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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利2018秋拍的《九皋》16件青铜器!



我们绝对相信古玩艺术品才是未来的投资首选!




1983年,在广州市



保利香港2018秋拍將隆重呈獻《九皋 - 歐美曁日本重要藏家收藏青铜器》專場。專場彙聚16件青銅重器,其中數件青銅器來自日本重要藏家舊藏,甚為珍罕;一件日本山中商會舊藏之青銅犧首夔龍紋父丁卣,器蓋與腹銘文一致,出版於梅原末治編著《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中,并配有清宮紫檀原盒,尊貴無比。另有來自玫茵堂舊藏的青銅牲耳乳丁紋簋,以及歐洲藏家珍藏的衛箙父辛尊,皆為著錄清晰,流傳有序的傳世重器,品類繁多,鐘鼎齊鳴,展現傳世之作的雄渾風采。



LOT3101

商晚期 青铜凤鸟纹觯

H 13cm 

估价

HKD 300,000 - 500,000

USD 38,339 - 63,898

来源

日本藏家旧藏


出版

《中国王朝之粹》,2004年,大阪美术俱乐部,图版第15。


青铜觯敞口,直缘,束颈,鼓腹微垂,足外撇。 口外壁饰蕉叶纹一周,颈部及圈足正中出戟,颈部以雷纹为地,出戟两侧起长冠鳯鸟纹一周,纹样上刻阴线装饰。腹部饰直楞纹,圈足出戟两侧饰尖角鸟纹一周,上刻阴线,以雷纹为地。表面绿锈层次丰富,包浆古穆。


商代早期及中期已出现变形凤鸟纹,然多作为背衬等辅助图案出现在青铜器上;至商末周初时代,凤鸟纹渐以器物之主要图案大量出现,幷有多种形式及样貌,如多齿冠型、长冠形及花冠凤纹。本器腹部凤鸟纹长冠逶迤,冠尾向后弯卷,身躯为弧形,鸟喙为闭合弯钩形,长尾后扬,长度与体驱相同,尾端向上卷曲,体躯及尾下有双足前后张开,似奔跑之姿。器足部所饰为尖角鸟纹,其角根粗大,上端尖锐如耳,无羽翼,仅有禽体外形,尾做长条后卷形,这种凤鸟纹饰盛行于商末周初。

觯为商代晚期乃至西周重要的礼器,《礼》曰:「一人洗,举觯。」《礼记.礼器》更有「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的记载。河南殷墟出土的实物曾有数例是将觯摆放于大型的尊内,见《殷墟新出土青铜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页348,可知商代晚期觯实际的使用方法。觯的形态变化幷不多样,或鸮形,或扁矮敦实,或长条修身,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觯多为扁矮敦实,至后期则逐渐修身,俟春秋之时则长条如觚矣。此件觯体量虽小,然鼓腹敦实,是典型商代晚期风格。

Lot3102

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觚

H 27.7cm 

估价

HKD 600,000 - 800,000

USD 76,678 - 102,237

铭文:「长」

来源

日本藏家旧藏

出版

《中国王朝之粹》,2004年,大阪美术俱乐部,图版第8。

觚尖唇、侈口、直筒腹、圈足外撇,足底直缘。腰部饰弦纹两匝,前后有十字形穿孔,为铸造时所留。腹、足皆有四条楞脊,部位与范线一致。全器满工,工分三段。颈上部饰蕉叶纹,近腹部饰蛇纹一周,蛇头宽大,双眼突出,尾部上卷;腹饰兽面纹,兽眼鼓胀凸出,为乳丁式样;足饰兽面纹,近腹部处饰蝉纹一周;全器纹饰以雷纹为地,蕉叶、蛇纹、兽面以及蝉纹上以阴线刻纹样。觚口径略短于腹深,足径比足高略短,这种比例当为定例,以达到全器稳定之感。圈足内壁铸有铭文「长」,当为器物所属者名。


此觚造型铸造精密,錾刻密集的云雷纹地上起浮雕般的纹样,为殷墟末期的典型特色;脰近腹部的蛇纹以及足近腹部的蝉纹,皆盛行于商代晚期,为带状、对称排列的辅助装饰,细致入微,是商代中后期典型的器物。

一近似例可参考河南安阳花园庄村2001年出土例,出版于《殷墟新出土青铜器》,昆明,2008,图第62;另可参考阿瑟.M.赛克勒收藏青铜觚,载于Robert W. Bagley着《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赛克勒收藏商周青铜器)》,华盛顿,1987,图第38; 另可参考1985年山西灵石旌介M1墓出土的青铜觚,出版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灵石旌介商墓》,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62-63,图68-70。

