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定情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父母在北京工业学校读书，他们是同班同学。从他们日后的毕业照看，母亲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爸爸则是班里最英俊的男生。
1953年的一天，20岁的父亲鼓足勇气，将18岁的母亲约到学校后院的操场里，提出"交朋友"的想法。母亲的回答很干脆：上学期间，不考虑这件事。那以后，我的父母之间便再没有私人交往，直到转年毕业。
在毕业同学回乡的列车上，父亲拿出一个本子，请所有在场的同学签名留念，最后一个找到母亲。几年后，父亲对母亲坦言，他之所以请别的同学签名，只是为了掩盖请母亲签名的真正用意。即使在当时，我的父亲也未能鼓起勇气第二次向母亲求爱。
命运注定我的父母将走到一起。1955年，在长春工作的父亲和被分配到富拉尔基工作的母亲为了苏联援助的项目同时被派到国家电力总局，他们在北京意外相逢了。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仍然没有勇气追求爱情，他只是在周末约上一起工作的几位老同学去游玩，其中自然也有母亲。父亲在重复着毕业签名的"曲线救国"方案，这使得我家今天的老相册里保留下几张当年众同学一起逛公园时的照片。
直到这年的10月的一个星期天，一次四个同学游玩后，在回六铺口的电力总局的汽车上，父亲才悄声对母亲说，当天晚上想请她一起去中山公园。母亲沉吟了一下，便同意了。也就是那天，一对年轻人的恋爱关系正式确定了。
1996年，我迁居北京，最初住的地方便在六铺坑。母亲来的时候，告诉我，四十年前正是在那条马路上，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了母亲骑自行车。
但是，确定恋爱关系后，我的父母很快便要重新回到各自的城市，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父亲提出，去拍一张合影照片。拍照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庆祝或纪念方式，不像现在有什么事便去下馆子。
于是，便有了这张父亲和母亲的第一张合影，我视之为父母的定情照。母亲穿着毛衣，将花格衬衣的领子翻出来，父亲穿着灰布中山装，也将白秋衣的领子翻了出来，对美的追求在当年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完成了。
母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年国家百业俱兴，尚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技术人员，他们满脑子都是如何学习更多的知识，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不可能让谈恋爱这种个人私事占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母亲最喜欢的照片
我的父母在拍完定情照后便分手了，父亲去了长春，母亲去了富拉尔基。
1956年上半年的一天，母亲到北京出差，路过天津火车站时，到站台买包子吃。突然有人喊她，竟是我的父亲。原来，父亲的工作正式调到北京了，他是进京赴职。我的父母再次意外重逢，不能不说是一种上天安排好的浪漫。
再开车时，母亲便和父亲坐到了一起。父亲说，送我一张照片吧。于是，母亲便拿出了这张摄于两年前，也就是她19岁时的照片。母亲自己最喜欢这张照片。当时没有彩色摄影，母亲便将照片涂上鲜艳的色彩。照片上母亲的衣领仍是翻出在外的，这是她一贯的对美的追求的一种方式。
今天，我在北京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铅笔画，正是父亲临摹的这张照片，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1日。母亲很快又回了长春，我想父亲一个人在京的很多日子便是伴随着这张照片度过的。
父母的结婚照
1957年，我的父母都调到了位于长春市的水利电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1957年11月23日，这对恋人正式登记结婚。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因为没有钱。我的父母到哈尔滨大姨家住了两天，回来告诉同事：旅游结婚了。
随后便是将两间宿舍里的东西合到一间宿舍里，只是几块床板，几件衣服，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自己便搬了。没有添任何新家当。母亲觉得应该添两床被，当时我的外祖母有两床锻子被面在当铺里，母亲便用自己积攒的四十元钱赎了回来。
父母是从事火电专业的，当时国家的火电项目上了很多，苏联也提供了大量援助。年轻的父母决定暂时不要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是那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父母当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取得了大学本科的学历，父亲还出版了一本专业小册子。几十年后，母亲成为她那个领域中国内重要的专家，她说，基础都是在当年打牢的。姐姐和我都是在父母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决定生育的，姐姐生于1961年，我生于1968年，前者是三年困难时期，后者是文化大革命派斗时期。
因为忙于工作，新婚的父母甚至没有时间去拍一张结婚照。直到转年，也就是1958年的夏天，父母才补拍了他们的婚照。没有拖地的婚纱礼服，也没有成套的系列照片，只有这一张看不出特别之处的普通黑白照片。然而，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当时的精神是饱满的，心情是愉快的，对前途是充满了乐观精神的。虽然父亲已经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一些冲击，但远未能影响他的生活激情。
照片上，父亲穿的衬衣是伯父穿瘦了送给他的，母亲穿的花衬衣是外祖母穿了几十年的，母亲裁剪重做的。我的外祖父解放前是沈阳的一位银行家、教育家，他不会想到，自己不经意间为太太买的一件衬衣，几十年后会裁改了成为女儿拍结婚照时的"礼服"。
父母显然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它放大了挂在墙上，还洗印了寄给我的祖母。祖母长年一个人生活在另一座城市，思念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她拿着这张照片的底片到照相馆放大，但是照相馆的工作人员说：照片上的女人烫了头发，这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上级规定不许冲洗这样的照片。祖母一再央求，照相馆最后妥协了，冲扩也行，但是要把母亲的身影裁去，也就是说，只能洗印父亲那一半。我的祖母答应了。直到祖母去世，她的相册里都一直保存着一张奇怪的照片：一半是父亲，另一半是白色的暗影。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根本没有烫发，只是头发素质好，洗后一梳，便成了照片上的样子。
