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讲了晚清名臣沈葆桢在江西广信的成名战，战前执意要远在福建老家的妻子、林则徐女儿来同城共死，其中是否有沽名钓誉的成分，大家的争议很大。
但接着朝下讲，争议也许就不会那么大了。
因为在广信一战成名，咸丰七年六月，清廷在曾国藩的大力举荐下，晋升沈葆桢为广饶九南道道员，此时距他担任广信知府仅仅过去了一年零一个月。
比起守城厮杀，治理地方才是沈葆桢的真正强项。
他强在哪里呢？
一者极为清廉；二者刚猛残酷。
极为清廉好理解，但沈葆桢究竟能有多刚猛残酷就让人难以想象了。在道员任上，沈葆桢最乐于干的就是为民除恶盗。按清廷的惯例，抓获大盗，必须拿到明确罪证，汇报上级，然后才能处死。但沈葆桢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传令各县，凡抓获恶人，皆可以“老盗无供，就地正法”为由直接处死。
在道员任上他一天要杀多少人没有明确统计，但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后，有人为他的刚猛残酷算过一笔账，平均每天要杀五十人。
如此嫉恶如仇，地方治安倒是快速好转了，他也成了百姓心中的青天大救星，但刀下冤魂究竟有多少，世人却无法到阴曹地府去查对。
参透官场玄机的高人就此曾评价说，此公以白骨吊名也。
可以这么说，带着林则徐女婿、名臣之后的耀眼光环，加之这一套清廉刚猛的手段，在当时，谁人的官声也没有沈葆桢高。
世人对他的热爱几乎到了失去理智，疯狂的程度。
咸丰九年，清廷命沈葆桢将道员官署移驻到九江。听闻这个消息，原驻地广信的百姓不干了。为了留住沈青天，广信城内的读书人罢了考，商人罢了市，士绅们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留官局”，并且很快集资三千多两银子，制定出了规章：敢为沈大人抬轿出境者杀，敢以船载沈大人者烧。
这一奇景，古今罕见，就连曾国藩也惊叹不已，心悦诚服。
然而，在尽得民心的同时，沈葆桢却不得官心，尤其是庸官的心，但沈葆桢依旧有办法对付此等人，并且对付完了还能将自己的名声再拔升一个层次。
他用的什么办法呢？
越是前程似锦时越是敢辞官东篱，当时的浙江巡抚耆龄老是给沈葆桢穿小鞋，结果沈葆桢硬是在世人完全没料到的情况下，直接来了个挂冠而去。
这么干的时候他才三十九岁，正属于官场钻营的黄金年华。
但恰恰因为如此，世人才觉得他傲骨可佩，令人惋惜。
从事后看，这才是高明的退一步海阔天空，虽一时失去了官位，却又一次赢得了世道人心。
果然，咸丰十年，当曾国藩如愿以偿拿下两江总督的大权时，他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沈葆桢。
从某种意义上讲，沈葆桢的所作所为一度也把宦海沉浮已久的曾国藩给骗了，曾国藩深信这是位难能可贵的正派君子，可事实上呢，沈葆桢不久便让曾国藩体会到了什么是“恩将仇报”。
曾国藩提拔，清廷认可，沈葆桢一步到位直接坐上江西巡抚的大位，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李鸿章何等才干，曾国藩提拔他出任江苏巡抚，都是先署理一段时间，再实授，只有沈葆桢是直接实授。
为此，《清史稿》中称沈葆桢此番际遇为“超擢”。
客观地说，沈葆桢在仕途上的两次跃升，曾国藩都是他绝对的恩人。按照官场传统，沈葆桢理应奉曾国藩为恩主，不说感激涕零，至少该以诚相待。
但沈葆桢接下来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同治元年二月，沈葆桢上任江西巡抚不久，便“率千人赴广信阅边防”，曾国藩得知消息后深感不安，于是连忙去信告诫，大意是你不用致力于军事，平时只要练兵五六百做护卫即可。你的精力应该放在江西地方治理上，开掘财源，全力给湘军供饷。至于江西防务，湘军会全面负责，有敌情，悍将鲍超会马上驰援。
在曾国藩看来，沈葆桢是自己人，之所以提拔他出任江西巡抚，就是想让他挑起为湘军供饷的重任。
然而，此时的沈葆桢却早已打起了一套自己的算盘。
沈葆桢实质上极有官场野心，成就自己远比成就曾国藩重要。在他看来，乱世地方为官，若想摆脱成为他人棋子的宿命，在巡抚的大位上坐得牢靠，绝不能恩义行事，而要审时度势。
怎样才算最审时度势呢？
手里能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所以，曾国藩的告诫，沈葆桢压根不会听，到江西巡抚任上，他想的头等之事便是编练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这个意图很快被江西藩司李桓看穿了，藩司在给李鸿章的私信中说沈葆桢“极欲自立门户”。
就这样，沈葆桢与曾国藩的暗战无法避免地展开了。
同治元年九月，曾国荃率部与太平天国李秀成十万大军在金陵雨花台展开血战，远在安庆的曾国藩生恐弟弟全军覆没，但极度担心下，这位湘军统帅能做的也只剩下尽可能地去保障曾国荃所部的粮饷和武器弹药不缺。
然而，就在战况万分紧急时，曾国藩突然接到沈葆桢发来的一道通报。沈葆桢通报曾国藩，他已经决定，截留江西以前按月供应湘军的四万两漕银，理由是这笔钱以后要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看到这样的通报，曾国藩惊讶万分，他完全没想到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自己一向看重的人竟能跟自己来这么一手。
更让曾国藩感到意外不安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前，竟然没有以任何方式跟自己磋商，完全是不近人情、硬邦邦的先斩后奏。
有人评价沈葆桢，此人手段极“辣”，辣就辣在这里，不仅硬，丝毫不顾及情面；而且猛，根本不给人反应时间。
