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在2008年3月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目录，其第2189号，为清康熙间常熟人钱陆灿所编的《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这部书是科举时代为举子学习作赋而选编的范文，无论从内容还是年代，都谈不上有多珍贵，它能首批跻身国家珍贵古籍行列，靠的是独特的印刷方式——50年来，它一直作为清代仅有的几种铜活字印刷品之一而深获史家青睐，被写入各种版本学、印刷史著作乃至中国通史。
在国家珍贵古籍目录中，《文苑英华律赋选》的版本被定为“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吹藜阁铜活字印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中有对《文苑英华律赋选》为铜活字印本的论证。他说：“清代民间使用铜活字最早，要算吹藜阁……其印本有《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在书名页与目录下方及卷四终末行，均有‘吹藜阁同板’五字，‘同板’就是‘铜板’的简写，明人或写作‘仝板’。书为虞山钱陆灿选，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钱氏七十五岁时写的自序说：‘于是稍简汰而授之活版，以行于世。’封面说是铜版，他又说是活版，其为铜活字版无疑……”认为“同”就是“铜”，“同板”就是“铜版”，是这部书被定为“铜活字本”的主要根据。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相信这种观点，直到它被评为国家珍贵古籍。其间只有在2007年，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在一篇论明代铜活字印刷于史无征的文章里，顺带提到这部书，认为“采用铜质版片的木活字印刷方法，大致延续使用至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不妨以康熙二十五年印制的‘吹藜阁同（铜）板’《文苑英华律赋选》，作为这一方法行用末期的标志”。文章认为这部书是木活字印刷的，大概是多年来仅有的对“吹藜阁铜活字版”提出的疑问，但辛德勇没有展开论证，并仍然把“同板”读成“铜板”。
“同”与“铜”都是古书中的常用字，虽然能找到偶尔通用的例子，但远非普遍现象。《文苑英华律赋选》中的“同板”在不同位置出现三次，可见是一个固定词组而不是一时笔误，如果“同”是“铜”的简写，说明此书的编校者对这一用法有强烈的偏好。但实际情况如何呢？翻阅全书，可以看到二者也是常用字，各自出现几十次，甚至有一句话里两个字同时使用的，都分得清清楚楚，该用“同”时用“同”，该用“铜”时用“铜”，没有哪处是混用的。如《天赋》：任铜史以司刻。《葭灰应律赋》：葭灰阳物，铜管阴类。又如《盆池赋》：远同千里。《舜歌南风赋》：同律吕之相生。再如《万里桥赋》：饰丹艧以虽同，彼临淮海；度轩车而既异，此对铜梁。既然书中这么多“铜”字都没简写成“同”，那么，又怎能肯定地说“同板”就是“铜板”，而且还“无疑”呢？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因此仅凭此记载，无法断定“同板”就是铜活字。
其实，要判断一部书的印刷方式，最有力的证据还是来自书籍本身。印制一部书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必会在版面上留下技术的痕迹。我们从《文苑英华律赋选》的版面上，就可以观察到很多技术特征，属于木活字而非铜活字。
首先，印刷《文苑英华律赋选》的活字不是铸造的，而是逐字雕刻的。铸字是铜活字的基本特点。只要不是铸字，我们就有怀疑理由。
其次，活字新旧杂用，有的断裂残缺，这在一些书页上表现明显。较之坚硬的铜字，木字容易损坏，坏得较轻时，印出来的字往往笔画残缺，或几道笔画顺着同一道木纹断裂；损坏严重，就需要雕刻新字更换旧字，这时会出现新字与破旧字同时使用的现象。铜字则不然。
再次，版框缝隙越来越大。如有一个右边下端断裂的版框，在卷一第七叶首次出现，右边上下交角的缝隙很小；在使用了几十次后，到卷二第五十四叶，上下交角的缝隙就很明显了。这是因为木头刻成的活字多次刷墨后慢慢膨胀，将版框撑开产生缝隙。铜活字遇水不膨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些特点，都说明此书为木活字所印。其实，从技术之外的更多方面考察，也难以找到使用铜字的理由。此书是科举用书，类似现在的中学生作文范本，这类书追求的是低成本，没必要使用比木活字昂贵得多的铜活字来印刷；康熙二十五年，正是清朝严申铜禁的时候。康熙十八年曾颁行上谕，禁止铸造铜器。民间必用之物五斤以下准许造卖，此外铜器一概禁止，犯者按律治罪。以当时的政治环境，会有人干犯法令，冒着极大风险铸造铜字去印一本并不值钱的“律赋选”吗？
因此，仅凭一个“同”字就将这部书定为“铜活字本”，实在是证据不足，难以凭信。综合各方面特征，此书仍是常见的木活字本。那么，“吹藜阁同板”几个字又该如何解释呢？考虑到封面上这几个字写在左下角，在古书中，此处文字通常用来表示版权归属，如“本衙藏板”、“三乐斋藏板”等，这几个字最有可能表示吹藜阁以某种方式拥有此书版权，“同”或是与别人共有的意思（明代的“仝板”也可能是这个意思）。当然，它也可能是当时出版业使用的、现已不知其确切含义的词语，这就需要结合其他资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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