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上有什么治学经验，只谈一些学习经历，附带谈一些感想。
先从师承关系谈起。
人类创造、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像长江大河那样不断壮大，滚滚前进。因此，要谈治学，就不应该忽视师承关系。而谈到师承关系，一般都以为那“师”应该是贯中西，博通今古，著作等身，蜚声宇内的“名师”。当然,“师高弟子强”，“名师”的指点和传授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启蒙老师的作用也不应该忽视。由于启蒙老师一般都不那么有名，因而人们往往不愿提及，这实在不太公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想先谈谈启蒙老师是怎样给我“启蒙”的。
我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他因家境清寒，十二岁才上学，刻苦攻读，十六岁就中了秀才，名列前茅。接着进陇南书院深造，很受名进士出身、以品学兼优驰誉陇右的任士言山长的赏识,在写作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都得到谆谆教诲。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他回农村教书、种田、行医。我大约只有三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认字、读书了。那时候，他已不再教私塾。我们乡间办了一所初级小学，教员兼校长，就是他以前在私塾里教过的学生，姓马。他认为这位马校长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差的一个，以己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因此，当我已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他坚决不让我上那所小学，还是要我在家里跟他学。直到十二岁，才把我送进离家十五里的新阳小学。因为他经过调查，知道这所学校的教师水平高，不至于“误人子弟”。
父亲的教学内容还是老一套，从《三字经》开始，由浅入深，无非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之类。但他的教学方法，却不无可取之处。认字，形、音、义都讲得很清楚。讲文章，不光说明大意，还从句到段到篇，讲清层次结构，理清作者的思路。讲诗词，则结合着说明如何调平仄、查韵书，掌握诗词格律。读诗词古文，都要求“眼到”、“心到”、“口到”(所谓“三到”)，咬字清晰,反复吟诵，声出金石，以领会其格调声色、神理气味。他是非常强调熟读、背诵的，理由是:第一，幼年记忆力强，多熟读、背诵一些名篇佳什，一辈子都忘不了，受用无穷;第二，熟读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古人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都是经验之谈;第三，记忆力用进而废退，经常背诵一些东西，记忆力就不断提高，反之，它就衰退了。
父亲很重视书法，因为他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吃过亏。他开始“描红”的时候，老师没有认真地教他如何摆正姿势、如何执笔运笔、如何分析每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只要“描”得维妙维肖，便给双圈。他为了多“吃圈”，就着意“描”。下腿没有垂直，双脚没有踏稳，上身倾斜，笔管歪在右侧，头低得几乎接近桌面，看一画,“描”一画，每一画都不是一笔写出的，而是反复“描”成的。由于方法错了，所以虽然在练字上花费了不少时间，但字还是没有写好，考试时文好字劣，文章受到字的拖累。后来得到一位书法家的指正，才有了进步。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了教训，用来指导我练字，从“描红”到看帖、临帖，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所以进步比较快。大约十来岁的时候，邻居们就要我为他们写春联了。
到了七八岁，父亲就开始教我作诗作文。以眼前景、身边事为题，先要求造一两个句子，过一段时间，再前进一步，要求造几个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勉强可以完篇。那时候，我基本上懂得了平仄，也会对对子，但父亲并不让我作律诗，而要我作五古、七古和杂言体的歌行。理由是，先学律诗，束手束脚，不但律诗作不好，将来作古诗，写出的东西也格调不高。相反，先作好古诗，再“运古入律”，写出的律诗也神完气足，不同凡响。
十二岁一入小学，就上四年级。算术课听不懂，其他课程也不适应、感到很头疼。不到一周，就逃学回家。父亲问明情况，便领我去见校长。校长姓胡，是我父亲的老同学，考中秀才后又上“洋学堂”。然后回到家乡创办了那所新阳高小。他了解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指派同班的几个高材生利用课余时间给我补课。由于在父亲指导上熟读了不少书，在写字作文等方面都打好了基础，思路也比较清晰，又养成了勤学的习惯，所以不多久，所有功课都赶上去了。到了五年级，就把原来给我补课的那几位高材生甩在后面，最后以第一名毕业。当时，陇南十四县只有一所省立中学--天水中学，每年只招一班新生，十四县小学毕业的优秀生都来考，落榜者十居八九，我却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入学以后，门门功课的学习都没有遇到困难，花费很少时间，就得到很高的考分，大量时间，则用于课外阅读和课外写作。
以上所谈的一些亲身经历，常使我思考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启蒙教育很重要。前人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强调指出、“先入为主”,“幼成若天性”，“田荒小苗难结实，人荒小学难成材”，“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代心理学家根据科学实验,阐明了“首次感知”在获得知识、保持记忆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如果启蒙教育没搞好，从小认一些错别字，染一些坏习气，输入一些错误观念，接受一些荒谬知识，方法不对，文理不通，思想混乱，习非成是，那就牢不可破，一辈子都难得改正。仅就写作而言，我早年教过小学和中学，后来又教了三十多年大学，凡遇上思路不清，文理不通，病句百出，错别字满篇，却一写就洋洋数百言、数千言，还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的学生，就实在没法子使他进步。以煮饭为喻，煮一锅新饭并不难，但如果已经被人家煮成“夹生饭”，你再要把它煮好,就比什么都难。相反，如果启蒙教育搞得好，那就为以后的健康成长铺平了道路。《易经》上说:“蒙以养正，圣功也。”我国有重视启蒙教育的悠久历史，值得认真研究(古人还讲究“胎教”，也值得研究)。当然，过去的启蒙教育有特定的阶级倾向和历史局限，必须批判地对待，但充分估计启蒙教育的重要性，这一点却不容忽视。根据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发扬重视启蒙教育的优良传统，把我们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搞好，这是从根本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大事。人才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教育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全党全国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重要。
