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守旧编寻孔乐 天留古器补秦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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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守旧编寻孔乐
天留古器补秦燔

       “日守旧编寻孔乐；天留古器补秦燔”一联为黄侃篆书。原联作者为陈介祺。

       旧编：旧稿。宋·刘克庄 《灯夕二首呈刘帅》诗之二：“书生晚抱忧时志，归画残灰理旧编。”

       孔乐：孔子的人生三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秦燔：即指秦始皇焚书。燔，《 说文》：“燔，爇也。从火，番声。与焚略同。” 焚烧：“燔诗书而明法度” （《 汉书·儒林传》）。

       “日守旧编寻孔乐；天留古器补秦燔”一联正是陈介祺一生人生经历与人生追求的写照。

       陈介祺（1813-1884）是印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人们了解他，最主要的还是因《十钟山房印举》。本博客第434期《孰谓高文较扬马；人称善政重龚黄》一文中在介绍毛公鼎时，对陈介祺生平及成就作过评介，但着墨不多。

       学习金石的人都知道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可见其影响之广。其书收录印章量大，且分门别类编排而具学术性，对于印学研究与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故为世人所重。

       清代“朴学”之风影响深远，其中陈介祺置身其中也是举足轻重，所以不能只把他看作是金石家，或印学家。《十钟山房印举》书也仅仅是他众多学术成果的一部分而已。

       陈介祺有许多学术上的第一，如一是第一个发现、鉴定、考释陶文等，他一生致力于鉴古、考古、释古、传古，著述宏富。二是分门类别朝代，开集众家藏印于一谱之先河。从而使印谱的收印量空前之多，且更具有了学术上的价值与意义。三是最早收藏并研究封泥者之一，尝辑有《簠斋藏古封泥》一册，还同吴式芬、翁大年合编《封泥考略》（该书出版于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时陈已故去20年）。四是收藏了如毛公鼎等传世重器，所谓“十钟山房”就是有“十”件“鐘鼎”。

       《秦前文字之语》一书，是陈介祺分别致潘祖荫伯寅（1830-1890）、王懿荣廉生（1845-1900）、鲍康子年（1810-？）、吴云平斋（1811-1883）、吴大澂愙斋（1835-1902）五人的书信合集。陈介祺的书信因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而被时人视为“今董”，并转借传抄以便学习和珍藏。潘祖荫也因此首倡将五人所得书信辑而编之，名为《秦前文字之语》，且首卷已写版，最终还是因为陈介祺于撰述矜慎不肯草率而寝息。直至百年之后，又经陈介祺六世孙陈继揆先生将全稿重新整理后由齐鲁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

        陈介祺对前人的超越主要在于辑集印谱的工作持续时间长达三十多年以上。他19岁始治金石，最早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出《簠斋印集》二册本，收古官印289方。其后，咸丰二年（1852）又刊出十二册本，将官私印分类，并附虎符、封泥、检斗等。再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辑成《十钟山房印举》。

        同治十三年（1874）陈介祺给王懿荣的信称： 经年累月椎拓不休，其间破裂摩擦之憾，周旋酬应，抵牾含容，教拓絮聒，收支检护，心力之繁难，束修纸墨一切之费，盖八年于兹，而近年尤甚，此事未尝一日少有间断，今之好尚共趋于此，或者天欲斯文之绝者少有所续，而

有一二好文字不做玩物者讨论之，则此拓之劳，诚不能已。”（《秦前文字之语》P89）

       人间正道是沧桑，文物之毁失隐匿在所难免，有时即使再现世间，也会如彗星般稍纵即逝。

       “日守旧编寻孔乐；天留古器补秦燔”。陈介祺认为“拓与刻之功与藏器并大。”（《秦前文字之语》P4）陈介祺所辑集印谱传播之久远，对于中国古文字研究及金石技艺来说，有“薪传” 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