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的臧否，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便不同，围绕着张居正，也有不少的故事、传说，其厚黑权谋之术，虽说看起来很痛快，但毕竟杜撰居多。这篇小文不作解读，不论是非，只为众友呈现发生在张居正身上，或张居正所做的几件事实，大家自有判断。
开启万历中兴的张居正，是中国历朝历代宰相或首辅中比较特殊的一位，虽说人都是复杂的，不能简单以好坏而论，但能留名史册的人物，大都有一个盖棺论定，是好是坏，是功大过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等，大致都有个评判，惟有这个张居正，执掌朝政十年，锐意改革，其推动的变法与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享有同等地位，后人说他为大明王朝续命五十年，但就是这么一个位极人臣，能力超群的人，竟然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誉之者谓之苦心孤诣、宵衣旰食，以一己之力挽大明王朝于狂澜既倒之际；谤之者谓之肆意妄为、品行低下、贪权敛财，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
对历史人物的臧否，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便不同，围绕着张居正，也有不少的故事、传说，其厚黑权谋之术，虽说看起来很痛快，但毕竟杜撰居多。这篇小文不作解读，不论是非，只为众友呈现发生在张居正身上，或张居正所做的几件事实，大家自有判断。
01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以进士出身被选为庶吉士。
所谓庶吉士，意思就是在新科进士中选取资质优异者入翰林院，观政学习，以备官选。这个翰林院其实就是朝廷的储才之地，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各部尚书、侍郎等都是非翰林出身不能任，而被选为庶吉士，更是被视为是储相，也就是宰相的预备人才了。
23岁的张居正，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很多人都相信这颗政治新星将会冉冉上升，前途一片大好，但谁也没想到，张居正自己也未料到，足足过了25年，48岁、年近半百之时，张居正才彻底执掌朝政，以首辅身份，开始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点点地推进变为现实。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熬不过，便会销声匿迹；熬过了，便是一飞腾天。
此时已是嘉靖一朝的中后期了，嘉靖对政务日益淡漠，政局也日益黑暗，嘉靖27年，严嵩担任内阁首辅，独断专行，排斥异己。
张居正先是熬了七年，其间只作了一件事，就是在25时岁向朝廷上了一道《时政蔬》，指出嘉靖一朝患有的六种病症，他希望嘉庆皇帝能勤于朝政，亲近贤臣，广开言路，振作朝纲。写得很精彩，但无人理会,张居正一片热诚之心遭到冷遇。
剩下的时间，就是他看着朝廷上的官员如何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特别是严嵩与徐阶二人。
嘉靖29年，在严嵩过70岁生日时，张居正专门写了《寿严少师三十韵》一诗，称赞严嵩“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履盛心愈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
张居正与严嵩，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水火不容。严嵩虽是奸相，但那时张居正位阶低下，与严嵩相距太远，在张居正的心目中，严嵩还是个功名显赫、谨慎小心、值得称道的长者。
徐阶则是张居正任庶吉士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后为礼部尚书，算是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
徐阶在政治上是严嵩的敌手，表面上却保持和平共处，徐阶一系的势力不断上书弹劾严嵩，而嘉靖对严嵩无比信任，嘉靖三十二年，兵部武选 司杨继盛上书严嵩十大罪状，结果遭廷杖一百，下狱三年；而张居正也逐渐看清了严嵩专权跋扈的真面目，他深感自己平生的抱负无法在这种恶浊的环境中实现，于是在嘉靖三十三年，年仅30岁时，便以养病为由告了长假，回到家乡江陵。
张居正的七年时光，就如此消磨掉了。
三年之后，张居正再入朝廷，虽还是严嵩当政，但徐阶的势力逐渐作大，与严嵩的斗争逐渐明朗，嘉靖三十九年，徐阶已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也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实际职务是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副校长，而校长，则是大名鼎鼎的高拱，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在严嵩倒台之后，三人成为朝廷上的主角，上演了一出精彩大戏。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终于被御史邹应龙参倒，徐阶成为内阁首辅，徐阶安排张居正作了裕王府讲官，裕王，即为后来的明穆宗；不久张居正又成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管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去世，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改隆庆年号，张居正晋升为右侍郎，很快便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