Lot3103

商晚期或西周早期 青铜牺首夔龙纹父丁卣

H 28cm 

估价

HKD 5,000,000 - 7,000,000

铭文:「父丁」

来源

1. 日本京都私人旧藏,1959年前

2. 日本山中商会旧藏


出版

1. 梅原末治,《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卷一,大阪山中商会,1959年,编号75

2. 《中国王朝之粹》,大阪美术俱乐部,大阪,2004,图版第20,页38


参考

伦敦苏富比,2015年5月13日,编号101


卣盖缘内束,盖两侧出二犄角,为西周早期后段出现的装饰,盖身上下饰连珠纹一周,其间铸螭龙纹两对,作回首状,螭龙纹之下填以雷纹。连珠纹之上再起弦纹一匝,盖顶铸喇叭形捉手。卣身梨形,下垂腹,高圈足,外撇。颈部装饰和盖身类同,唯前后正中饰兽首两只以作中轴。肩部两侧铸环扣,连铸提梁,提梁二端口作獏首,提梁表面饰抽象蝉纹,雷纹填之。圈足饰弦纹两匝。器身余无他饰,器身整体出青绿色皮壳,腹部间以棕红锈。器内锈层较厚,绿锈蓝锈相迭。卣盖内顶和卣父内底铸相同四字铭文,曰:「父丁」。 「」为复合氏族名,「父乙」则为先祖世系,即此卣纪念的对象。


此类器型和纹饰的提梁卣广见于西周早期,可资参考的他例有1980年山西曲沃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龙纹卣,整体和此件拍品相似,唯有带饰为平面龙纹和减地雷纹,此件拍品之龙纹为高浮雕,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卷六,北京,1997年,编号56;美国赛克勒旧藏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卣,装饰、器型和本件拍品极似,见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赛克勒所藏西周青铜礼器)》 ,卷IIB,华盛顿,1995年,页499;瑞士玫茵堂藏一件西周中期龙纹卣,形制、装饰和此件拍品类似,唯有带饰主题不同,此件饰雷纹组合而成的象鼻龙纹,见汪涛,《中国铜器(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伦敦,2000年,编号29;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早期后半段的提梁卣亦和此件类似,带饰为凤鸟纹,馆藏编号1947,0712.329。此件提梁卣附带清宫紫檀原盒,想见此卣出身之高贵。

本卣器型与周昭王卣相近,根据器上刻款,后者属西周昭王(约公元前977/975-957年)年间古铜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见《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1964年,图版38。亦可参考作册瞏卣,亦属西周昭王年间古铜器,售于纽约苏富比2013年9月17日,编号 8。参考一例,卣盖无貘式铺首,载于Jessica Rawson,《 Western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卷2B,华盛顿,1990年,图版 72;另有一例,图见《白鹤吉金集》,白鹤美术馆,神户,1934年,图版13,后售于伦敦苏富比2015年5月13日,编号101;再比一例,出自R. E. Luff收藏,售于伦敦苏富比1973年、伦敦佳士得1978年及纽约苏富比1983年12月9日,编号 52。尚可参比一例,盖上带四个貘式铺首,图录于《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s》,日本山中商会,伦敦,1925年,编号4。一例西周青铜提梁卣,与本器体例相近,2014年售于保利香港,以港币9,660,000港币成交。

Lot3104

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出戟觚

H 27.8cm 

估价

HKD 400,000 - 600,000

USD 51,118 - 76,678

来源

日本藏家旧藏


青铜觚从商代早期开始出现,至商晚期器型不断变细加高,颈部腹部逐渐收束,两者直径趋于一致。装饰纹样则从早期的简单,到中期的古朴,再到顶峰时期的具像繁密,至此开始抽像图案化。


此件青铜觚敞口,细长颈。颈部上有四条蕉叶纹,其内浮雕兽体变形纹;腹部四条出脊划分四个区域,各有一龙纹,以出脊为基线两两对称。龙圆目,头顶弯角,头下尾上,辅以云雷纹地。足部上方亦有弦纹两条,设「十」字孔。圈足上亦四出脊,上层装饰回纹,下层每个区域装饰环柱角型龙纹。龙仅有目突出,其余部分和地纹融为一体,充满云雷纹,为殷墟三期器。

