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绝圣弃知”“绝仁弃义”，庄子更爽快：“圣人不死，大盗不已”，直接把盗匪横行、社会混乱、争权夺位的罪责安在了“圣人”头上。
在“道治”与“德治”“仁治”“礼治”之间，老子主张“道治”选择“道治”的自然无为，而“去彼取此”，就意味着不用管“仁义礼”；在本末关系处理上，老子主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这样才能“没身不殆”。但并非意味着“守母”，就可以“弃子”。
从前，本人对“绝圣弃智”的理解也是尽量回避“绝弃圣人和智慧”，把它理解为“圣人不以圣人自居，不以智治国”，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老子的思想。
这样的理解，虽然在词意上没有问题，但是，作为“绝巧弃利”中的“巧利”是必须要“绝弃掉”的，这样的话，绝弃后半部，“保留前半部”，所谓“三绝三弃”就不能一气贯通，这样势必产生语义的混乱和老子完整思想的被割裂。
这样的矛盾可能也在困扰着很多人，包括河上公和王弼。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传本《道德经》就是河上公和王弼编校的，他们自己编校的文字，自己会困惑吗？
不能完全赞同传本《道德经》是由他们定本的，版本的流传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文化过程，不能将传本的定本认定为某一些人所为，即使是王弼的《老子注》，其原文和注文也不完全一致，这说明这些差异是王弼之后的编注者继续“编校”的结果。
并且，老子一边要“绝弃”“圣人”，一边在论述“圣人之治”，这很容易引起误会：老子、孔子时期，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有那么严重对立和水火不容吗？在老子思想中，“道”与“仁义礼”只是本末关系，为什么“守母”，就必须“弃子”？
先秦儒道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互补关系，但也不可能像后人认为的那么绝对的对立。至于说两家解释对《易经》的发展与解说，更是无稽之谈。
老子主张“无为之治”，孔子西行问礼于老子，《孔子家语》记载：“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
老子以“仁者”自谦，说明老子并非完全否定“仁”。而孔子也以“无为而治”歌颂他心中的圣人帝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所不同的是，老子讲的“无为”是“道治”，孔子讲的“无为”是“道德圣人之治”。按照老子的说法“失道而后德”，当君王不能“道治”，于是退而取其次“以de治国”，“以de治国”就意味着“尚贤”，于是引发纷争。
就是说，孔子念兹在兹的是周礼，他心中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等现实中的仁德之君，而老子心中的圣人是超越现实社会的“为道者”——这不是现实中的侯王比如尧帝、舜帝所能做到的，所以老子说“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从儒家早期经典看得出，老子对孔子并不是完全否定，而孔子也能接受老子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先秦诸子才被慢慢分化，司马谈、刘向、刘歆等人因整理、编撰藏书的需要，才将他们明确分类，“儒道”分野渐趋明朗化，学说之争随之激化，尤其是唐宋以后。
但至今仍有有一些先秦名家到底归属道家还是儒家，或者别的什么门派，依然争论不休。
楚简本《老子》的出土，让后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即文中没有直接批评儒家的论述，似乎与其更客观，叙述更中性，也没有表示激烈观点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说。
在此，我需要先声明，我只是为了弄清楚“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真正思想，才做这些比较和分析的，并不代表我就反对传本和帛书，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充分理由。旨在探讨。
楚本《老子》与传本《道德经》（传本与帛书基本一致）原文比较：
楚简本：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三言以为文不足，或命之有乎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传世本：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通过比较，我们看得出来，1、“三绝三弃”的排列顺序不同；2、楚简本要“绝弃”的是“智与辩”、“巧与利”、“伪与虑”。而传本要绝弃的是“圣与智”、“巧与利”、“仁与义”。
根本不同在于“圣智”“仁义”与“智辩”“伪虑”。就是说：楚简《老子》没有“圣智“”仁义“之说。而“智与辩”、“巧与利”、“伪与虑”在《老子》文本中都能找到现成的依据，就不必纠结于“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该作何解读了。
就是说，楚简本《老子》多了一种参考的资料，提供了一种理解的可能，能帮助我们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消化老子的“道治”思想。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即使有楚简本，但没有权威资料足证楚本就是善本，而我们面对的是传本（帛本本章内容无大的差异），我们总不能对此文本熟视无睹。
如果坚持传本或帛本（我以帛本为主，但绝不排斥楚简和传本）的文字，那么也不能把“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句话理解为“绝弃掉圣人和智慧”，“仁德和道义”。
而应该参照楚简本，把它理解为：统治者绝弃神圣化、权诈术，民众自然会得到更多的利益；绝弃仁义的粉饰教化，民众自然会复归于父慈子孝的和睦亲情；绝弃智巧货利，盗贼自然会消亡。
但作为侯王，仅仅在“三绝三弃”上下功夫还不够，所以还必须要着意于以下两条：一条是奉行大道，像未经加工的绢丝和原木一样质朴无所雕饰；一条是减损私欲。
传本中的“圣智”，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通达”与“智慧”，那样就把老子推向了“反智”的方向。在老子思想里，即是用“圣”也只能是“有以为”的圣，“智”不是智慧，而只能是权诈术，这是老子旗帜鲜明反对的，因为“以智治邦邦之贼，不以智治邦邦之福”。
老子所绝弃之“圣智”、“仁义”、“巧利”，都是跟“无为道治”相对立的概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含义。
回到本文开头庄子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已”。这并不是真的要哪一家学说中的“圣人”真的死掉，而是跟老子所说的“圣智”是一样的含义即：人皆循道而生，天下井然，何来大盗，何须圣人？
他以盗跖“盗亦有道”和田成子“田氏代齐”为例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圣人制定的仁义标准，全成了剽窃他人财物和窃国大盗的工具，像盗跖、田成子那样的窃贼，不正是尊奉的圣人仁义教化才成功的吗？
所以，庄子的观点并不在于什么圣人，而是圣人制定的“仁义”之法容易被人利用，具有虚伪性、欺骗性，成为“大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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