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清左某人

既然总理衙门把“恭六条”和“丁六条”都抄寄给了左宗棠征求他的意见，那左宗棠自然是要上折子的，1875年初，他上了《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在海防方面虚晃一枪后，立刻切入正题，为他的西北塞防大作广告。左宗棠认为既然台湾事件已经和平解决了，那么目前海防没就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

　　接下来就是大倒苦水，说西北已经欠了数百万两的军饷了，如果这时候再不给钱，西北的屏障就不保了，如果西北的屏障不保，陕西和外蒙古也就危险了，这两地危险，察哈尔和直隶乃至京畿也就危险了。因此如果要从我西北身上抠银子去加强海防，我左宗棠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意思很明确：朝廷搞海防我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我这里该给我的银子一分都不能少，想从我这里抠银子去搞海防想都不要想，而且还得继续在我这里加银子，否则：要是匪类打到紫禁城，责任就不是我左宗棠的了。

　　这就是“爱国者”左宗棠的爱国动机——抢钱！而且是从海防的手中抢钱！

　　在给好友谭钟麟的私信中，左宗棠曾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银子的渴望：“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此处的所谓“洋防”就是海防。

　　如果这仅仅是左宗棠一人之论，中枢倒也可以不那么在意，毕竟他不是这次大讨论的主角，给他抄寄“恭六条”也只是征询意见而已。但左宗棠并不是孤独的，他有他的同盟者，虽然不多，但位置却很关键——山东巡抚丁宝桢和两江总督李宗羲。

　　丁宝桢对海防的态度是鲜明的消极对待，虽然山东省地处沿海，海防位置重要，但是丁宝桢反对一切动用山东省资源来进行国家层面的海防建设，对于铁甲舰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消极反对，称山东省不会掏一个子儿。而李宗羲认为最有效的海防是反登陆作战，放弃洋面，将敌人诱上海岸聚而歼之，本质上和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就是严守海岸要塞，不与敌海上争锋，反对在他们看来“铺张奢靡”的海军舰队，核心诉求是省钱，而为什么要省钱呢？因为左宗棠西征的协饷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从他们督抚的省份所出的。同时，在海防筹议中态度暧昧的那些督抚，多多少少都担负着西征的协饷“重担”，怕再花钱。

　　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每个细微的动作都牵涉到大笔银子的进出，但是他督抚的甘肃陕西二省在当时又是出了名的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就算刮地三尺也刮不出军饷来。因此左宗棠只好请求开乾隆朝旧例——各省协饷。

　　所谓的协饷，就算由户部出面，协调各省调拨银两维持军政开支，又因开支多用于军饷，因此而得名。怎奈如今朝廷早就不复乾隆朝那大一统的财政体系，户部也不像乾隆朝那般一言九鼎。要协饷，只能让左宗棠自己拉下老脸和各省督抚们商量，而这对于左宗棠而言，恰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说你要是人缘好一些，大家都好商量，同朝为官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能帮自然就帮你了。例如曾国藩在剿长毛的时候向各省协饷，因为立意立得高（因为太平军对儒生和孔子的迫害和轻视，曾国藩打出的旗号是维护圣人，占足了道德制高点，令人无法拒绝），各省督抚是一呼百应，数百万两的协饷不费什么周折就能筹到。可是左宗棠的人缘偏偏就极差，沿海各省督抚根本就不拿左宗棠当盘菜，借口筹办海防，自顾尚难，纷纷要求停办或缓办协饷，左宗棠曾屡次奏请朝廷催各地方及时协饷，然而“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

　　钱要不到，又不肯拉下脸去求，左宗棠急中生智想出了借高息洋款，利用洋款的高额利息来逼迫各省交出自己承担的那份协饷的高招。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宗棠，而经办人则是胡雪岩。左宗棠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宗棠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宗棠所不能为此。

　　1867年到1868年间，左宗棠便通过胡雪岩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宗棠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宗棠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宗棠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宗棠经胡雪岩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有人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宗棠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宗棠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如此，左宗棠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乖乖就范！

　　此外，左宗棠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雪岩留回扣空间。

　　胡雪岩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宗棠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雪岩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雪岩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宗棠让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宗棠“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自己身为甘陕总督，海防自然和左宗棠没有半点关系，而若是能促成朝廷拍板西征，就有国家政策的支持，那么到时候他就能以此为尚方宝剑去借更多的洋款（1867年和1868年头两次借款总共只借了220万两，而当朝廷批准在新疆用兵后的1875年的第三次借款一下子就借了300万两，1877年又借了500万两）。钱是他左宗棠用，却不需要他左宗棠来还！而西征新疆又能为他左宗棠带来现实（战功）和长远（青史留名）的好处。如此名利双收又无甚成本的“爱国义举”怎能不干？非但要干，而且还得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