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初，要完成统一大业，有两种选择：
一是先南后北，即先消灭南方各国，再回兵向北，灭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
一是先北后南，即挥兵北上，收复燕云，拒契丹于长城以外，再回兵南下，消灭南方各国。
太祖和赵普在选择统一战略时，参考和借鉴了后周大臣王朴的统一计划，以至元代历史学家胡三省说：“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诸国，皆如王朴之言。”
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命群臣计议统一之策。
王朴在显德二年(955)四月上书，建议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计划。
王朴建议，由易入手，先易后难。
具体步骤是：
先取江南（南唐），再下岭南（南汉)、巴蜀（后蜀)，南方既定，移兵攻燕云，最后以强兵制伏北汉。
周世宗看后很赏识王朴，决定采用他的统一计划。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能够完全按照王朴的建议去做，以致清初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在《周世宗论》中说，世宗“固未尝用朴之言”。
其实，说周世宗全如王朴之言也好，说他固未尝用王朴之言也好，都不对。周世宗先攻后蜀，再攻南唐，是依照王朴之言去做的，收取淮南十四州后，即北上攻取关南之地，与王朴之言不合，其原因是契丹时时窥测后周边境，出兵南下，使北方形势紧张，世宗不得不根据客观实际而改变计划。
但无论如何，作为周世宗柴荣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王朴，也受到宋初君臣的崇仰；王朴提出统一计划的著名的《平边策》，受到周世宗的重视和采用，也就不能不给宋初君臣以很大影响。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不久，建隆元年（960)八月，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到京师朝见。
当时，太祖刚平定李筠在泽、潞的反抗，打算乘胜进攻北汉，因此私下向张永德征求意见。
永德说：
“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契丹，先绝其援，然后可图。”
太祖听后称善。
接着，九月李重进反，征北汉一事遂搁了下来。当年十一月，平定李重进的反抗。
不久之后，有一天，天下着大雪，太祖和弟弟殿前都虞候赵光义来到了赵普家。赵普在堂上铺设重裀，三人席地而坐，炽炭烧肉。赵普的妻子和氏行酒，太祖呼之为嫂。
赵普问太祖：“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太祖说：“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说：“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太祖曰：“吾欲收太原。”
赵普默然不语，过了许久才说：“非臣所知也。”
太祖追问他为什么这样说，赵普回答：“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太祖笑着说：“吾意正尔，姑试卿耳。”
于是，决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这就是有名的“雪夜访普”故事。
决定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的原因及其具体步骤，《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孟昶等传》的论赞中，记载了太祖对赵光义说的一段话，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太祖说：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劲敌，只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
赵光义曾在场听过太祖与赵普讨论统一战略，太祖的这段话，是对赵光义的一番解释和说明。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太祖和赵普决定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经济原因，一个是实力原因。
从具体步骤来看，胡三省“宋朝削平诸国，皆用王朴之言”的话，也就不完全对了。
太祖的话里没有提到燕云，并不是忘记了或有意不提，而是把收复燕云放在了平定北汉以后。
在太祖时期，对于收复燕云，一直是在积极准备的。
据《长编》记载，乾德元年(963)闰十二月，龙捷军校王明，“诣阙献阵图，请讨幽州”，太祖“赐以锦袍、银带，钱十万”。太祖时期设置封桩库，贮积钱帛，就是为了攻取燕云。
太祖直到其临终的那一年，也没有忘记收复燕云，而且把收复燕云放在平定北汉以后。
积极准备攻取而又暂时不提燕云，是因为当时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契丹，战而胜之，所以把收复燕云放到消灭北汉以后去了。
张永德建议先搁置北汉，太祖虽称善而仍不忘北汉。赵普雪夜之言，才定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
赵普为太祖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后，即付之实施，对北方的契丹和北汉采取了守御态势，而专力于向南用兵。
为保证北部和西北边境的安全：
以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镇遏西北；以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契丹；又令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北汉。
这些将领很受优待，有经济特权，能自专号令，所以在太祖时期一直保证了北部和西北边境的安全，使南征没有后顾之忧。
在向南用兵的过程中，太祖和赵普并没有拘泥于已定的战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了适当的调整。