但曾国藩不愧是有“圣人”名的湘军统帅，虽然此事让他焦急愤懑，但最终还是用“忍”字诀将此事吞咽了下去。
他心平气和地给沈葆桢写了封私信。在信中，曾国藩一方面表示对沈葆桢组建五千人军队表示理解和支持，一方面向沈葆桢提了个折中方案，因为前线湘军太缺粮饷了，四万两银子一家一半，请给予通融。
面对曾国藩这封谦逊客气的私信，沈葆桢什么反应呢？
压根不会信，理都不理。
见私信石沉大海，曾国藩只好公事公办，给沈葆桢发公文咨商。
沈葆桢又是什么反应呢？
回文可以浓缩成两个字，不允。
公私两次沟通，竟换来这个结果，曾国藩几乎傻了，他在想，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沈葆桢了，但思来想去，独对他毫无瑕疵处。
面对这一情形，曾国藩的幕僚纷纷大骂，骂沈葆桢是绝无良心科第一名，要曾国藩马上参奏，拿掉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凭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节制四省军务，此事轻而易举。
但曾国藩最终没这么做。
之所以没做，一半是因为曾国藩的修为，一半是因为沈葆桢无形中给曾国藩带来的压力。
沈葆桢为官还有一个隐秘的诀窍，只针对近身之人，绝不得罪远处之官，加上各种手段堆积出的名声，总之他在朝野上下的声望太高了，曾国藩贸然参奏，固然能如愿，但如愿背后的汹涌非议却不得不顾及。
无奈，曾国藩只好再次以“忍”字决吞下苦果。
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一度还是认为沈葆桢仅仅是硬拙、偏激，而非恩将仇报的小人。
然而，曾国藩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又错了。
同治元年，九江开埠，每月可获数万两关税，这是江西一项新的财源。为此，曾国藩奏请提九江洋税三万两充湘军军饷，朝廷准了。
让曾国藩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老部下九江关道蔡锦青第一时间将一万五千两银子拨付过来时，沈葆桢又一次发难了。
沈葆桢这次发难的理由颇为刁钻。
他以蔡锦青事前没有到他这里批报为由，甚是霸道地要求曾国藩把一万五千两银子退回，否则，他就辞职不干了。
蔡锦青不经批报就拨钱固然不对，但也情有可原，毕竟曾国藩是两江总督，江西本就是他的辖区。但到了沈葆桢手里，这就成了把柄，曾国藩到处安插亲信，架空他这个巡抚的把柄。
面对这一套刁钻且蛮横的说辞，曾国藩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最终只好拿出“浑”字诀，以难得糊涂不计较，将这一万五千两银子退了回去。
到这时，曾国藩才慢慢体会到沈葆桢是什么样的人。
但他的预料还是远远没有到底。
同治三年年初，曾国荃所部进入围攻金陵的最关键时刻。为了拿下金陵，城下湘军数量扩充到了十万人，每月需饷至少五十万两。
但让曾国藩如坐针毡的是，同治三年以来，饷银极缺，各军欠饷已长达十多个月，士兵只能靠稀粥度日，整个攻城湘军随时都有可能彻底崩溃。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沈葆桢突然又给曾国藩来了个狠的，他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供给曾国藩。这意味着曾国藩的军饷每月骤减二十万两。
本来就急缺，沈葆桢一刀又砍下这么一大块，这是想要曾国藩的命呀！
事可一，可二，但不能在危难时刻可三，这一次曾国藩彻底愤怒了。
他罕见地给朝廷上了一份怒气很重的奏折，一说短饷极有可能导致镇压太平天国的大业功亏一篑；二驳沈葆桢拒不拨饷的种种理由及不当之处；三是罕见地把三次争饷以来沈葆桢的所作所为公布天下，大有如果我曾国藩有一点过错，不讲理，朝廷和天下人可以尽讨。
可当朝廷的回复下来时，曾国藩感受到的却不是公道自在人心，而是不寒而栗。
朝廷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曾国藩有理，但沈葆桢有难，所以江西的厘金只能一家一半。
表面上看，朝廷这是不偏不倚，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沈葆桢赢了。
到这个程度，曾国藩终于看透了沈葆桢，此人真是太老辣了，他以自己的名望，挑这个时候来叫死板，曾国藩压根就没有任何胜算，而他却是尽赢。
曾国藩若是争赢了，必落权臣的非议；争输了，必遭削夺一定的权威。
反观沈葆桢，在这个时候叫死板，而且还是以维护地方利益的名义，对朝廷的心思拿捏的可谓是何其的准，对江西百姓的心思拿捏的可谓是何其的准。
曾国藩即将功成，这时候谁敢站出来分庭抗争，必将被朝廷视为制衡曾国藩的筹码，日后必加以重用，简直是要不畏的名声有不畏的名声，要显赫的前程有显赫的前程。
虽说此举会遭到湘系人马的攻击，攻击他忘恩负义，但江西的百姓绝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百姓有时候想的很简单，谁维护地方利益，谁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
难怪这一幕发现后，众人物如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纷纷发表了私下看法——
沈葆桢这个人太会攀爬了，太会吊名了，我等自叹不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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