被镶入父亲"骨灰盒"的照片
我的父亲是1971年不堪"文革"的政治迫害而自杀的，他的父亲是当时台湾国民党的高级政府官员，他自己是"臭老九"，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那个非常的岁月里能够过得好才怪呢！
父亲是跳进炼钢厂的炼钢炉里自杀的。今天，每逢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炼钢炉出钢水的镜头都会一颤。一个人选择这种绝然的死亡方式，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刚烈的人，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绝望到怎样的程度。
父亲自杀那年，我三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断在追索关于父亲的一切，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1998年夏天，我送享年90岁，刚刚病故的祖母的骨灰回祖籍，想也为父亲立一个坟。姐姐找出这张照片给我，我拿着它去翻拍。
我注意到，照片的后面写着："给妻子，63年9月9日。63年8月影。"1963年，我的父亲正好30岁，父母结婚六年了，我的姐姐两岁了，而从题词便可以看出父母间的爱情。一个男人在结婚6年之后，还会将自己的照片题赠给妻子，在今天的生活中可能很少见了。
还是那天去翻拍时，摄影屋的人说，翻拍效果不好，不如重新拍一张。我说，人已经不在了。摄影师一愣，不自禁地说："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呢！"当时，我眼眶骤然一热，强忍着走出摄影屋，才让泪水喷涌而出。
父亲的这张照片，翻拍后被镶进了骨灰盒上，而骨灰盒的里面，放的是他当年读的一本书。父亲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骨灰，只留下我们对他的思念与爱，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愤恨。
惟一的全家福
这张照片拍于1970年秋天，我两岁半，姐姐９岁。
我们家住长春市的斯大林大街，而拍这张照片的"东方红摄影社"位于繁华的长江道上，爸爸妈妈之所以决定去那里拍照，是因为摄影社的对面便是长春最大的公园--胜利公园。拍完全家福后，一家人可以去逛公园。长江道上小饭馆很多，还可以去吃顿饭。作为工程师的父母的收入，当时一度可以使我们全家每个星期天下一次馆子，这在很多年后仍然是令母亲快乐的回忆。
从住处到摄影社，坐公共汽车有五站地。妈妈抱着我、领着姐姐坐汽车，爸爸骑自行车。爸爸之所以骑车去，是为了下车后可以一前一后驮着我和姐姐，免得我们太累。爸爸一直跟在汽车的后面骑，不断向车里的我们摆摆手，每到一站，还隔着窗户逗我笑。
就这样，我们有了这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1970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还没有过去。像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臭老九"，生活得很艰辛，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但是，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乐观的向往，尽可能在抑郁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快乐，所以才会有这全家福与其后的游园。母亲回忆说，当年逢到周日，一家人总要争取下一次馆子，花两三元钱"豪华"地吃一顿。
照相的时候，总是要强挤出一些笑容。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真正快乐地笑着的是我的姐姐，而年幼的我恐怕是被逗来逗去也逗不出笑容的。妈妈的笑是淡淡的，掩盖不住那份憔悴与忧伤，相比于她三十五岁的年龄显得过于苍老了。
父亲的眼睛亮亮的，直视前方。他的耿直、刚强，都清楚地写在脸上。从1956年开始，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对父亲网开一面。一个人的精神被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就在拍这照片后不到一年，1971年3月19日，我的父亲方正伟不堪忍受极左思潮下长年对他的折磨，跳进炼钢厂的钢炉里自杀了。
照片下角有"东方红摄影社"的字眼，那个年代"东方红"是最常见的招牌，我家住的居民区也被称为"东方红公社"。
惟一的全家福，让我们永远记住一段历史。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对于个人尊严与权利最惨烈、影响人数最多的两次践踏，其一是"二大战"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其二便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了。史料记载，至少有一亿中国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的伤害。
爸爸最后为我拍照
我早年的相片中，只有这两张是在真正地笑。一张蹲在地上小便，对着镜头咧嘴大笑；另一张将板凳举到头顶上，笑着向镜头走来。显然，那个躲在镜头后面的人正在逗我笑，我和他的关系很亲热。可以想到，他也正在看着我笑。
这个拍照的人，便是我的父亲。
当时笑着的我哪里会想到，也许仅仅是几天之后，我便永远地失去了父亲！
父亲可能同样不会想到，他将在几天之后以那种绝对惨烈得让闻者无不动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清楚的是，十多年了，从1956年开始他便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无一次饶幸"漏网"。生命的承受力是有限的，何况是父亲这种刚烈、正直的人呢？
1971年3月19日，父亲跳进了炼钢炉的铁水里，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当时，父亲未满38岁。
这两张照片，应该拍于此前的几天，一个天气较暖的初春日子里。地点是我家住的设计院家属大院，母亲当时在外地出差，父亲借回相机为我拍的照片。我三岁。
照片上的我之所以笑得那么灿烂，是因为父亲对我笑得灿烂。
父亲是爱家庭的，是爱孩子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死亡。成年后的我不断追索中国的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我渐渐懂得，宁折不屈如父亲，也只能以自杀对这个世界发出一声怒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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