徐阶与高拱相对立，张居正既是高拱的朋友，又是徐阶的门生，只好采取调和立场，徐阶作为首辅，势力比较大，高拱在徐阶一系的言官攻击之下，被迫于隆庆元年五月离职回乡。
虽说高拱离职了，但高拱曾是明穆宗为裕王时的讲官，和穆宗的关系比徐阶深厚得多，当高拱被言官弹劾时，穆宗暗示徐阶出面讲情，但徐阶装聋作哑，再加上徐阶经常劝谏穆宗减少游玩，也引起了皇帝左右内侍的厌恶，在穆宗的授意下，户科左给事中张齐弹劾徐阶，说他在嘉靖时明哲保身，曲意奉承严嵩，“大节亏久”，不配作首辅，穆宗便罢了徐阶的官，打发回了江南老家。
徐阶下台后，内阁首辅是李春芳，次辅是陈以勤，张居正位居第三。不久，张居正做了一件事，他说动穆宗，于隆庆三年召回了高拱，使得高拱成为内阁的实际领袖，不到两年，李春芳退回内阁，高拱升任首辅。
高拱回来后，对徐阶依然心怀不满，抓住徐阶父子在家乡的一些所谓欺民霸产的劣迹，大做文章，逮捕了徐阶的儿子，还企图没收徐家田产。
张居正这时看不过去了，他一再致书江南的地方官，为老师徐阶讲情，有人便散布说张居正收了徐阶的儿子三万两银子。
高拱对张居正庇护徐阶很是不满，便拿这传言来讽刺张居正，张居正听到从高拱嘴里说出自己受贿，脸色大变，指天发誓否认了此事。
两人从此产生罅隙，面和心不和了。
隆庆六年，内阁中是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五月二十五日这天，穆宗坐朝，突然嘴歪眼斜，显然中风，随后穆宗由内监冯保宣诏，托孤给高拱、张居正、高仪，第二天穆宗逝世，六月初十，六岁的神宗即位，即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
在明朝政治体制中，司礼掌印太监可以执行“批朱”，即代替皇帝来批奉折，权力非常大。
本来高拱中意的这个岗位人选是孟冲，但冯保的后台是陈皇后和穆宗的生母李贵妃；而高拱只能是通过六科给事中这些言官不断上表弹劾冯保，但弹劾的奉折都落到了冯保手中，自然是没什么效果。
气得高拱在内阁办公室中大嚷，皇帝幼小，怎么能治理天下。他的意思是皇帝都被冯保这伙太监架空了，但这话立即传到冯保耳中，冯保在皇后、贵妃面前不断挑唆，使皇后、贵妃对高拱产生了不满。
在高拱与冯保的激烈斗争中，张居坦然坐观成败，他借口暑热，请假休息了。
高冯二人斗争很快揭晓，六月十六日，神宗召集大臣，由冯保传旨，指责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令其“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垮台，张居正此时出面，请求可以允许高拱使用官家驿站，而且亲自为高拱送行。
经过25年宦海风波，张居正终于接任首辅，执掌了朝政。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刚刚继承帝位的十岁小皇帝明神宗在皇官中接见了张居正，希望他“尽心辅佐”。
张居正感激涕零，当即表示一定“竭尽忠”，以报效君恩，同时申明:“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
面见之后，张居正又在《谢见疏》中再次表示:自己定“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张居正久有革新变法之企图，为何此时却一再强调要“遵守祖宗旧制”呢？这正是作为改革家的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他要恪守的祖制，当然不是正德、嘉靖年间弊端百出的制度，而是要革除这些弊端，恢复太祖洪武时期建立的一些制度而且上台执政伊始，打出这一旗号，有助于减少他推行改革的阻力。
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曾一再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擅改洪武制度。这就使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把祖制视为不可变更的“天条”，因此张居正打出守祖制的旗号，正是给自已的改革变法穿上了一层保护衣。
张居正此时思考最多的，是如何稳定局势，其实就是如何处理他与左右朝廷政局的李太后、冯保以及神宗的关系。
神宗生母李太后，出身寒微，好胜心强，对人对事都十分敏感。张居正刚刚执政，便遇上了确定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旧有的制度，庶出的皇帝应尊嫡母为太后，尊生母为太妃，即使要尊生母为太后，也不能在“太后”之前再加表示尊崇的字眼，以示区别。
张居正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难题呢？他为了满足李太后的虚荣心，打破陈规，在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并示尊崇。他建议神宗尊嫡母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生母李太妃为慈圣皇太后。两宫并尊，果然博得了李太后的欢心。
