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入寻常百姓家』是词、曲的起源

按，词是起源于宫廷，及附庸于宫廷的诗人，而散入于民间，后人有推词起于南朝的”宫体”，如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或以起自唐玄宗时的李白的【菩萨蛮】及【忆秦娥】，此就歌词而言，而未及于此一音乐文学的成乐者．如南唐李后主的词就，则有宫廷乐人为之作曲，而唐朝的朝廷有教坊，有专业乐人，亦可以配乐．而教坊之曲，其曲词不出之宫廷的文人，即出之于附庸于朝廷的文人，而玄宗之时，教坊大盛，崔令钦的《教坊记》即记其盛事，内有录当时的教坊曲的词牌之名三百二十四种，今人有统计其中有七十多种唐至宋的词牌，而亦知，于玄宗时，教坊的词牌的丰富，其时，词己盛而无词一文体之立而已．从唐玄宗时代开始，也己可以看出，今存不少的唐代词，其词人有李白、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钖、白居易、温庭筠等等，而以玄宗的天宝年间的安禄山之乱，我们可以断为词的起源的断代观，一如以北宋末的宣和年间的大晟乐府的解散，造成大晟乐工的流落民间，而温州南戏以起，开创戏曲的直接起源，等同视之．

因为，玄宗时的安禄山之乱，宫廷的教坊乐工形同解散，一如北宋末金人入侵时，大晟乐府乐人的解散，而乐工的四散，造成散入寻常百姓家，从此，诗之进于词，词之进于曲，一代的文学之起及其递擅，涉及音乐者，无不能脱离从宫廷影响至于民间，而造成的原因，其重要的，就是乐户乐工此一原先为朝廷或官家服务的此一贱民阶层，因着世乱，与其依附的朝廷及官家的主从闗系的破坏，故而生计受到影响，必须以其自朝廷及官家习得或供奉的乐艺，到社会上以路歧人的角色的变换，以求生计，故而把教坊曲推向民间，及词体推向到南戏的发展，创造出新的音乐文学的体式，此即，有挑战即有以响应，文体的进化，也是一种挑战与响应的现象．一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历史研究》论历史文明时的观点．

在这中间重要因素的，即是，教坊曲的由朝廷及官家的向民间的散播，是际于世乱之际，社会秩序解体之际，于是教坊曲的散播于民间，由教坊乐工之力，其重要的证据，就是发现于敦煌的曲子词，其中的使用的词牌有六十九个，见于《教坊记》一书的有四十五个，而且，教坊乐工解散之后，流落四方，一部份及其子弟流落到西域敦煌一带，传唱故曲，也配合当日西域的官家，或当地的文人，而有增出的曲子及曲辞，此所以后人发见的敦煌曲子词也有新增于《教坊记》所载的词牌以外的词牌．而且连同如其中的《泛龙舟》《甘草子》皆是隋炀帝时宫廷里乐正白明达所配乐，而为炀帝所自写的词，见于《隋书?音乐志》所载，则敦煌曲子词的词牌也有唐宫廷乐官保有隋炀帝时的乐谱，教唱于乐工，于世乱流落民间时，其唱腔而可以再由文人配新词以重新演唱于西域，故更可以知，此敦煌曲子词的身份和一般学者所以为，是民间的曲子，实真相大为径庭，仍是教坊乐工之曲，只不过是流落于寻常百姓家之后，而又添加了一些成份，及更在西域广为传播了．而此时，这些乐工的身份，也不一定是民，或仍为服务于西域官家的乐工，亦未可知，但也不能排除有自立门户，因其时政治力的不及，社会自主性也高，对乐户及乐工的控管不再严格，也是衡之于当日社会亦有成立之处．

而乐户及乐工，就是音乐文学的词体及曲体的所由立的最大原因．于南戏及昆曲都己于《天禄阁曲谈》另有专叙，只撮其要于下：南戏起于大晟乐府解散于北宋末，由乐工于民间创立于温州，即宋高宗一度南逃驻驿之住，后高宗至临安建都，而这些留在温州的乐工，就就地生根，同时，将北宋大晟乐府的教习之艺，相关宋词牌的演唱，转为曲牌，亦不叶宫调，这是因为南戏一直到昆曲，都以不以乐器伴唱为主，一如沈宠绥于《度曲须知》指出的．所以如民间不入乐的谣，再加上当地民间小调，则宫调的取消，也是势所必至．本为至俚，但后来渐有文人的参与，配合知乐的乐工而有了书会之立，则产生了乐工制声，文人倚声，相辅相成，以立南戏，而且，南戏一如词版的“一定不易之谱”（南宋张炎《词论》，及北曲曲牌的”依腔填词”（明代黄佐《乐典》），都是倚声制曲，每“一曲牌，只一唱法，初无别样腔情”（沈宠绥），词及北曲及南曲，全都是倚声而填词，直至南戏至于昆曲之出，始更于固定唱腔外，加上于每个字位上，更依阴阳五声而调腔，不然，不论词，或北曲，或昆曲以外的南戏的弦索官腔或海盐腔，皆是词牌或曲牌的唱腔完全固定，即形同一只只歌曲，曲牌或词牌名即是歌曲之名．而不论南戏或元曲，都是书会为主为倚声填词的出品之所为主，而至于昆曲，则明白的是由逃到昆山的乐户的魏良辅及出身为乐户里的长官的户侯过云适等人为之主，又有好新声的文人如张鳯翼及梁辰鱼的参与而造就的．故南　戏及元曲及昆曲，皆赖乐工乐户之力．

而词体的确立，成于安史之乱的教坊梨园的乐工的四散，而于是形成词的一科，因为众多的原守于教坊的曲调的流出，则歌人或乐伎有需要新词配乐，则诗人则除诗之外，亦有入于写词以合乐．虽诗于时亦可入乐，但诗主要是先有诗后配乐，如果是针对先有乐的曲子，则配乐时，必须就其乐调，配上歌词，而乐调每句的音或不一，则配乐一字配一音（按，此为唐宋俗乐配词的法则，观姜白石的歌曲即知，皆一字去配一音），于是长短句的生是因为服从音乐各句的用音的多少不一而生为主，后人文人，不知乐，而以和声、散声等论长短句，多与大部份的词牌的成因不合，此故知，不知乐，则音乐文学之论鲜有所当，在于此，故戏曲界有所谓“土腔说”，有所谓“腔调说”，或“依字声行腔”的“词乐曲唱”说，即不知词与曲的词乐合一，亦不察明史料所载的曲牌是”依腔填词”（明代黄佐《乐典》），都是倚声制曲，每一曲牌，“一曲牌，只一唱法，初无别样腔情”（沈宠绥）．（刘有恒）（取材自《天禄阁曲谈》）