Lot3105

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乳钉出戟觚

H 27.2cm 

估价

HKD 600,000 - 800,000

USD 76,678 - 102,237

来源

日本藏家旧藏


觚尖唇,喇叭口,细颈,圈足外撇亦作喇叭形,底部直缘。此觚三段装饰满工,脰部饰四面蕉叶纹,蕉叶纹中再饰蝉纹,填以雷纹,蕉叶边缘为极细的线条攒边,细致非常。腹部出四方楞,前后方楞为中轴,饰兽面纹一组,兽面双目为乳丁式样,俱填以雷纹。圈足也出四方楞,前后饰兽面纹,兽面之五官分散充盈整个画面,再填以云雷纹。 器底着铭文「」,或为族徽。整件器物铸造精密,纹饰纤细入微,高体细腰为商晚期器,参考例见殷墟妇好墓出土司巧母觚。

Lot3106

西周早期至中期 青铜牲耳乳丁纹簋

H 15cm W 27.2cm 

估价

HKD 4,500,000 - 6,500,000

USD 575,082 - 830,674

铭文:「(尺)父辛」


来源

1. 柏林D. Weismann医生旧藏,约1930年

2. 德国Hans Georg Oeder 先生(卒于1937年)旧藏

3. 纽约E. V. Thaw旧藏

4. 伦敦苏富比,1984年6月19日,编号12

5. 伦敦埃斯卡纳齐(Eskenazi)旧藏

6. 瑞士玫茵堂,早于2000年


展览

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Trésors de la Chine ancienne : Bronzes rituels de la collection Meiyintang (中国古代宝藏:玫茵堂藏青铜礼器)」,巴黎,2013年3月13日-6月10日,编号67。


出版

1. Otto Kümmel,《Jörg Trübner zum Gedächtnis. Ergebnisse seiner letzten chinesischen Reisen(纪念Jörg Trübner中国之行的成果)》, 柏林, 1930年,图版4

2. Bernhard Karlgren,《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周)》,载于《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 ,1935年,图版13,编号A 304

3. Bernhard Karlgren,《New Studies on Chinese Bonrzes(中国青铜器新研究)》,载于《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 ,1937年,图版40,编号381

4. Carl Hentze,《Bronzgerat, Kultbauten, Religion im altesten China der Shang-Zeit(中国古代的商代青铜器、祭祀建筑和宗教)》,安特卫普,1951,图版4,编号16

5. Daisy Lion-Goldschmidt及Jean-Claude Moreau-Gobard ,《Chinese Art: Bronzes, Jade, Sculpture, Ceramics(中国艺术:青铜、玉器、雕塑、陶瓷)》,牛津,1966年,图版26

6. 刘雨及卢岩,《近出金文集录》,北京,2002,编号397

7. 刘雨及汪涛,《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上海,2007年,编号82

8. 汪涛,《中国铜器(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伦敦,2009年,页203,编号98

9.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册八,上海,2012,页137,编号03826

10. Olivier de Bernon等,《Trésors de la Chine ancienne : Bronzes rituels de la collection Meiyintang (中国古代宝藏:玫茵堂藏青铜礼器)》,巴黎,2013,编号67

11. 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玫茵堂藏中国青铜器)》,卷一,香港,页158及159,编号98

12. 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认识中国古代青铜器-其于中国文化里的重要性、形状、功能与纹饰》,巴黎,2015,图版43。


簋方唇外翻,深腹微斜,颈部上下两匝弦纹,期间饰简体夔龙纹间以旋火纹,以正中高浮雕兽首为中轴对称分布,腹部主体纹饰亦以弦纹上下为栏,中间以十分凸出之平行直线交叉出菱形网格,每个网格正中饰乳钉一粒,规矩立体。簋身两侧铸牲耳,耳兽首弯钩作小珥。高圈足略微内收外撇,正中饰蚕纹,前后两组首尾相望。整器发青锈而泛灰白,间杂些许红锈,皮壳淳古厚重,非数代藏家典藏宝庋不可得。

铭文父辛,中的吴镇烽释为「尺」,见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册二及八,上海,2012,页140及86。同样器型、纹饰、铭文的一件簋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很有可能同出一穴,见Maud Girard-Geslan,《Bronzes archaïques de Chine(中国青铜器)》,巴黎,1995年,页38;同样器型、纹饰,而铭文为「父乙」的一件簋藏于苏黎世雷特伯格博物馆(Rietberg Museum),见Helmut Brinker,《Bronzen aus dem alten China(来自中国的青铜器)》,苏黎世,1975年,图版13。此三件簋形制统一,应源自同一范本,且制作时间相去不远,考以商代贵族世系传统,父乙一般为父辛先祖,苏黎世所藏或早于本件拍品和吉美所藏。台北故宫藏有一件西周早期乳钉纹簋,形制类似,也可参考之,见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编,《故宫铜器图录》,台北,1958年,上下59。

