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利平
北宋名臣范仲淹《祭石学士文》称颂石延年书法，有“曼卿之笔，颜筋柳骨”之句，“颜筋柳骨”遂为后人用来评论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其书法世称“柳体”。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卒后赠尚书右仆射。兄柳公绰（763—830），字起之，是身历宪宗、文宗两朝的名臣，曾任检校左仆射、潭州刺史、兵部尚书、河东节度使等官职。
《神策军碑》是柳公权的楷书代表作，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崔铉撰文，唐会昌三年（843）立于唐禁内。原石早佚，碑石大小不明。由于原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许随意捶拓，所以拓本极少。
唐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柳公权以书入仕，位至皇室侍书，即朝廷专职书法教师，受到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敬重，名声极其显赫。文宗有“钟（繇）、王（羲之）复生，无以加焉”之誉。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笔墨伺候的都是当朝要员——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拿笔，恩宠胜过当年翰林学士李白御前作乐府新词。《旧唐书》记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贷贝，曰：'此购柳书。’”柳公权书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书法初出自柳氏家学，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之句。“元和脚”即指柳宗元书法。柳宗元大柳公权五岁，是公权族兄，柳公权书法幼时受其影响。柳书出之于颜真卿的论点始于宋代苏轼，《东坡题跋·书唐氏六家书后》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颜真卿长柳公权七十岁，柳公权是否学过颜书，他不曾明说。后人多以“颜柳”并称，且视颜、柳为一脉相承。
《神策军碑》碑文中所谓的左、右神策军，皆为大唐天子最精锐的部队，由拥立武宗有功的宦官仇士良指挥。当武宗驾幸左神策军军营时，仇士良乘机奏请圣上准立此碑以纪圣德。柳公权书写此碑时六十六岁，为右散骑常侍，由于是奉圣旨所立，因而每一笔画都竭尽心力，故此碑显得特别端庄肃穆。
孙过庭《书谱》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从《神策军碑》起首“皇”字看，点画遒劲浑厚，中锋运笔，提按分明，强调起笔收笔动作。这一基本用笔格调决定了全篇。柳体的点法方圆并用，圆点丰厚滋润，方点斩钉截铁。柳体的横画方起圆收，其起势往往逆锋入笔，与魏碑露锋切入成方状有别，行笔横扫向右，末端顿笔圆收。字中的长横主笔，多半左伸右缩，两端粗，中间略细，并呈欹侧姿态。尽管柳书强调笔画两端的顿挫收拾，但并没有形成“中怯”之病。
《神策军碑》中竖画起笔与方点的起笔一样，多二次折笔形成方头，末端或顿笔圆收成垂露，或放笔出锋成悬针。撇的运笔速度比较迅疾，长撇轻且有光滑的弧度，一如颜体，短撇重而挺直。柳体的捺画如同颜体有蚕头燕尾之态。这种捺法一波三折，力透纸背。柳字的钩画多调锋重顿，含蓄出笔，呈鸟嘴状。与柳公权的另一名作《玄秘塔》相比，《神策军碑》用笔规矩中有变化，峻拔中显灵气，方劲中更见圆厚丰腴。古人论书云：“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柳字用笔即以骨胜，虽瘦劲而不露骨。后世初学柳字者往往偏重于骨力，而忽略了其劲健之外丰腴妍润的一面。
唐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神策军碑》结字中宫收紧，主笔舒长清健，其余笔画紧缩，于谨严中呈疏朗、开阔和放射之势，这是柳公权继承欧阳询、颜真卿楷书风格而又自创新意之处。柳字以骨胜，而主笔的“骨”尤为突出，堪称“主心骨”，其结构大多依据主笔布势。如“神”“策”“军”三字中的长横长竖都特别舒展、有力，而字的中心却收得很紧。柳体的这一结字方法显然吸收了欧阳询楷书的结构特征。与《玄秘塔》结字偏取纵势相比，《神策军碑》结字多呈宽博之态。清代孙承泽评价道：“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笔。”
柳公权存世的书作除《神策军碑》外，还有楷书《金刚经》《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玄秘塔碑》、行书《蒙诏帖》《兰亭诗帖》等。
对于柳公权的楷书，后世褒贬不一。周必大曰：“（柳）字瘦不露骨，沉着痛快，而气象雍容，欧、虞、褚、薛，足进焉。”《石墨镌华》云：“虽极劲健，而不免脱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鲁公而多疏。”清郭尚先云：“柳书香光（董其昌）服其下笔古淡，此非深于此事者不知。好之者以为开朗，病之者以为支离，皆皮相也。”撇开前人评论，实事求是地看，楷书从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到中唐的徐浩、颜真卿，诸法齐备，名家众多。晚唐时期，书法鼎盛大势已去，然而柳公权不甘匍匐在前人的脚下，取众家之长为我所用，独辟蹊径，自立门户，创造了“柳体”。其敢于大胆创新的精神不正是后世书家所缺失的吗？
当然，不争的事实是，由于柳体楷书过于强调用笔提按、行笔留驻、笔画首尾的装饰及转折的顿挫，这样的做法自然是强调了楷法，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点画严重程式化、线条单调缺乏变化、点画端部用笔烦琐而中间虚怯……故而清代包世臣极力倡导“中实”：“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或许这就是后世书家习柳书而难有成就的原因吧。
后人谈论柳公权，于书法之外，还津津乐道其“笔谏”：“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关于“心正则笔正”，启功曾作诗云：“劲媚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谀阉谀僧颂禁军。”启功先生认为，心正笔正一语实乃权宜之辞，后世错误推理为只要心正，则必然能书，实则不然。玄秘塔主僧端甫、神策军掌管仇士良皆奸邪之辈，柳公权为其书碑之时，“心在肺腑之间耶？抑在肺腑之后耶？”柳公权楷书劲媚丰腴，艺术之美丑与心中之邪正并无必然联系。启功之说甚是。
唐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笔者以为，“心正则笔正”一语双关，可以理解为是“心”与“笔”或“意”与“手”的联系。古人曾有“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之说。伪托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心正则笔正”说与之相近。笔乃手操，意由心控，笔随意运，书不妄想。及至心不知手，手不知笔，心手两忘，则合作之书出矣。从这种意义上讲，“心正则笔正”说不也给我们诸多启示吗？
【文章摘自：《书法教育》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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