为了加深李太后对自己的信任，张居正还笼络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侯李伟。
万历五年(1577)，李伟贪污军饷，引起士兵鼓噪不满。事发之后，李太后认为此事给她丢了面子，下令严惩李伟。张居正亲自出面运筹，以李伟当众接受皇帝训斥，并保证决不重犯了事。既平息了众怒，又保全了李太后的面子。
张居正可以保全李伟的体面，却不允许他干预朝中大政。一次，边防上的某总督贿赂李伟，想通过他调往京师任职。张居正知道后，一面暗示言官弹劾某总督行贿行为，但又不指明受贿者为何人；一面又以内阁名义拟旨，虚张声势地责令言官査实复奏，吓得李伟不敢多嘴活动。
张居和冯保的关系也处理得十分融洽，冯保要维护宦官的利益，但也不像武宗时宦官刘瑾那样和朝官搞得很僵，冯保也知道张居正是栋梁之材，因此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间，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什么大的冲突。
万历四年(1576)，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在闹市凌辱百姓，正好碰上了张居正的随从姚旷，姚旷出面劝阻，冯邦宁不仅不听，反而撕毁了姚旷的衣带，张居正知道后，致书冯保，冯保重责冯邦宁四十大板，夺去衣冠，令其一年之内不得参加朝廷的重大活动，以示惩罚。
冯保尊重张居正，张居正也同样尊敬冯保。他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压制攻击宦官的朝官，以此来巩固和冯保的关系，换取冯保的信任，并劝说冯保约束宦官。
张居正和冯保联盟，确保了内廷对张居正的支持，避免了高拱当政时与内廷对立的那种局面。
对于年少的神宗，张居正则尽力加以教育和辅佐。张居正为神宗亲自编选学习材料，如万历元年(1573)年初，张居正向神宗进《历代帝鉴图说》，就是从历代帝王的言行中选录“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绘有一图，并附有传记本文和解释，这可能是最早的看图说话的教材。万历二年年初，张居正又将上一年的讲章加以删改，编成《大学》一册、《虞书》一册、《通鉴》四册呈送神宗，希望他认真阅读，接受教育。万历八年，张居正又让儒臣从明朝诸帝的《宝训》、《实录》中，选录有关治国安邦的材料，分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等40个门类，作为日讲教材。
在张居正的精心安排和督促下，神宗在初政的十年中，始终坚持经筵、日讲制度，这不仅使神宗获得了治国安民的知识，而且也密切了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神宗既把张居正看成辅政重臣，更把他看成循循善诱的师长。直至张居正去世之日止，神宗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
张居正还要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他只作了六年大学土就升任首辅，并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宗派，他只能妥善处理各派之间的矛盾。
张居正起用了隆庆年间因上书建言或得罪权贵而去职的尚书马森、侍郎杨巍、佥都御史海瑞等人，取得了一大批官员的支持与合作。在杨博的协助下，张居正迅速调整了中央主要部门的官吏人选。
万历元年六月，大学士高仪病逝，内阁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于是张居正便推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七月又调抗倭名将、蓟辽总督谭纶为兵部尚书；调多年执掌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的前辈陆树声为礼部尚书；调王国光为户部尚书，调王之为刑部尚书。
这王之是张居正的儿女亲家，但很有才干，并不与张居正搞人身依附，很得舆论好评。留任的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等也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选。经过一番调整，终于形成了以张居正为核心的执政班子。
但是，正当政局逐步稳定的时候，却发生了王大臣事件。
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神宗正在乾清宫，忽然看到一个人，神色慌张地闯入，神宗吩附左右把他拿下，一审讯，知道是蓟州来的逃兵王大臣，经过东厂的审讯，在王大臣身上搜出了藏着的刀子。
冯保正是东厂的掌门人，他对高拱恨之入骨，想乘机诬陷高拱指使王大臣入宫行刺神宗。张居正意识到如果按冯保的意图，势必株连甚广，兴起大狱，造成政局动荡，在张居正的斡旋下，先是给王大臣灌了一杯生漆酒，致其口不能出声，这样他既不能诬陷高拱指使，也不能说出冯保的唆供，最后斩首了事。
此事最终没有牵连任何一个人，一场大祸消弥于无形。
（明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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