带同样氏族铭的铜器,1955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一件青铜壶,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册一,页36;另有一卣同出一处,见《周原出土青铜器》,卷十,页2181;1963年、1977年陕西陇县南村及韦家庄分别出土一件鼎、爵亦带相同氏族铭文,见徐中舒 ,《殷周金文集录》,成都,1984,编号523、524。以上四例皆出自周原,或可说明族的活动范围亦在周原附近。清宫旧藏一件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青铜簋,铭文则与此件一样,见《西清续鉴甲编》,涵芬楼依宁寿宫写本影印本,卷六,1901年,页19,唯此件纹饰形制和本拍品不同。

Lot3107

商晚期 青铜兽面纹方鼎

H 17cm 

估价

HKD 2,000,000 - 2,800,000

USD 255,592 - 357,829

来源

传出土于上世纪20年代,日本收藏家旧藏


此鼎长方体,折沿方唇,口沿窄边上立U形双耳;直壁平底,腹壁微内收;四隅、四壁中央各铸有一条扉棱,腹壁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圈鸟纹,下部为卷角兽面纹,纹饰均以云雷纹衬底;四条矮柱足。因内壁有「」铭文,故名。「」当为族徽铭文,因为此铭迄今为首见,故暂时不能释读。


方鼎是青铜礼器中的核心器物,它在整个商代和西周前期的礼器组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明贵贱,别等列」的标志。青铜方鼎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上层时期,流行于商至西周中期,其后逐渐衰落。

根据类型学研究,青铜方鼎演变规律为:时代越晚,腹深趋浅;柱足趋高,进而大于腹深。方鼎与小屯M5:834,妇好小方鼎形制接近1(图一);将二者比较,前者腹部趋浅,足部趋高,口沿平折更加明显,说明时代晚于后者。众所周知,小屯M5时代为殷墟二期晚段。另外,此方鼎颈、腹部纹饰均采用平面剔地装饰技法,未见任何浅浮雕装饰,此种装饰手法一般在殷墟二、三期比较流行。综合形制、纹饰等方面信息判断,方鼎时代可确定在殷墟二、三期,属商代晚期器。

方鼎铸造精美,器形规整,纹饰低调而质朴;最难能可贵的是铭文首见,为商周金文增添了新的研究资料,是一件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的商周青铜精品。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四-2;线图转引自岳洪斌:《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图一〇-4。

斜方格乳钉纹铜鼎,窄沿方唇,深腹圜底,口沿上有一对立耳,三柱足。颈部饰云雷纹衬底的变形夔纹,腹部饰斜方格乳钉纹,乳钉低平。其颈部所饰变形夔纹与安阳小屯M18:'14'盘纹饰 、殷墟郭家庄M160:'33'簋 的颈部和圈足纹饰相同,前者时代为殷墟二期,后者为殷墟三期。另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06器先鼎 (图一)的形制、纹饰几乎与此鼎完全相同,二者时代应该相近。此鼎时代上限可到殷墟二、三期,下限为殷墟四期,属商代晚期器。

这件斜方格乳钉纹铜鼎,是商代同类风格器物的代表,其铸造精良、器形规整、纹饰细腻华美,是商周青铜艺术的精品。

Lot3108

商晚期或西周早期 卫箙父辛尊

H 31cm 

估价

HKD 6,000,000 - 8,000,000

USD 766,776 - 1,022,368

铭文:卫箙父辛

来源

1. 日本京都川合定治郎旧藏

2. 荷兰藏家Dr.A.F Philips(1874-1951)私人旧藏

3. 伦敦苏富比,1978年3月13日,编号21

4. 重要欧洲私人珍藏

出版

1.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补》,645,(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1980年

2.[日]梅原末治:《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2.135,(日本)山中商会,1959-1962年

3.刘雨、汪涛:《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16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4. [澳]巴纳、张光裕:《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1408,(台湾)艺文印书馆,1978年

5. [日]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总览》,觚形尊20,(日本)吉川弘文馆,1984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05748,中华书局,2007年