幼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模仿父亲的腔调吟诵唐诗宋词，尽管不完全懂得诗旨词意，但全身心都被一种无法形容的情韵所陶醉，颇有“不知肉味”的景况。不知不觉，已经种下了爱好文学的因子。后来上小学，由于老师们的讲授要言不烦，明白易懂，因而对各门功课,我都喜欢学、有兴趣。特别是语文老师，他讲课文，既清楚，又生动，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每发作文本，都要挑选出若干作得好的在课堂上朗诵，说明好在哪里，然后叫本人用小楷抄写了再交给他。他圈圈点点，加上眉批和总批，贴在校内最显眼的地方，让全校同学观摩。这叫做“贴堂”。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贴堂”的。我对于文学的兴趣，就这样培养起来了。兴趣越高，课外阅读的范围也就越大，课外写作的次数也就越多，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的提高也就越快。几十年来，每每和自己的老师、朋友以及所接触的专家学者交谈，总发现大家所学的专业尽管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之所以在某一学科领域里取得了成就，原因固然很多，但追根究底，或者由于有家学渊源，或者由于在小学或中学里遇到了好老师，从而引起了学习兴趣，爱上了某一学科，例外是不多的。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做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既要教好书，又要教好人，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仅就教好书说，也应该具备许多条件。但条件虽多，却有主次之分。我觉得，把自己担任的课程讲得简明扼要，准确无误，使学生一听就懂，然后循序渐进，加以诱导和鼓励。从而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应该是最根本的一条。用教育学上的术语说，学习的兴趣，也就是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对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以至于“乐此不疲”，“欲罢不能”，那就不会像天津鸭子那样只等人家填他了。老师教了的，他学，没教的，他也学。学得主动，学得积极，学得有创造性。这样一来，老师只要针对学习中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偏向给以必要的指导就行了，教学任务，岂不是不难出色地完成吗?相反，如果老师的讲授学生听不懂，引不起兴趣，却硬逼着学生学那就越学越苦恼，不但完不成教学任务，还有可能摧毁学生的身心健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再谈谈学习与工作、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有些同志，往往把学习和工作、科研和教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搞工作就妨害学习搞教学就妨害科研。有这么一种论调:“我教学任务重，怎能搞科研?”甚至不顾实际情况，硬说凡是搞出科研成果的，都是不教课或很少教课的教师。按照这种逻辑，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搞出科研成果，必须解除教学任务。”这种结论，我认为并不确切。
由于受家庭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影响，我爱好文学，尤其爱好中国古典文学。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虽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用“白话’写的散文、诗歌和论文，但也经常学写古文和旧体诗词。课外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也占将近二分之一的比重。后来上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跟朱东润先生学《史记)，跟罗根泽先生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跟胡小石先生学《楚辞，跟汪辟疆先生学历代诗和目录学，跟陈罪石先生学宋词，跟卢冀野先生学元曲……主要精力，都用于学中国古典文学，在报刊上发表的，也主要是诗、词、曲方面的习作和评论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文章。1949年应陈匪石先生之约，到重庆的一所大学里教书，担任的课程也是历代诗选、基本国文和中国文法研究但1951年年初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这个学院于1953年从西北大学独立出来，改名西安师院，后来又改名陕西师范大学)工作、领导上派给我的却全是新课: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解放初还沿袭旧型大学的办法，一位专任教师必须同时开三门课)。这些课，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学，我毫无基础，只能边学边教。而在解放之初，可供参考的新书又少得可怜。记得在文艺学方面，我只找到一本巴人的《文学初步》，算是用新观点写的。既没有现成饭可吃，就只好自己动手，在反复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马恩列斯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的基础上拟出讲授提纲，然后阅读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运用多年来积累的文艺知识、参考《文学初步》之类的著作和报刊上新发表的有关文章，一节一章地编写讲稿。到了1953年秋天，几经补充、修改，数易其稿，约有三十万字，由学校打印，作为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紧接着，又由函授部铅印，作为函授教材。到了1956年，因供不应求，由校方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文艺学概论)。最近，现代文学史专家丁景唐同志的孩子丁言昭来信说：“听爸爸说，您是我国第一个写(文学概论》教材的。”是不是“第一个写”，不敢肯定，但在解放后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中，我的那部《文学概论》却是最早的。
