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宏
编者按 潇湘晨报时间线版面推出“趣说湖湘”专栏。专栏内容选自2020年一季度“湘版好书”《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作者为罗氏第二十代传人、广州大学教授罗宏。罗宏教授对书里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以鼓磉洲罗氏家族为线索，更加生动有趣地解读湖湘文化。
罗汝怀是鼓磉洲罗氏第十五代传人，以朴学名世，属同时代湖湘学人中的另类。他是拔贡出身，早年就读城南书院，是贺熙龄的高足，左宗棠的师兄和连襟。贺熙龄执掌城南书院的八年，也是城南书院的辉煌期，不仅培养了罗汝怀，还培养了左宗棠、邹汉勋、丁取忠等优秀弟子。就贺熙龄自己的治学而言，更强调义理求索，与罗汝怀偏重考据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训诂技术上，对罗汝怀的指教有限，但他却在治学方向和目的上影响着罗汝怀，使考据不落入为考据而考据的泥潭，最终指向经世致用，这是罗汝怀终身受用的。
在城南书院岁月里，他与贺氏家族建立了密切的情谊。贺家是当时湖湘最有文化影响力的家族，包括陶澍、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何凌汉、劳崇光、罗泽南、邓显鹤、唐鉴、江忠源、郭嵩焘、魏源、黎培敬、丁善庆、郑敦允等湖湘一流英杰人物及家族，都与贺家有姻亲师友关系。罗汝怀等于进入了湖湘最高层的官僚圈和文化圈。也就在这个交际圈，他认识了湖南著名的文献学家邓显鹤，非常投契。后来，他和邓显鹤等人做了一件文化大事，发掘整理《王船山遗书》。
邓显鹤乡邦情结极浓郁，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收集整理湘文献中。他听说湖湘大儒王船山留下篇幅浩瀚的遗书，一直在搜寻。正好罗汝怀也在行动，他与同年密友欧阳兆熊在湘潭发现了王夫之的遗著线索。原来，王夫之的后人王世全也迁湘潭，大家就成了乡亲。一日聊天，欧阳兆熊听王世全说，王夫之六世孙王承铨藏有直系先祖的各种遗著，大喜过望。和罗汝怀一商量，就想到了邓显鹤。他们知道，邓一直在搜集地方文献，也收集到一些王夫之遗诗，还到处打听王夫之遗著下落，这下可好，无意间发现了宝库。他们还知道，邓显鹤背后是陶澍，是个大金主，要整理出版王夫之遗著，非有雄厚的资金不可。邓显鹤人脉广，面子大，必须得他来张罗才行。于是，立即将消息通报了邓显鹤。
欧阳兆熊立即带着王世全找到了邓显鹤。听罢原委，邓显鹤万分激动。一年前，他便和密友，两江总督陶澍做了沟通，达成挖掘王夫之遗书的共识，还预见性地请陶澍题词：“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没想到，突破到来的这么快，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他立即与欧阳兆熊和罗汝怀达成了合作意向，组成了整理刻印王船山遗书的核心班底：审阅：邓显鹤、沈道宽、何绍基、毛青垣、吴半江；编校：邹汉勋、左宗植、汤彝、马敬之、左宗棠、欧阳兆熊、罗汝怀、袁芳英（余为校对等，略）。要说明的是，编校就是责任编辑，承担着一字一句编辑整理遗书的职责。
一个载入史册的文化抢救工程就这样启动了。三年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船山遗书》首次全集性地刊刻成书。也就是前一年多，陶澍病逝,享年60岁。陶澍是此次王船山刻书的幕后支持者，在他的表率号召下，一大批湖南籍官僚都为刻书捐资赞助，这也是陶澍对湖湘文化重大贡献之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掀开扉页。危难时，湖南人挺身而出的时机到了，以王船山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湖南人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湖南士子而言，这可谓寻找和建构精神教父的行动。后来的历史表明，湖南人为树立王夫之的正统思想圣人地位，前仆后继达八十年。可以说，不理解湖南人对王夫之的推崇，不理解王夫之对湖南人的精神滋养，就无法理解湖南人的百年辉煌。在湖南民间，邓显鹤、罗汝怀、邹汉勋这样的文化耕耘者，则在全力建构湖湘的文化话语体系。罗汝怀的故事，只有在这样的视角下叙述，才有深度。
罗汝怀和邓显鹤的共同事业不仅局限于整理王船山的遗著。李元度回忆说：“道光己亥庚子间，元度读书岳麓，其时邓湘皋方丈辑沅湘耆旧诗，而研生先生助之搜掏。元度方少，未获操杖，屡聆绪论，然心向往之。”在罗汝怀的协助下，邓显鹤基本完成了《沅湘耆旧集》，只剩下一些扫尾编辑工作。这是一部自元代以来湖南人的诗歌总汇（当然经过筛选），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湖南人的心灵文献。邓显鹤去世后，罗汝怀又独立主编了二百卷的《湖南文征》，荟萃元明至同治年间湖南名臣儒士之文章四千余篇，涉及八百余人，弥补了《沅湘耆旧集》只收诗之不足，为研究湖湘文化保留下了珍贵的文献。罗汝怀因此成为不能被遗忘的罗家子弟。
对于罗汝怀的学术地位，郭嵩焘有很高的评价。他充分肯定罗汝怀的考据学成就，认为是填补了湘学的薄弱领域，“开楚文教之先”，“乾隆、嘉庆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有郑、许说文之学者，君居石潭万山中，承其遗论，独以治经必先识字，耑意潜思，受成于心，不假师资。年三十四充丁酉科选拔贡士，则君学已成矣。所著书曰《周易训诂大谊》，曰《禹贡议案》，曰《毛诗古音疏证》，曰《汉书沟洫志补注》，曰《古今水道表》，曰《十三经字原》，曰《六书统考》，皆粗具其义例。湘乡曾文正公、道州何子贞编修，有国朝经师之遗风。”
罗汝怀的治学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汉宋之学在湖湘的文化纠缠，标举着湖南人以独特方式对汉学的接纳。就三位写入《湖湘学案》的罗家人，罗典、罗汝怀、罗正钧而言，也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学脉关系，具有独特而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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