7.严一萍:《金文总集》,4698,(台湾)艺文印书馆,1983年

8.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B032,齐鲁书社,2009年

9.《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14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0.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下),4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1.刘雨、沈丁、卢岩、王文亮:《商周金文总著录表》,6276,中华书局,2008年;

12.严志斌:《商金文编》,574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商周青铜器中未见有将「尊」作为专名之例。以尊作为具体器类名始于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但是其具体器型尚未固定;与现时称之为尊的青铜器器类相合,以尊作为专名者,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可能是始自《博古图录》。1941年,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最终将「尊」与觚、觯、壶、罍等酒器幷列,使之成为单一器类的专称1。尊的用途,自宋代始就认为是酒器,学界无异议。根据考古资料来看,青铜尊作为随葬礼器流行时间从商代前期偏晚到西周中期。

卫箙父辛尊,属于觚形尊,大口筒状三段式,腹微鼓,圈足外侈,通体有四道扉棱。颈饰仰叶纹,仰叶纹内填以倒兽面纹,仰叶纹之下饰夔纹一周,腹饰下卷角兽面纹,圈足均饰曲折角兽面纹。圈足内壁铸「卫箙父辛」4字铭文。此尊与湖北随州叶家山M27出土的鱼伯彭尊形制、纹饰几乎相同,唯后者颈部所饰为一周鸟纹2(图一);与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村窖藏出土商尊的纹饰风格也十分相似3(图二)。通体装饰四道扉棱的觚形尊,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综合论之,笔者将卫箙父辛尊的时代确定为西周早期。

为族徽,象矢器内受矢形或从二矢或从三矢,矢羽或露器外或藏于器内,应释为「箙」字。《周礼.司弓矢》郑注:「箙,盛矢器也。」《说文解字.竹部》:「箙,弩弓矢箙也。从竹服声。」「箙」见于甲骨卜辞之中,其为族长名、国族名,时代从武丁到武乙、文丁;「箙」族徽器目前发现15器17拓铭文,其中3器传出安阳,1器出土于安阳,余皆出土地不详,其与甲骨卜辞中「箙」时代、性质一致,为方国、族、氏名4。卫箙父辛尊铭文表示的当为「卫」与「箙」两族缀联盟姻,给日名为辛的父辈所作之器。

卫箙父辛尊原藏日本京都川合定治郎氏,其收藏的中国文物多次出现在梅原末治等的著录之中,现在可见有商周青铜器、汉魏有铭铜镜以及唐代佛像等,所见文物级别均很高,可见川合定治郎应该是一位收藏中国文物的名家。但是,笔者遍查相关资料,其人其事几乎无记载,据相关数据推测,其应该是与日本山中商会大约同时期的人物 。

我们知道,日本山中商会是横跨欧美亚叱咤风云的古董大鳄,其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伦敦、巴黎等地均开有分店或开设代理店。1901年在北京设分店之后,迅速发展成为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商。山中商会先后在中国活动「淘宝」历时30多年,据调查,这段时间也是中国文物最精华部分流失海外的最重要时期,除了业内人所共知的卢芹斋的推波助澜之外,山中商会毫无疑问首当其冲。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把日本推向深渊,山中商会也厄运临头。美国旋即对日宣战,同时查封日本在美国的相关资产,山中商会纽约、波士顿及芝加哥三分店的全部库存,被悉数作为敌国产业为美国政府没收并于1943年公开拍卖,山中商会先后在中国30多年「兢兢业业」所获得的,包括许多重金购买的数以千计的艺术珍品,随着声声拍卖落锤敲击声的响起,流散于世界各地,不同藏家以及博物馆之手,有的则下落不明。

前述,京都川合定治郎氏与日本山中商会大体同时,那么其所藏的中国文物也应该是20世纪初期入藏的,至于川合定治郎所藏文物是否与山中商会有关系,现在还不可考。卫箙父辛尊后被荷兰藏家Dr.A.F Philips(1874-1951)珍藏,1978年3月13日见于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被人拍得。根据相关的时间节点推断,此尊最有可能是20世纪初流传出境的,而且最迟在1951年前就被荷兰藏家带到了欧洲。

此种通体装饰扉棱、纹饰奢华的青铜尊,在商周时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西周早期,青铜尊作为酒器的核心,与卣相配,形成「尊卣」组合的固定搭配,而且它们纹饰、铭文多相同。这一时期多可见铸造奢华的青铜尊,且多见长铭,享誉海内外的何尊就是此类青铜尊的代表。2015年10月6日,保利香港秋季拍卖会——中国古董珍玩专场拍出同样风格青铜尊一件(Lot3524),成交价格为1239万港币,可资参考。