在文艺理论课的讲稿作为交流教材印出之后，领导上便把这门课派给别的同志，又要我教元明清文学、唐宋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古代文论等等。“文革”前夕，我正在教先秦两汉文学。而从1953年以后到“文革”前夕、我还负责指导好几位青年教师的学习，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又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充当《人文杂志)的编委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等。总而言之，教学工作和其他工作是够忙的。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出版了八本书，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有人问我：“你哪来的时间搞出这么些科研成果呢?”如果教学归教学、科研归科研，在那么重的教学工作之外另搞什么科研，那的确是没有多少时间的。但对我来说，教学也就是科研。比如作家出版社初版、中华书局再版的《西厢记简说》，就是为搞好《西厢记)的教学而写的讲稿。其他著作及论文，大多数也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文革”时期，我的处境异常艰难，十多年未能接触业务，教学和科研更谈不上。1978年一得到工作的权利，就为教师进修班讲课。1979年上半年，为毕业班讲课。紧接着招收研究生，命题，做标准答案，评阅试卷，忙了一个暑假。从1979年秋天开始，一个人指导五名唐宋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来自东北师大、新疆教育学院的两名进修教师，工作量不算少。然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出版了两本新书，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以前出版的近十本书，又加以修订，有的已经出版，有的正在排印。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跟着教学任务转，先后教了好多门课。每教一门课，都根据教学需要做一点研究工作，好处是面比较宽，缺点是无法集中精力，作深入的探索。因此，尽管杂七杂八地写了一些东西，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质量。我为此感到苦恼，已经由来已久了！今后很想改变这种状况，专精一门。然而这还得看工作需要。
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同志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学习、研究，是为了搞好工作，而搞好工作本身，又是一种学习，一种科研。一个人在学校里集中学习的时间在一生中所占的比重毕竟是有限的，他能否成才，与在学校里如何对待学习有关，更与他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对待工作有关。拿教师来说，其本职工作是教学。要搞好这种本职工作，不充分备课是不行的。而备课本身，不就是学习，不就是科研吗？通过充分备课，在总结前人和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然后写出讲稿，才能讲好课，使学生有所得。这样的讲稿，在讲授中经受检验，加以修改、提高，不就是科研成果吗？大家知道，叶圣陶、夏丏尊的《文章例话》，是他们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时写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都是他在大学里讲课时的讲义。许多著名教授，都是每开一门新课，就写一部专著或若干篇学术论文。这雄辩地告诉我们：对于教师、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教学和科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不容分割，更不容对立。当然，如果教师的业务基础比较差而教学任务又过于繁重，重到没有时间备课，那么他就有理由说“我忙于教学，没条件搞科研。”但是严格地说，这种与科研不沾边的教学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教学。试想，对要讲的东西没有做任何研究，就去讲，岂不是只能拿上现成的、人家编写的教材照本宣科吗？只照本宣科，又为什么不让学生自己去看那本本呢？等而下之，连现成的教材都吃不透、说不清，又何必浪费学生们的宝贵时间呢？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领导就应该认真考虑，妥善解决。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就是另一回事。据我所知，有些人教学任务并不重，甚至偶尔讲几点钟课，却就是不搞科研，连完整的讲义都没有。在谁有一点科研成果，就给谁扣上“白专道路”、“名利思想”的帽子，谁写了讲义，就从中寻找批判材料，无限上纲的年代里，这些人不搞科研、不写讲义如果说还有客观原因的话，那么，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就应该改弦更张了。事实上，改弦更张的也是大多数。但也还有个别人不那么实事求是，遇到提职称、升工资而拿不出科研成果的时候，就寻找借口，说什么“人家不搞教学，所以有科研成果，我忙于教学，哪来的科研成果”。借口是找到了，但如果有人算硬账，算出他多年来的教学工作量比搞出科研成果的人的教学工作量少得多，就不好下台，再问他:“你既然没有搞科研，那你的教学质量究竟怎么样”，大约也不好回答。
个别人为自己寻找借口，这并不奇怪，因为那究竟是个别人。但由此鼓吹一种论调“搞教学就没条件搞科研”，这却是有害的。事实正好相反。对于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教什么，就得研究什么。要讲好一个问题，就不仅要弄清这一个问题，还得弄清与此有关的许多问题。而研究的结果，还必须在讲授中经过检验，然后加以纠正和补充。如此循环往复，教学质量就自然跟着教师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科研方面，也同时会结出累累硕果。
以上谈了一些经历、感想。经历，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请读者自己去抉择。感想，当然难免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渴望得到同志式的批评和指正。
选自《唐音阁随笔集》（原载《沈阳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