建隆三年(962)十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死去，他的年方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继位。
大将张文表不服，起兵反抗，湖南陷入内乱之中，周保权向赵宋朝廷求援。十一月，荆南节度使高保勖也死去了，他的侄子高继冲继位，年纪是二十九岁。
当时，荆南的情况是：
“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迩长沙，东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势日不暇给，取之易也。”
于是宋太祖制订了“出师湖南，假道荆渚”的“万全之策”，在乾德元年(963)正月，派遣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率军，假道荆南，声称去讨伐张文表，企图一举灭两国。结果，高继冲投降，周保权被擒，到三月就完全平定了荆湖两地。
乾德二年(964)，太祖得到后蜀政权约北汉共同举兵攻宋的蜡书，笑道：“西讨有名矣！”便在十一月派王全斌等人率领大军进攻后蜀。只六十六天的时间，宋军便击败蜀军，迫使蜀主孟昶在乾德三年(965)正月投降。
后来，虽有全师雄等人起兵反抗，到乾德四年(966)十二月也全部被消灭，巴蜀之地平定了。
乾德二年，太祖派丁德裕与潘美、尹崇珂等率兵经营南方。
九月，攻下了南汉的郴州。开宝三年(970)九月，太祖派潘美、尹崇珂率军，从湖南进攻南汉。到开宝四年(971)二月，南汉主刘鋹投降，南汉平定。
南汉灭亡后，南唐主李煜十分恐惧，上表请求去国号，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并且请求赐诏呼名。
在其国内，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其余官称多所更定。同时，又派人贿赂朝内大臣，给赵普就送了五万两银子。
李煜采用了种种手法，以便延长割据政权的寿命。但是，太祖雄心勃勃，正思完成统一大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赵普也将送银之事报告了太祖，获准收下，而统一的进程，照样进行。
太祖与赵普商议收取江南之事，对赵普说：“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
赵普便推荐曹彬、潘美可用。
开宝七年(974)九月，准备就绪，太祖要进攻江南而师出无名，便派人去要李煜入朝。李煜称病固辞，太祖就出兵下江南了。
此时，赵普虽已罢相，太祖仍然依照他的推荐，派曹彬、潘美率军下江南，并且授给曹彬一柄剑，下令：“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要求曹彬严加约束军队。
开宝八年(975)，宋军接连击破江南军，吴越钱俶也出兵夹击，到十一月，终于攻破江南都城金陵，俘获李煜。
江南情况，不比荆湖、后蜀与南汉，军队也有一定的战斗力，所以宋军经一年多战斗，才平定江南。因此，在诸小国之王中，太祖独给李煜一个恶号——违命侯。
宋代以后，数百年来，对赵普确立的宋初统一战略，一直褒贬不同，争执颇大。
大致来说，不外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清初学者王夫之和全祖望为代表，认为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错误的，从而导致宋初无法收复燕云。
详见《读通鉴论》卷三十《五代下》和《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周世宗论》。当代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韩国磐《柴荣》一书，汪槐龄《柴荣与宋初政治》一文，史苏苑《略论周世宗北征》一文等，都持相同意见。
第二种意见，以明代学者陈邦瞻为代表，认为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正确的，但在向北用兵的先后次序上，则认为王朴之策最为切实可行，应当先燕云，后北汉。
详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平北汉》。
第三种意见，以宋人王称和王柏为代表，认为宋初统战略是正确的，“风雪夜计，一新乾坤”。详见《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孟昶等传》论赞和《鲁斋集》卷八《赵普赞》。
当代史学家邓广铭《论赵匡胤》一文和张家驹《赵匡胤论》一文，王煦华、金永高《宋辽和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等，均持相同意见。
平心而论，三者各有理由，但以第三种意见的理由最为充分。
我们评价宋初统一战略，应当看到，其结果是基本完成了统一；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赵宋皇朝建立后，即挥兵北上，那不过是一种军事冒险，“其结果，不但燕云诸州之地不能收复，割据局面的结束也必然又要推迟若干年了。”
三种意见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宋辽（契丹)双方的实力；而其焦点，又在于如何看待周世宗北伐及其班师。
据史籍记载，周世宗北伐，是因生病才班师的，所以王夫之说：“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足以一天下而绍汉唐者也”。全祖望亦有同样观点。
王夫之和全祖望都夸大了周世宗北伐的胜利，又没有看到周世宗退兵的真正原因，故执论不免偏颇，从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评价宋初统一战略。
对于宋（包括后周)辽关系，必须参看宋辽双方的记载，比较分析，才能够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首先看看双方的兵力对比。
辽方的兵力，据《辽史》卷三十五《兵卫志中》记载：“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其中，“大帐皮室军三十万，属珊军二十万”。有人认为这个记载夸大失实，应当是大帐皮室军三万，属珊军二万。
但是，《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一》载：“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