卫箙父辛尊铸造精美,纹饰华丽,是商周时期青铜尊不可多见的精品;如此高规格等级的青铜尊,流传有序,且从海外重回华夏,可谓一大幸事;再者,此尊所属的「箙」氏,是商周时期绵延数百年的方国大族,此族青铜器非常罕见,于是就更显得弥足珍罕了。总而言之,卫箙父辛尊是一件聚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于一身的青铜器珍品。

1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深圳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礼乐汉东——湖北随州出土周代青铜器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年:112-113页。

3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年:526-529页。

4 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92-310页。

Lot3109

商晚期 斜方格乳钉纹铜鼎

H 20cm 

估价

HKD 1,200,000 - 1,800,000

USD 153,355 - 230,033

来源

2003年购于香港

此鼎所饰纹饰最具特点,一般称之为「斜方格乳钉纹」,故名为「斜方格乳钉纹铜鼎」。斜方格乳钉纹最早见于殷墟二期,最先在殷墟地区出现,其后开始流行,影响范围逐步扩展到关中、陕北等地区,主要出现在鼎、簋之上。其流行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

Lot3110

西周晚期 镂空环带纹柄青铜铺

D 27.5cm 

估价

HKD 800,000 - 1,200,000

USD 102,237 - 153,355

来源

2003年购于香港

此器形似豆,直口浅盘,窄折沿,粗高柄,圈足外撇。盘壁外饰单行重环纹,高柄铸成镂空环带纹,故可将之命名为镂空环带纹柄青铜铺。此青铜铺与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1号窖藏出土微伯铺形制、纹饰几乎相同 (图一),唯器柄略显臃肿;同时又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出土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2号墓(图二)的晋侯对铺 ,形制、纹饰近同。上述二器前者时代为西周中期,后者时代为西周晚期,审慎起见,将此青铜铺的时代确定为西周晚期。

这种器物一般将之归为豆,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柄部穿镂成各种花纹,器腹(即盘腹)皆甚浅,平底,与豆之形制相同。有铭文者自名为「」、「铺」、「甫」、「」、「」等,均以甫为声。有学者认为此种器物可能为典籍中所载之「笾」或「簠」,但是两种说法均不尽如意。既然此种器型尚难与典籍中某种器名相印证,故可径以其自名称之,可统一称之为「铺」,其为盛食之器。因为此种器物亦有自名为「豆」者,故将之归为豆类也是适合的。青铜铺始见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镂空环带纹柄青铜铺铸造精良,纹饰精美,是不可多得的青铜器精品;其器形规整,是西周青铜铺代表作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Lot3111

汉 谷纹玉璧及青铜龙首玉壁座

H 48cm D 28cm 

估价

HKD 500,000 - 800,000

USD 63,898 - 102,237

来源

香港藏家旧藏

汉代谷纹玉璧,青玉质,玉色纯净。器表采用减地浮雕出排列规整的谷纹,谷粒饱满和谐,雕刻深浅一致、遒劲自然;器内、外缘各有一道突起的素缘;表面多处可见鶏骨白沁色。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件玉璧配有一青铜龙形座,圆形底座上立一根扁方体的支杆,杆顶部装有左右对称的弧形凹槽,两端饰龙头;玉璧嵌在槽里,可装可卸。这样配置的玉璧,在整个汉代玉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孤品。玉璧主人为其配备青铜龙形座,据此推测,玉璧或是主人心仪、珍爱之物,或者对其有特殊的意义,需要时时观摩把玩。

玉璧是中国古代玉器中最为常见且流传最为久远的器类之一,其存在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玉器制作史。玉璧在距今6000多年的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且制作较为精美。其后绵延发展于殷商、两周时期,至两汉时期玉璧发展达到鼎盛。据《说文解字》载:「璧,瑞玉,圜也。」《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璧圆,象天。」故可知玉璧是古代礼仪中祭祀天的瑞器。谷纹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玉器之上,像是谷物发芽的样子,当是农耕文明发展的产物,又因其形似蝌蚪,故俗称「蝌蚪纹」,汉代以后少见。此件玉璧的琢磨工艺是非常典型的汉代「游丝毛雕」技艺,整器制作规整、古朴、大方,是汉代玉璧的典型代表。


