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以这些亏欠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由应协省份负责外债的偿付，要求清廷命令应协省份的关道出担保票，通过总海关税务司饬令各省关税务司加盖督抚印，使协拨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票代替了难具约束力的中央催解……其中的灰色地带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408期，作者：朱文轶，原题：《胡雪岩发迹和军火生意》
1874年，清同治14年，胡雪岩创建杭州胡庆余堂。这是胡雪岩从金融涉足实业的第一步。
1874年，胡雪岩已经很富有了。他当时拥有的土地可能不下1万亩，他的“阜康钱庄”在京城仅列东四牌楼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家钱庄之后，分支机构达到20多处，资产在2000万两以上。这一年胡雪岩给左宗棠办的最重要的一笔差，不仅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让他与左的结盟更为牢靠。二人在随后的岁月里持续着这样互惠而有效率的合作。4年后，光绪四年春天，左宗棠的西征战事一结束，他被晋升二等侯，紧接着就向光绪皇帝要求给他的盟友以政治奖赏了。
这是左宗棠第三次为胡雪岩请赏，前两次分别是在同治五年十一月和同治十二年四月，胡光墉的官衔由认识左宗棠之前的“运使衔江西补用道”，提为“福建补用道，赏加按察使衔”（1864年）、“布政使衔（从二品）”（1866年）。1878年4月14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数他的功劳，计9款之多。
这一年，对左胡二人确实都至关重要。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1867年，原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投靠俄国。1870年，俄军占领伊犁。西北边疆出现了严重的领土危机。1873年，左宗棠攻占肃州，最终镇压了回民的造反，长达20多年的内战结束。他建议清政府乘胜出兵西北，收复新疆。但1874年日本继两年前宣布琉球为其“内藩”之后于该年5月直接出兵登陆台湾，又直接引起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防御问题：“海防”。这一年，清廷内部出现了“塞防”和“海防”两派观点的激烈交锋，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宗棠于1874年11月上奏清廷，直接道出了海防对于西征协饷的影响：“甘饷日形支细，出关各军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筹办台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为急，纷议停缓协饷”。1875年3月6日他又致信总理衙门：“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左进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么其他各国就不至于构衅东南，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应当并重，而收复新疆则有燃眉之急。
左宗棠的论点显然更迎合当时朝廷的期望，但国库空虚的财政状况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塞防、海防之争的背后是清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分配给朝中哪一方政治势力的问题。西征军人数2万余，万里行军，费用浩大，西征军饷由西征粮台统筹外，还有伊犁军饷、塔里巴哈台军饷、乌鲁木齐军饷。张曜的嵩武军14营，每月应支净粮料43.695万斤，正杂饷银3。728万余两；宋庆的毅军马步队及长夫共9136余名，月需净粮料49.31万余斤，正杂饷银4.1万～4.2万余两；金顺一军马步20营，人数达1万以上，月饷、粮料又不知凡几。随着西征战事的展开，兵员不断增加。粮料的运输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每百斤自肃州至安西的运价高达11.7两，此外还有大量军衣、军械的添置以及欠饷的补发等等。另外，内战刚刚平息后的险象环生的内陆局势，也是朝廷上下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大量遣撤清军、失败的起义士兵的安置难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内陆异常窘困的形式下保证西征大军前线粮饷极为艰难。财政上能否保证就成为全盘关键。
左宗棠充满煽动性的政治观点能否兑现更需要现实可行性的支持，他显然必须自筹到相当大一部分西征军费。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已经反映出这场论争中清政府的倾向。
尽管这场左、李之争的表面始终没有浮现出胡光墉的身影，但左宗棠之所以敢于如此打保票，因为他在十余年的交往里对胡光墉的能力已经深信不疑，他把筹钱之事信任地交给了后者。
“西征借款”和胡雪岩的回扣
协饷制度是清代整个财政体系运行的中心环节，是中央政府调度全国财政资源的基本制度。协饷所涉款项称为协款，是指在省际之间协济运行的。协款的流动，由中央政府指令调拨，调拨的依据是上年冬季各省督抚对本年度应支傣饷的估算，即所谓“冬估”。冬估所列支出通常为常列开支，经户部审核无伪劣支出后，便由户部分春秋两次拨款。各省督抚、藩司根据春秋拨册，调度本省内部财源，扣存批准动支的款项，称为“存留”；征存有余的部分，即须报解，称为“起运”。起运款项依户部指令或解交中央，或协济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彭雨新研究这一制度时说：“协饷制度下极为复杂的春秋拨，犹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这只是大一统国家的财政统筹，是起运存留体制的活用。”
但财政大量亏空下情形则全然不同。甘肃新疆协饷历来是清朝财政支出的一个大头，在道光年间，甘新协饷每年达404万或415万两，几乎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除留抵外，每年实拨银300多万两。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赔款耗费了清政府大量库银，左宗棠西征前，协饷制度几乎名存实亡了。到咸丰年间，甘新协饷屡次裁减核扣，大幅度下降，减至302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实拨到新疆的经费仅44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甘新协饷中，两江60万两，浙江144万两，广东84万两，由于年年拖欠，成了一大笔空有其名的财源。光绪元年（1875）底，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2740万两，相当于3年的应协款额，直接影响了西征计划的顺利实施。