《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载，耶律阿保机在即位前，“总兵四十万伐代北”，又载：“若帝（阿保机)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
由此看来，《辽史》记载辽方总兵力达五十万，大致可信。据《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和卷三十五《兵卫志中》的记载，辽方可以随时调遣的诸官骑军即达十万一千人之多。后周世宗和宋太祖时的兵力，据北宋中期做过三司使的张方平和王拱辰说，禁军有十二万。
这十二万禁军当然不能全数出征御敌了。
下面，再看看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情况。
《旧五代史》卷百十二《周太祖纪三》记载，广顺二年(952，辽应历二年)九月，镇州奏：
“契丹寇深、冀州，遣龙捷都指挥使刘海、牙内都指挥使何继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时契丹闻官军至，冀部丁壮数百随行，狼狈而北。冀部被掳者望见官军，鼓噪不已，官军不敢进，其丁壮尽为蕃军所杀而去”。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记载，周世宗在高平击败北汉军后，乘胜进攻北汉，辽兵来援，周世宗派遣符彦卿、李筠、张永德等人率兵一万三千人迎敌，与辽军交战，结果，勇将史彦超被杀，“筠仅以身免，周兵死伤严重。”周世宗“数日忧沮不食，遂决还京之意。”
令人注目的是，这两次参战的周将都是为宋人称道的名将，甚至说何继筠为“契丹人畏服，多画像拜之”。这两战，很能反映辽强周弱的军力。
如果说，以上两次战斗均在周世宗整军前，尚不能反映宋初军队的战斗力，那么再看看《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月的记载。
当时，为兵马钤辖、郑州防御使的著名勇将荆罕儒，与北汉大将郝贵超所率军激战，被北汉军杀死，宋军大败。宋军尚不能战北汉军而胜之，更遑论辽军。这时的军队，已是世宗整军后的精锐部队了。
因此，周末宋初之际，军队的战斗力是不如辽军的。
周世宗北征能够获胜，整军经武，战斗力提高，世宗又奋发有为，深明韬略，都是重要原因。但是也要看到，在关南之地，辽方并没有部署重兵驻守，周军到来，望风归降，只有易州是攻下来的，这也是北征军迅速推进的一个原因。
再有，辽方的战略，是固守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的南京（即幽州），消耗周军的力量，待后援大军到来，再与周军进行决战，所以周军得以迅进。
《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记载，南京城方三十六里。《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京本末》记载，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由此可见，幽州是有可能有实力坚守一段时间的，因此辽方采取固守南京的战略。
后来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北征时，辽方也采取固守南京的办法。
再次，世宗北征时，辽的南京留守萧思温“非将帅才”，只因为是皇后的父亲才至此高位的。在周军的进攻面前，他惧战不出兵，“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只是集中兵力据守南京。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周军得以迅速推进，夺取了关南之地。
周军夺取关南以后，辽国方面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辽穆宗亲率大军前来支援，已到达南京幽州，并击败周前军二千余人，夺回了容城县。
辽军主力屯聚幽州，准备决战，怎么会有蕃部从幽州连宵遁去的事出现呢？
当其时，周军面对辽军主力部队，背后又有北汉部队骚扰的忧虑，所以世宗在收复关南以后，议攻幽州的时候，诸将就提出：“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以为不可。”
这不仅仅是诸将怯战的缘故，实在是决战未见可胜之机。世宗也有见于此，又因生病不能够上阵指挥作战，于是下令班师。同时，留大将，统重兵，镇守三关之地，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这样，既占有了三关之险，把北部边防线向前推进，使收复燕云有了前进基地，京城开封的威胁有所减轻；同时又避免了屯兵幽州坚城之下，在不利情况下与辽军主力决战，这正是周世宗高明之所在。
恰逢辽朝正当睡王穆宗时期，周军退兵后，也就班师回朝了。
因此，周军得以安稳地收复了关南之地。若说周世宗只是因为生病才退兵，燕云因而没有收复，那是没有看到世宗退兵的真正原因，因而必然会夸大世宗北征的胜利，过高地估计后周的军力，过低地估计辽的军力。
北宋的钱若水曾经说过：
“石晋割地之后，由定武达沧海，千里受敌，虽设三关，镇之以重兵，莫可以御。故晋末度长河，汉初复扰边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绝其寇中山，窥上党。”
这反映出，直到后周末年，辽强中原弱的形势尚未能改观。
宋初，内部的稳定不及世宗时，统治者刚夺得政权，忙于巩固其统治，安定内部；同时，军力、物力又不超过后周时，其实力自然不足以击败辽军，夺回燕云之地。
太祖曾随周世宗北征，对于这一点是清楚的。《长编》卷四记载，乾德元年(963)闰十二月，太祖奖励了献图请讨幽州的王明以后，“或言上将北征，大发民愧运。河南民祖惊逃亡者四万家。上忧之。丙寅，命枢密直学士薛居正驰传招集，喻旬乃复故。”
这就反映出，当时北征是不会得到民众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先易后难，先消灭散处南方而力量弱小的各国，增强实力，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经营北方，是切实可行的战略计划。
而先取北汉，包围燕云，也不是失策。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结果是统一了南方，进而基本统一了全国。
如果先北后南，在宋初即北进与辽决战，“只会是一种军事冒险”，其结果，“不但燕云之地不能收复，割据局面的结束，也必然又要推迟若干年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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