《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汉代时祭祀上帝、天神太(泰)一,用玉璧。可见玉璧在汉代祭祀用玉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汉代玉器是一种礼仪用器,玉器作坊均由皇室或者王室控制,生产出来的玉器也仅供皇室或王室使用,民间不得使用。笔者查阅相关数据,汉代玉璧直径在20厘米以上者,均出自以江苏徐州汉代楚王陵、广东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等为代表的墓葬之中,上述均为汉代时期封于地方的诸侯王或配偶墓葬。此件玉璧直径达28厘米,在所见汉代玉璧中属大型玉璧,故推测其使用者当是皇室或者王室成员。

汉代玉璧配器座,迄今仅见此一套,在整个汉代玉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孤品。青铜龙形器座简约而华贵,光素无纹的器座与动态十足、铸造精美的龙头,再将古朴高贵的谷纹玉璧置于其上,二者相得益彰,动静间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是十分罕见的汉代礼器。

Lot3112

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鬲鼎

H 21.4cm 

估价

HKD 2,500,000 - 4,000,000

USD 319,490 - 511,184

铭文:「且(祖)戊」

来源

1. 法国Louis Depagne旧藏, 1983年前

2. 伦敦Cukierman旧藏

出版

戴克成:《Archiaic Bronze Vessels from Private Collections(私人收藏青铜器)》, 2012, 巴黎

鼎口上双立圜顶耳,略外翻,折沿,方唇。鼎腹分三档,略呈袋形。铸三条柱足,各足顶上鼓腹,以云雷纹为地,共饰三组「兽面纹」。兽角两端内卷,呈卧蚕形,双目如圆豆外鼓,鼻孔上翻。此兽面尚余牛首之形,可见兽面演化源流。兽面两侧,饰倒立「夔龙纹」各一,兽面以夔龙纹上再饰以阴线纹样。后足上鼎腹内壁,铸有铭文三字,「且(祖)戊」,本鼎以「」为族徽,其为祭祀先人号称「且(祖)戊」者所作的宗庙盛肉用器。

本鼎形制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颇为流行,与殷墟晚期早段小屯M239,及殷墟晚期后段殷墟西区M1713鼎,后者载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北京,2008,页366-7,图196;可参考例另见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数例鬲式鼎,如商后期 □父癸鬲鼎 、商末周初父己鬲鼎等;另一形制较小例可见Robert W. Bagley着《Shang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阿瑟.M.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器)》,华盛顿,1987年,页486-9,图93。

Lot3113

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鬲

H 15cm 

估价

HKD 800,000 - 1,200,000

USD 102,237 - 153,355

来源

1. 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旧藏,德国

2. 佳士得纽约,1985年12月2日,编号第74

3. 法国私人藏家旧藏

鬲敞口微侈,束颈,双立耳,鼓腹,分档底,下承三柱足。颈下起弦纹两道,袋腹饰三组饕餮纹。饕餮乳丁状双眼,向上凸起,眉、耳、鼻、及两颊作浅浮雕,兽耳呈翼状末端尖锐上扬,凸起部份饰以阴线纹样。

鬲本为炊食器,最初为陶制,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出现,直到商周时期还十分盛行,其形状多为侈口、圆腹、三个袋状足,有的颈部有双耳,使用时,三袋状足下直接燃火煮食。鬲的器形与鼎相近,区别在于鼎有实足,鬲是袋形足。从其相似的功能与形状来看,鼎应由鬲发展而来。一般来说,腿长裆深的陶鬲年代都早,可以直接支于平地,便于填柴引火。

铜鬲具有礼器性质,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铜鬲演变规律明显,早期铜鬲多无耳,到商代后期口沿上一般加两直耳。西周前期的鬲仍保留两耳,多为高领,短足,到西周后期又成无耳,幷多在腹部饰以觚棱。商周之际,兽面纹以结构严谨,精致巧妙而著称,是青铜装饰图案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本器饕餮纹比例均匀,满布袋腹,双目突出,形象强势有力,为小巧的器型赋予神秘气息。

西周中后期,鬲盛行,常成组随葬,且一组铜鬲的大小、形制、铭文大体相同。春秋战国时期,铜鬲常以偶数组合(二、四器)与列鼎(五器)一同随葬。战国晚期以后,铜鬲逐渐消失。西周时期另有方鬲。与本件饕餮纹鬲相似者可见山东腾县一较大型例,载于《商周时期青铜器·五》,鬲,卷5, 台北,1990,第88页,图32.

