳贤才。

王安礼的这几句话说得够大胆，然皇帝称他并未深谴苏轼之意，但是他为了有人敢于弹劾朝臣，所以他同意逮捕苏轼。皇帝同时告诫王安礼说，你出门后不要再提这件事。可见皇帝并不认为东坡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只是想以此来平衡新旧两党的势力。

当时东坡还在湖州任上，他并不知道一场大祸已降临在自己头上，抓捕人员去到湖州立即将东坡逮捕。关于东坡被捕的经过，孔平仲在《谈苑》讲得十分详细：

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

是时，李定为中书丞,对人太息,以为人才难得,求一可使逮轼者,少有加意。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台卒,倍道疾驰。

驸马都尉王诜，与子瞻游厚,密遣人报苏辙。辙时为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州报轼。而僎行如飞,不可及。至润州,适以子病求医，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轼在告,祖无颇权州事。僎径入州廨,具鞾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洶洶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服,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鞾袍秉笏立庭下,无颇与职官皆小帻列轼后。二卒怀台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久不语,人心益疑惧。轼曰:“轼自来殛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无颇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僎问：“谁何？”无颇曰:“无颇，是权州。”僎乃以台牒授之。及开视之,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僎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此事无颇目击之。

登上台顶

在押运的路上，东坡两次想自杀，因为他从逮捕人的口中了解到事情比他想象得要严重，但考虑到兄弟情深，他死后苏辙也不能活，于是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后被押解到了京城。当时东坡的长子苏迈一直沿途跟随来到京城，但东坡被关在监狱后，苏迈见不到，他只能通过狱卒来把食物转给父亲。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载有如下细节：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与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盖意狱吏不敢隐，则必以闻。已而果然，神宗初固无杀意，见诗盖动心，自是遂益欲从宽释，凡为深文者皆拒之。

之前东坡跟苏迈约定，让他每天送的食物只是菜和肉，如果苏迈得到要判父亲死刑的消息，他就只送鱼。开始苏迈严格按此执行，一个多月后，苏迈到外地去买粮，他委托一位亲戚替自己给父亲送饭，但他忘了嘱咐这个约定。亲戚某次所送食物正是鱼，苏轼看到后大为惊恐，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他本想给皇帝写信，但没有门路递到皇帝那里，于是他就给苏辙写了两首诗，请狱卒转呈。按照叶梦得的猜测，东坡这么做有他的考虑，因为东坡知道自己是钦犯，狱卒得到此诗后不敢隐瞒，肯定会上报。果然他所写的这两首诗转呈到了神宗那里，其实神宗并无杀东坡之意，见此诗更为动心，他本想宽免东坡，但是还是有人从中作梗。

乘凉人群

东坡的这二首的诗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由此可知，在审案的过程中，东坡受到了刑讯逼供，两首诗的第一首为：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在这样的恐怖过程中，东坡通过写诗来转呈皇帝，这种说法恐怕靠不住，更多者，像是在交待后事。他被关押在御史台狱的那个时段，东坡的宗叔苏颂也在这年的九月被诬就狱，其关押之处与东坡一墙之隔，后来苏颂被无罪释放，他在所写的四首七律的诗题为《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闻子瞻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牍之资耳》。

虽然诗题写得很轻松，但是从一些诗句中能够了解到东坡在审问期间所受的虐待，苏颂在《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其第五首有“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可见东坡被通宵达旦审问，并且不断受到怒骂和侮辱，苏颂还在这两句后面写出如下小注：“时苏子瞻自湖守追赴台，劾尝为歌诗，有非所宣言。颇闻镌诘之语。”

现代建造手法

正因为苏颂与东坡的关押地一墙之隔，所以他能清楚地听到那些审问之人是怎样严酷地审问东坡。东坡在押受审近四个月之久，在这样的逼迫下，东坡不得已承认他的诗内有讽刺新法之意，于是御史台官员将审问结果呈报皇帝，同时建议严惩苏轼。然而皇帝看到大量的审问案宗后，却下圣旨说：“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个处罚比东坡预期得轻的多，只是贬职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呢？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营救东坡，宋方勺在《泊宅编》中载有如下事：

东坡既就逮下御史狱，一日，曹太皇诏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自闻之？”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意而言曰：‘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将留以遗后人。’二文士盖轼、辙也。”上因是感动，有贷轼意。

某天，太皇太后曹氏问皇帝为何数日以来脸现不高兴之色，皇帝叹道，变革新法有很多事情还没完善，有个叫苏轼的人，多次写成文字讽刺新法。太皇太后说当年仁宗在科考中录取了苏轼、苏辙兄弟很是高兴，便说自己今后必将这两位贤才遗留给接替皇位之人。神宗闻言颇为感动，于是他有了宽恕苏轼之意。但是还是有人不想放过东坡，《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

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

整组建筑

皇帝原本想宽恕苏轼，但当时的权臣王珪却突然向皇帝奏言，说苏轼有不臣之意，皇帝闻言不高兴，他说苏轼固然有罪，但他还不至于对皇帝不恭的程度。他问王珪何以知之，于是王就举出了东坡所写的一句诗句，以此说明东坡不把皇帝看在眼里，但皇帝却不以为意，认为诗人的诗句怎么能作如此解，更何况东坡的这首诗歌咏的是桧树，跟皇帝有什么关系。皇帝的态度令王珪不知说什么好，而章惇恰好在旁，于是他替东坡作解脱，章惇说古人说龙不只是指君主，人臣也可以称龙。皇帝也认为古代称龙的人多了去了，比如诸葛亮就被称为卧龙，所以他并没有重惩东坡，只是把他贬官到了黄州，然后来他想命东坡回朝中编国史，但是宰相面露难色，皇帝只好用曾巩来编国史。

读到这些记载，有时会让我想东坡与这些人并无深仇大恨，为什么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东坡，甚至阻止皇帝起用东坡。后世对此的解读大多是从复杂的政治背景来着眼，认为乌台诗案的导源乃是因为王安石新法所形成的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东坡属旧派人物，所以他受到了新派的打击。然而从当时的情况看，想方设法努力救东坡之人，有不少也是新派中人物，比如章惇和曾布都属于新派中的重要人物，但舒亶都曾弹劾过二人，虽然因为个人恩怨，章惇后来也打击过东坡。但如上所引，当王珪想陷害东坡时，章惇借机在皇帝面前替东坡开脱。

新法的始作俑者王安石也曾向皇帝上奏章希望东坡能得到宽恕，最早替东坡说话的王安礼乃是王安石的同母四弟，宰相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他同样几次为苏轼求情，原吏部侍郎范缜原本也被御史台列为清查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上书皇帝请求赦免苏轼。苏辙也向皇帝提出愿代哥哥受过，可以免除自己的职务。余外，还有不少的人替东坡求情，这些人分属新旧两党。因此单纯从新党打击旧党的角度来解释乌台诗案，显然有些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虽然神宗支持变法，但他也看到了新法所产生的一些弊端，于是他有了新旧两党人物并用的想法。他利用直接控制的御史台，分别打击新旧两党人物。但是御史台权利过大，使得皇帝的一些想法也不能完全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