左宗棠想出的办法是举借外债：以这些亏欠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由应协省份负责外债的偿付，要求清廷命令应协省份的关道出担保票，通过总海关税务司饬令各省关税务司加盖督抚印，使协拨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票代替了难具约束力的中央催解。这即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又可以以“暗借中央之命与协拨省份争夺饷源”为旗帜对付反对“西征”的东南督抚。而四次“西征借款”、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时任上海采运局道员的胡光墉具体经办，借款共计1595万两。
其中的灰色地带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即便他严格秉公办事，作为胡政治投资的回报，左宗棠也会主动在每笔业务里留出相应的好处给他的这位朋友。
1877年的第二次借款出现四个不同的利息。汇丰银行索取利息是年息一分（10%），左宗棠向清政府呈报时，含糊其辞改为月息一分，这样年息就变成了一分二厘（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词，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毫，折合年息，就是一分五厘（15%），遇闰年则达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16.25%），比银行承揽的利息，高出50%。而在汇丰银行承做的三笔西征贷款中，银行本身实际上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只是债券的经销人，它从清政府那里承揽的每一笔借款都立即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等到债券拿到市场公开发行时，银行付出的利息，却是年息八厘（8%），并且还是九八折扣。从中国政府实际付出的利息到外国银行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整整100%。银行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1879年上半年的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说：在损益计算书里，“从1877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经手人的好处自然不用说。左宗棠之所以把年息一分改为月息一分，显然是对胡光墉的酬劳。至于所谓“包认实银”的加息，则是由于借款以英币计算，考虑先令价值无常，异日归还增累，因此加息2厘5毫，包认德商承认。这显然是胡光墉的迂回中饱手法。
回扣不只来自于一方。从第一笔西征借款始，急于输出资本的西方各国之间的争夺已经很激烈。尤其在汇丰银行贷款高收益的诱惑下，法、俄都急于加入这个阵营。当左宗棠在1876年计划向汇丰引进第三笔西征借款之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交涉之际。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部落所杀，英方称滇案未结之先，不准英国商人对中国贷款。急等用钱的左宗棠让胡光墉向其他各国拱手告贷。胡和德国、沙俄、美国都有过频繁的接触。但最终还是由汇丰出贷500万两。这500万两债券在1878年初刚刚进入市场，立刻被抢购一空，香港认购的数量，据说竟达到分配额的17倍，而分配到伦敦销售的债券，在进入市场的几天以内，因为争购激烈就出现升水。
经手“西征借款”的肥差当然会惹人注意。最后一次西征借款达成协议后，年利高达九厘七毫五丝，中国驻英使馆的英国雇员告诉曾国藩之子、时任清朝驻英国大使的曾纪泽说，英国承借这种款项，通常不过取息三厘半，重则四厘。曾纪泽把这个发现和对胡氏为左借款的指责写在了光绪五年的使西日记里：“十二月初，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
除洋债之外，左宗棠还举借了为数不少的内债。1878年1月2日，西征军攻下和阗，西北边陲之乱基本平定后，左宗棠着手部署善后问题时资金再度告急，他于1878年9月12日函商上海胡光墉，嘱其向华商议借巨款。不久根据胡光墉复函所称，左上奏清廷，说胡光墉在上海召集浙杭一带商人创设乾泰公司募股认购债票，拟议以5000两为一股，“一切照洋款成案”向华商筹借巨款350万两，然“虽允以一百七十五万两出借，而心尚犹豫，未能释然”。这种以发行国内公债形式举借内款在甲午年以后确为清政府经常采用且行之有效的，但在当时，由于华商的迟疑不决，因而仅募得半数，共175万两。
在胡雪岩的多方活动下，光绪元年到三年，借款340万两，四年至六年406万两，七年至八年100万两，总计达846万两。在左宗棠西征所借的全部债务里，外债占18.38%，内债占14.85%，内外债共占左宗棠所掌管的西征军费收入32.85%。
“西征”收功，胡雪岩和左宗棠几乎同时实现了事业的巅峰。而来自各方对于胡雪岩的争议和攻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左宗棠在19世纪60年代所上奏折中就始终替胡雪岩处处维护：“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臣入浙以后，受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唯切直太过，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诚，招忌之故。”
在光绪四年的奏折上，左宗棠说：“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兹就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所述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为胡老太太博得了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
胡雪岩的园宅富丽豪华，在费行简（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中记载：“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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