Lot3114

西周末 青铜霍姬媵旅匜

H 17cm L 37.2cm 

估价

HKD 2,000,000 - 2,800,000

USD 255,592 - 357,829

铭文:「叔男父作为霍姬媵旅匜 其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邢」

来源

1. 巴黎林忠正旧藏,1854-1906

2. 巴黎M.M. Durand Ruel,1902年1月27日-2月1日,编号852

3. 巴黎M. Raymond Koechlin(1860 - 1931)旧藏

4. Hôtel Drouot, 巴黎, 1926年9-11日,编号205

5. 伦敦苏富比,1990年12月11日,编号7

6. 佳士得伦敦,1998年11月16日,编号147

出版

汪涛、刘雨编:《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341号。

本匜器身瓢形,前有长流,微微上仰,曲口,浅腹,圆底。后接夔龙形鋬,龙口衔匜沿作探水状。龙首有角,龙尾外勾,龙身近首处饰横向窃曲纹,其下依弯弧的背脊阴刻窃曲纹饰,呈上宽下窄之效果,器腹饰双层窃曲纹,下承四只兽足。器内錾刻二十二字铭文「叔男父作为霍姬媵旅匜 其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邢」。

匜为祭祀活动之礼器,存世较少。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晚期,流行至战国。商周人于宴前后,要行沃盥之礼,其时,需以匜注水于手,弃水承于盘。本器造型由兽形演变而来,器形朴素大方,纹饰简洁。本器流转至欧洲逾百年,来源清晰,递藏有序,颇为难得。同类器可参考 Jessica Rawson着,《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阿瑟.M.赛克勒收藏西周礼器)》,1998,华盛顿,图版第120。另一件同铭文匜现藏于故宫。

Lot3115

汉 青铜胡人铜灯

H 31.4cm 

估价

HKD 3,500,000 - 4,500,000

USD 447,286 - 575,082

来源

纽约苏富比,2008年3月18日,编号47

出版

《千禧年清玩雅集收藏展》,2000年,鸿禧美术馆,页221,编号125

胡人铜灯塑一跪姿人像,人物昂首蹙眉,首覆螺旋状发,杏仁状双眼,宽鼻,耳垂穿圆孔,眉毛及胡须以阴线雕刻而成。其左手执一长杆,一龙蜿蜒盘曲绕行其上,杆顶为龙形鐎斗;其左手亦托举一量器状灯,头顶起一圆柱状承托,腹部圆鼓,腰间系一带状兜布,其上以阴线雕刻网纹,其双脚扁平立,脚尖立于身后,与双膝及杆底呈五点支撑全身。通体覆盖蓝绿色、赤色锈班。

青铜人物中罕有细致刻画面部之例,本例中之螺状发、长须特征显示其人物应非属汉地。云南曾出土数例青铜人物,然其人物面部特征相异。一参考例见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一青铜跪姿人像,此例人物同样为跪姿,造型卷发,面部有须,腰部系有束带,李学勤在其所编着的展览图录(《The Glorious Tradition of Chinese Bronzes (中国青铜器光辉传统)》2000年,新加坡,图第99)中,认为其应为中亚、或胡人等游牧民族之属。亦有认为其双脚卧于膝下之造型与三星堆出土的跪姿人像相近,或可上溯至西南地区之铸造传统。

安徽合肥出土一例青铜人骑辟邪其造型与本例相近,见于王子云着,《中国雕塑艺术史》,北京,1988年,图156。另一例青铜跪姿人水注中人物五官与服饰与本例相近,唯人物双手执水注,载于喜仁龙(O. Sirén, )《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Sculpture(中国早期艺术史:雕塑卷)》, 伦敦, 1929-30, 卷三,图3A。广西梧州市博物馆藏有一羽人铜灯,造型为跪姿人物头顶一三足灯,下承虎背拱座,出版于《中国青铜器全集》,卷12,图100,可资参考。

Lot3116

商晚期 青铜爵杯

H 21.5cm 

估价

HKD 50,000 - 80,000

USD 6,390 - 10,224

来源

日本藏家旧藏

《说文解字》云:「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故可知爵杯是中国青铜器中典型的酒礼器。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酒器,通行至西周。本器宽流与尾皆上翘,近流根部口沿设两三角菌形顶柱,深腹圆底,腹内侧设弧形扳,鋬下有铭文,锈迹覆盖而不识;下设三棱锥形三足。腹部一周饰有三道弦纹。本器为青铜爵中装饰简洁者。可参考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769号墓出土一例弦纹青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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